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并成先生主要从分析唐玉门关所处位置应有的地形地物人手，论证唐玉门关确实位于今安西双塔堡附近，该关东汉永平十七年(74年）即巳设置，一直延及唐末。之所以关址无遗迹可寻，或因侵蚀荡然无存，或可能由于清代利用唐玉门关残址修筑双塔堡，玉门关址为后世所不闻。至于清双塔堡是否即唐玉门关址，“目前尚难定论，需要今后进一步的发掘和研究来检验”。
大方盘城是小方盘城的姊妹城，也是玉门关地区的一处重要城堡。光绪十七年（1891年）陶葆廉着《辛卯侍行记》，将该城误断为汉玉门关。1921年斯坦因在《西域考古图记》中认为该城为河仓城。李正宇先生从大方盘城距沙州里程、大方盘城同河仓城二者的规模、破坏程度及同曲泽烽关系的比较分析中，考得大方盘城“本是汉晋时期敦煌郡西部边塞的一座军用仓库——昌安仓遗址”。左右舆论70年之久的斯坦因河仓城之说，至今始得驳正[25]。
阳关的研究活动仍旧不如玉门关那样积极热烈，但也取得了值得称道的成果。早在1981年初，侯仁之先生就撰文提出南湖绿洲沙漠化的问题[26]。侯先生有感于南湖绿洲比起汉唐时代已经明显缩小的历史变迁，着重探讨并指出了南湖绿洲30年来天然植被遭到严重破坏和强烈沟蚀作用还在活跃地进行的严峻事实。他在文末指出如果我们能够把(河西走廊祁连山下)这些大小绿洲一一加以考察，然后进行比较研究与综合分析，一定会揭示出更为重要的问题，为进一步改造这一富有历史意义的地区，提供必要的参考资料。”侯老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髙度，为历史遗址地区的研究工作指出了新的方向。这在人们的环境意识还相当薄弱的七八十年代，确是难能可贵的。
通过这次短期考察，侯先生指出，南湖破城子即唐寿昌城，汉龙勒县遗址；今黄水坝水库是唐寿昌海，汉渥洼水；古董滩应该是阳关遗址。吴扔骧和余壳先生在《汉代的敦煌郡》一文中指出，根据地理形势和遗址布局，向达先生关于阳关置于墩墩山与龙首山之间的红山口的见解是恰当的，而所谓古董滩，应是汉阳关都尉治所。
李正宇先生主要依据唐五代敦煌乡土志残卷，经过反复多次踏勘考察，解决了阳关区域一些遗址的疑难问题，得出了若干与众不同的见解从考察石门涧入手，查明一系列以“石门”命名的古代地名：所谓“墩墩山”即唐宋时代的石门山；习称的“墩墩山烽燧”即唐宋时代的石门烽；石门烽东侧的红山口，即唐宋时代的石门谷；穿过石门谷北流之水，今名大沟，唐宋时名石门涧。今之西土沟，即唐宋时代的无卤涧，其源头在“石棺材”西南1里许泉水出露处。关于阳关，其规模据古籍记载折合公制长为41米，宽33米，面积为1353平方米。阳关故址应在上述无齿涧源头东北附近。今无商涧源头东北300米许有“石棺材”，疑为阳关城之遗物，若然，古阳关或当在此。李先生认为，这种新说连同以往诸说，“皆有待探查发掘，方可最后定论”。至于汉渥洼水，自上世纪40年代向达、阎文儒二先生纠正月牙泉为“汉渥洼池”的误断，指认南湖黄水坝水库(今名南湖水库，又称阳关水库)为渥洼水以来，人们一直沿用此说。李先生考得水库以南2里许的一处沼泽遗址，与P.5034《沙州图经卷第五》所载渥洼水方位、里程、形状、大小俱合，当为渥洼水故址。
近年来，李并成先生考察并报道了南湖地区面积更大、遗物更多的又一处“古董滩”，称为“东古董滩”[29]。这个古董滩位于南湖破城与山水沟之间，原是一片绿洲，其废弃和沙漠化发生在唐五代以后。他认为东古董滩是一块历史时期绿洲沙漠化过程的典型区域，进一步研究这类绿洲的沙漠化问题可为今天绿洲地区的经济开发、防沙治沙和可持续发展服务。
关于丝绸之路的路线及其历史变迁，历来是丝绸之路学和敦煌学关注的课题，这方面的论着巳有许多，但“目前不少意见囿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和史籍资料的匮乏，难以突破传统观点和明清以来方志的很不确切的记载”％]。吴扔骧先生十多年前曾对两汉时期敦煌阳关、玉门关以西人西域的路线作了翔实的考证[31]，近年又综合运用考古、田野调查与地下发现的文字和实物资料，对河西汉代驿道作了新的考述[30]。其中对于汉敦煌郡的古城遗址和驿道走向论述尤为详尽。关于玉门关遗址，他依然坚持前些年阐述的观点，认为在“两汉前后曾有迁徙”。至于阳关遗址，他赞同向达先生的红山口之说，认为古董滩应为西汉阳关都尉府治所，两晋时曾在阳关都尉府旧址上置阳关县。
最后，敦煌悬泉置遗址的发现和成功发掘，也是与两关研究有关的一件大事。悬泉置遗址主要以出土数量巨大、内容丰富的汉简闻名于世。这些汉简为研究我国秦汉史、西北地方史、中西交通史、西北民族史、两汉丝绸之路以及其他专门史提供了丰富资料[32]。相信悬泉汉简将有助于两关研究的深入展开。
从以上两关研究的历史回顾我们可以得出如下认识：
1.研究队伍不断扩大，研究者的身份也在不断变化。在两关研究的早期阶段，斯坦因等外国学者占据主导地位，我国的参与者是以罗振玉、王国维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人数不多。40年代以来，当时的中央研究单位和大专院校的一批专家学者是两关研究的主体。20世纪70年代末到现在，省内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基层文物部门的专家学者在两关研究中起主导作用，人数多，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穷。从研究工作的性质来看，早期和中期以访问、考察性质的面上的工作居多，点上的、专题性研究工作相对较少。解放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面上的普查、考察工作深度和广度不断加大，更加扎实细致，点上的专题研究工作越来越多，水平越来越髙，新发现和创见不断涌现。可以说，目前是两关研究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2.两关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两关的建置和时空变化(也可以说是“关史”)上，所研究的基本问题，如玉门关是否有过西迁，东移的时间和迁置地点，阳关遗址的确切位置，有的已相当深人，看来接近于解决，但多数还是双解或多解的，离最终解决还有相当长的距离。围绕两关所发生的重大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事件，在关史研究中涉及到的不少，但专门性的研究似乎不多。两关当中，阳关研究少一些，进展似乎也慢一些。
3.研究方法有了改进和提髙。事实一再证明，文献研究、野外调查和考古发掘相结合的综合手段，是两关研究的有效途径。文献研究和野外调査迄今仍旧是最常用也最经济有效的方法。近年来李正宇先生关于阳关区域古迹、大方盘城和河仓城以及今安西境内玉门关的考证，李并成先生关于石关峡在历史上两度作为玉门关的研究，吴扔骧先生对汉代入西域路线变迁的研究，都是这方面的成功之作。还可以列举出许多这样的例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想方法和研究实践，倾注了研究者的心血和劳苦，其论着读来令人敬佩。考古发掘在两关研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每个研究阶段中考古发掘都引发了新的研究髙潮。但比较起来，可能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考古发掘似乎是一个薄弱环节。有些研究工作的计划性、组织性和专门性似嫌不足，比较零星分散。
二、阳关博物馆应运而生
随着新世纪第三个春天的到来，阳关博物馆在敦煌大地上诞生了。这是敦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旅游事业发展中的一件大事。
阳关博物馆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适应现实客观需要的产物。从旅游方面来说，阳关、玉门关是敦煌重要的旅游景区之一，近年来中外游客逐年增加，但由于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缺乏合乎现代要求的旅游接待服务设施，严重制约两关旅游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同时，阳关和玉门关地区历史遗迹星罗棋布，文化底蕴丰富深厚，需要用新观念、新思维合理开发利用，需要借助各种艺术手段，展现两关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揭示两关及相关历史遗迹所负载的精神财富，古为今用，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从两关的研究工作来说，亟待加强和深入，尤其需要一个组织机构，运用有效的机制，长远规划，统筹安排，有计划有组织地将研究工作推向深入。再从历史遗迹和文物的保护和开发利用来说，在两关地区更是一个薄弱的、亟待大力加强的重要方面。文物的发现、收集、珍藏，遗址的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这些工作都还停留在初级阶段。这种局面的改变，同样离不开健全有力的组织机构和机制。
以上旅游、研究、开发利用和保护这三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和相互促进的；如果正确处理三者的关系，它们可以相得益彰，共同发展。选择阳关地区，建立一个集博物、旅游、研究、保护诸项功能于一身的博物馆，使上述各项工作全面协调发展，为敦煌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这就是我们建立阳关博物馆的出发点和宗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