敦煌好像不应存在讲梵语的社会团体。然而，印度和尚不仅活跃在敦煌，河西绿洲都有他们的足迹。特别是宋初，在太祖和太宗的大力支持下，尽管印度北部佛教受到伊斯兰势力的袭击，出游中原的印度和尚人数还在增长。吸引他们来华的另一个原因，大概是五台山这一文殊菩萨圣地吧。早在1924年，哈金发表了伯希和收集的梵-藏文对照表，这是曾赴五台山朝圣的印度和尚evaputra于10世纪后半期在肃州口授而成。这些印度和尚使用的是梵语，令人奇怪的是敦煌寺院僧侣也在印度和尚的教导下学习梵文。此外有人推测早在吐蕃统治时，吐蕃僧侣就在敦煌开启了学习古梵文佛经的先例。在敦煌出土的文献中发现有在西藏编撰的《翻译名义大集(Mahavyutpatti)》残片，说明这一写本在吐蕃时期传到了敦煌这为上述推测提供了证据。10世纪下半叶，随着来中原的印度僧人的增多，自然与其交流的机会也增多了，于阗作为来华的必经之途之一，很多当地人为他们翻译，充当中间人。此说基于一份梵文一于阒文双语写本被熊本裕称作《西域旅游者日梵一于阗语会话练习簿》。该手册似乎是与一位印度和尚在来华途中合力编成的，其目的地是五台山。
4.回鹘文
为了保持这一地区的正常贸易，曹氏归义军政权(10世纪）恰如他们与于阗的贸易一样，不止一次地与甘州回鹘展开贸易，并力图与甘州回鹘保持良好关系。也许由于这种关系，一部分回鹘人得以留居敦煌。11世纪时，受西夏扩张的胁迫，大批甘州回鹘必然向西边的敦煌迁徙。同时，西回鹘也有人向敦煌一带迁移，这一点也不容忽视。无论如何，大批回鹘人的迁人逐渐将曹氏政权演变成傀儡政权，进而控制了敦煌。曹贤顺于1014年派使访辽，即被称作“沙州回鹘”，可见敦煌此时已易权于回鹘。基于这一历史背景，自10世纪下半叶起，敦煌地区回鹘语的使用理应呈现剧增态势。它的影响可与汉语相匹敌，并最终超过汉语。然而出土的大约50件回鹘文写本中尽管含有佛经、占卜、格言警句和书信，但无论怎么讲都不能算多。或许有人认为这是当时回鹘文在回鹘中并不广泛流行所致。事实并非如此，洞中对文献的收藏有偏向性，至于原因何在，尚待考证。但它说明追溯语言史单靠文字材料是不够的。敦煌还存有大量出土于其它洞窟的元代回鹘文文书，兹不赘述。
二、汉、吐蕃语言之共存
1.吐蕃统治时期的影响
上文我们简略地概述了敦煌地区使用语言的情况，除回鹘语根据现有材料无法确定其流行程度外，对敦煌语言有着根本性、持久性影响的当首推吐蕃语。因为吐蕃在786-848年间对敦煌实行军事统治，敦煌百姓不可避免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接触到吐蕃语。既然统治者使用吐蕃语，不难想象各级政府机构也在使用吐蕃语。中原与吐蕃的官方交往中翻译显得日益重要，吐蕃语在敦煌的汉族百姓中也自然流传开来。同时，在起草官方文书时，吐蕃也任用汉族官员。这一推测可从以下事例得到证明：敦煌文献中吐蕃时期的写本与官方行政文书的抬头一致，有的契约落款是汉人却用吐蕃文，而汉语文书却常常是吐蕃文的落款。再者，吐蕃语名词出现在汉语文书中一般认为始于吐蕃统治时期。不仅仅那些难译的象乞利本、节儿这样的官名和诸如悉董萨、曷骨萨的部落名称，而且象“洛易”对应吐蕃语中lagyig(指印)都在汉语文献中出现过。相应地，在吐蕃语文献中也有更多的汉语专有名词出现。敦煌文献中有几件吐蕃一汉专有名词表的残片，这为汉-吐蕃语对译提供了直接的工具。吐蕃文写本和汉藏写本都已为人熟知，本文中所补充的材料是迄今被忽略了的残片和“十二地支”汉藏语对译表，这是日常所需的纪年工具。
9~10世纪河西、中亚地区摆脱吐蕃统治以后，吐蕃语仍然占有很高地位，并常作为外交语言。上述的于阒一汉语文献中，有一件写本即有汉、藏短语而且还用于阗语对吐蕃语作了解释，表明这一卷子是于阒人使用的，同时也显示了10世纪吐蕃语的国际地位。
2.佛经抄本
吐蕃赞普弃宗弄赞(815-841在位)执政期间，下令在西藏和其统治下的敦煌开展大规模抄经活动。这一活动涉及了近千人。所抄经卷主要是藏文的《无量寿宗要经(Tshedpagtumedpazhesbyabathegpachenpoimdo))、藏文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Shesrabkyipharoltuphyinpastongphragbrgyapa)》(《大正藏》第220号），该经曾由玄奘译为汉语。写经生与校勘者常附在抄本之末。汉语写本自然由汉族人来抄写，值得注意的是，从名字上看，抄写吐蕃文经卷的大部分也是汉族。从敦煌的人口比率上看，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有个前提，这些汉族人应对吐蕃文写本有充分的了解并能抄写吐蕃文佛经。反之，许多汉族人通过抄写佛经而掌握了吐蕃文。无论如何，由于吐蕃政权采用强制手段来抄写佛经吐蕃文写本遂逐渐渗透到敦煌汉族社会中，不管他们愿意与否。当抄写《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的吐蕃译本时，写经生会收到一张与抄经纸一般大小的纸，称作glegstshas，它是否意味起着衬垫或是保护经卷干净或其它初衷尚不可知，但是它可以辨认出来，因为持有者常这样写这是BungTseveng的glegstshas。”t1155)。这些glegstshas上写有信件的抬头、借据等诸如此类的短语，说明那些写经生利用抄经的闲暇来练字。说明他们并非机械地照本抄经，而且熟知吐蕃语。
除了这些政府规定的抄经活动，寺院也有小规模的抄经。在遗留的几十件同样版本的汉语《金有陀罗尼经》后用吐蕃语签名。其中的泛广、张寺加和邓英子这样的姓名也出现在汉文、吐蕃文版的《无量寿宗要经》的写经生名单中。另外，其中的五件写本有“三界”的字样，说明在政府发起抄经的同时三界寺也有抄经活动。它也许说明不了什么，却反映了即便抄写汉文经卷时他们仍用吐蕃语签名。
3.寺院
这一时期佛教支配着精神领域，吐蕃统治了河西后，藏传佛教与中原佛教开始接触、融合，这对于佛教的发展至关重要。研究藏传佛教和吐蕃语在寺院中的使用，要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状况和佛教的影响。此时藏族佛教高僧法成，俗姓“吴”。他出生于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精通汉、藏语，写了不少汉、藏着作并一一对译。他是敦煌佛僧中的大师，被称为“三藏法师”。他的弟子至少有一部分精通吐蕃语是公认的，他的影响也同样波及了俗人。P.t.336是藏文版的《如意轮曼陀罗（Cintamani-mantra)》，落款是“张gTsug-legs所写”，但另外的源自中原的写本“宋判官经”背面注明它属于一位姓宋的中原官员。
4.藏汉双语群体社区的模式
吐蕃统治的影响达到极点即产生了藏汉双语群体社区。敦煌的汉人不仅仅通汉语，而且能流利地听、说、写吐蕃语，尽管不明其立社动机是使用吐蕃语或为方便他们中的大多数使用吐蕃语，这些“吐蕃化的汉人”形成了组织或社。不管何种动机，都反映出吐蕃语已深人到汉人社会的基层——社，值得关注。两件用吐蕃语记载社规的文书日期明确。其中一件(Ch.73.xiii.18)列有社长zeI-shi(齐施)和十名社员，他们基本是汉人。遗憾的是这一文书大部分遗失，因而看不到全部社规，但保留的关于违反社规的处罚与汉文的社规类似。另一件文书（P.t1103)也有二三个汉人名字。还有一些汉文社司转帖，背面是藏文写的纳赠历（P.t.1102)。这也补充说明了吐蕃文在社区中的行用。
有关社区组织的吐蕃语文书最早出现于吐蕃统治时期，但同时建立的汉藏双语社区于归义军时期还存在。这通过10世纪一份关于“五姓”算命法的吐蕃语写本可以看出，其中姓按五音度归类。这一以“五姓”为基础的占卜表对非汉族或没有一定汉化程度的人是没有用的，它是被那些受过吐蕃语很大影响的汉人使用的。象这样的材料表明10世纪下半叶至少有吐蕃语写本的使用，从而可窥见汉吐蕃双语社区之一斑。
5.汉、吐蕃双语文献
吐蕃统治时期，随着吐蕃语、吐蕃文在敦煌汉族社会的渗透，渐渐在汉人中形成了用吐蕃文书写汉语的习惯，于是1些汉文书用吐蕃文转抄下来。大体上有以下几种：
佛经类：《金刚经》、《阿弥陀经》、《法华经普门品》、《天地八阳神咒经》、《般若心经》。
曲子词：《对明主郑郎子辞》、《游江乐泛龙舟》、《寒食篇》。
问答集：《菩提达磨禅师观门》、《大乘中宗见解》、《长卷》。
佛教徒颂词：《道安法师念佛赞》、《南宗赞》、《辞道场赞》。
童蒙读物：乘法表、千字文、杂抄首先，从年代上讲，这些写本属于吐蕃和10世纪的曹氏归义军时期。吐蕃和归义军时期的佛经写本在音韵上明显不同，由此可得出后文提及的推论。曲子词大都写在glegstshas上，大概是吐蕃时期抄经活动的聚集地的写经生为排解抄经的枯燥时自唱并写下的。他们不过是随笔所记而已。佛经颂词是寺院和尚日常所用的。伦敦的《长卷》是最长的吐蕃汉双语经文，主要由问答集和颂词组成，从内容和语音上看，流行于10世纪的寺院。吐蕃时期的佛教文献只有经文而没有此类反映僧人生活写本，原因尚待探明。童蒙读物中，如杂抄37，象曲子词一样记录在吐蕃时期的glegStshas上。同样地，千字文(Ch.8611背；不同于P.1046注了音的千字文)属于吐蕃时期。乘法表则不同，其背面的吐蕃文文书上有于阒使者刘司空的名字，显然属归义军时期。
这里要重点说明的是，用吐蕃文书写汉语的传统从吐蕃时期建立一直延续到10世纪曹氏归义军时代。当时，吐蕃已被逐出敦煌，所有使用书写吐蕃语的政治压力已荡然无存。但是一种习俗一旦形成就不会容易消失，同时还应考虑这一传统为社会各阶层保留并导致了对汉语的疏远。然而，迄今还没有说明这一点的材料。
三、敦煌地区的汉语正如文章幵首所言，敦煌自汉代起即为中原所统辖，而敦煌与中原的政治联系又常被切断，于是敦煌一带逐渐形成了地区方言。敦煌移民大都来自甘肃、陕西等周边地区，因而这一地区的方言大体上属于西北方言。事实上，在上述吐蕃文-汉语双语文献的早期音韵，就反映出唐代沙州汉语之西北方言特色。唐代，吐蕃统治之前，敦煌和中国其它地区一样，应从习俗到制度上与中原一致。中央派来的官员应讲长安正式的官方语言，学校的课本也应与长安的朗读发音一致。因为，就地域上说，长安也属于西北方言的流行地区。情形有一些复杂，但应该能推测出代表唐朝语言水平的标准语言(特别是官方语言)不同于长安的方5。若在长安存在着这种差别，那么目方语曰与方5的差别在敦煌会更显着。再者，即便敦煌方言(河西方言)是大多数当地居民的母语，在一些官方场合它已无法辨认了。但是纠8年张议潮起义建立相对独立的政权后敦煌与中原的联系逐渐减少了，与此同时，敦煌方言的地位也相应上升，出现于公共场合，特别是10世纪曹氏归义军统治时期，敦煌方言成为独立的敦煌官方语言。吐蕃统治时期和归义军统治的早期用吐蕃文转抄的汉文写本反映了长安标准的或类似的发音，归义军统治晚期的写本则展示了河西方言的特色。由此可知在唐朝和吐蕃统治时期，敦煌寺院诵经用标准统一的发音，而归义军时期开始用地方音。这生动地说明了敦煌汉语口语标准的变迁。但要注意敦煌方言一直存在，即便是唐朝和吐蕃统治时期它仍是敦煌人民日常用语的基础。由于现在对它很难解读，在现存材料中反映不出来。前文在论述藏汉双语群体社区的模式时曾间接提及社规中记有一些名称的音译，便于了解敦煌方言的发音形式。但因它们既不是佛经也不是曲子词，没有必要读出声来，因而须念的只是这些名称而已。从这种意义上这些文献很有价值。
四、结论
如文章在开始提到的，从汉代起敦煌就属于讲汉语的中原汉政权。同时地处丝绸之路的十字路口不同种族的人往来期间，从而形成了多语种的地区。但这并不影响汉语之主导地位。然而，吐蕃统治时期对汉语的使用有一定冲击。归义军统治时期汉文化得以复苏，汉语中的河西方言成为敦煌的主要语言。这一现象转瞬即逝，尽管在现有的资料中难以证实，但随着10世纪晚期的回鹘化，汉语的使用越来越少，渐渐被回鹘语和其它语言取代。随着西夏、元、明、清的兴衰变迁，敦煌现在仍是一个几乎汉化的社会。清雍正、乾隆年间再度统辖敦煌，管理地区事务，这为政治变迁如何影响边境地区残存的语言提供了例证。清以前的几个世纪几乎没有材料让我们对敦煌地区的语言状况作出推测。而11世纪以前的语言状况因为敦煌藏经洞出土的许多写本，我们大体有所了解。本文对此作一概述，但遗憾的是无法考证各种材料来源的背景。
格勒奈特(F.Grenet)和西姆斯威廉姆斯(N，SimWilliams){粟特语古信札的历史背景(TheHistoricalContextoftheSpgdianAncientLetters)》，载《伊朗历史的过渡期(TransitionPeriodsinIranianHistory，ActedusymposiumdeFribourgBrisgou22-24Mai，1985）），列文，1987年，第101-122页。
池田温《八世纪中叶敦煌地区的粟特人聚落），载《欧亚文化研究》，札幌，1965年，第49-92页。
伯希和粟特文献8结束于一篇关于一位姓康的粟特人歌功颂德的思文，说明这一写本并不来自粟特地区，而是居住在中国的粟特人撰写的。另外，这些写本都有相应的汉语名称，证明了这些写本产生的背景。对敦煌粟特语文献的注解，见吉田丰《粟特语文献》，载《敦煌胡语文献：K《讲座敦煌》卷6），东京，1985年，第187-204页。参见avidA.Utz《粟特佛教文献研究概况），东京，1978年。该文对粟特研究的状况进行了回顾，富有参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