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伟
法门寺唐代地宫的发掘离我们越来越远了，可是它在人们心目中的分量却与日俱增，愈来愈重。这主要是因为20年来，法门寺博物馆作为陕西西线旅游的龙头单位，在建设文化强省及传承中华古老文明过程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一批意气风发、热爱法门寺文物考古工作的年轻人，经过20年的艰苦历练，取得了累累硕果。值此法门寺博物馆建馆20周年大庆之际，在全国人民通过各种形式隆重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喜庆气氛中，欣闻法门寺博物馆决定创办《法门寺博物馆论丛》，作为当年负责法门寺地宫考古发掘工作的当事人，我深切地感到，法门寺文物考古研究，已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诚如季羡林先生预言：“同敦煌学一样，研究法门寺文物，将成为一门国际性学科。”
法门寺位于陕西省扶风县法门镇，距西安120公里。据文献记载，法门寺创建于东汉桓、灵之间（公元2世纪中期），经北魏、北周而弘盛于唐代，为安置释迦牟尼真身指骨的着名寺院。
唐代曾多次开启法门寺的地宫供养佛骨。唐高宗、武则天女皇、中宗、肃宗、德宗、宪宗诸朝，均曾延请舍利于禁中。帝后侍奉香灯后，就送至京城各大寺院供人瞻礼。最后一次迎奉发生在懿、僖二宗之际，不仅重修了被武宗捣毁的地宫，而且赐赏了大量金银宝器及供养道具。
1981年8月24日，法门寺明十三级真身宝塔，因历代地震及淫雨等原因，突然倒毁。此事在国内外佛教界引起很大震惊。一些国外佛教大德曾致电探询何日重建真身宝塔。陕西省政府于1986年作出了重建的决定。为配合这一工程，省、市、县三级考古文物部门抽调专人组成考古队，对塔基进行科学地发掘清理，陆续发现了明代环形基槽，以及唐代以青石砌边的方形夯土塔基。1987年4月3日，考古队在塔基的正中部位，发现了唐懿宗李漼咸通十四年（873)建造的地宫后室之汉白玉藻井盖，揭开了当代中国考古最辉煌的一页。
法门寺地宫总长为21.12米，总面积达到31.48平方米。由踏步漫道、平台、隧道、前室、中室、后室、秘龛七部分组成。从咸通十五年（874)正月初四封闭后，从未开启。地宫内所有文物均是1113年前放入的。因地震及塔体压力，地宫石顶及石壁破裂严重，地面铺石亦拱起，许多文物被砸损。长期漏水透气，其中有机质文物保存现状极差。除了中国文物保护专家在刚出土时进行了大量保护除霉工作外，大量的丝绸织物，目前正由德国专家着手揭取修复。
地宫中大批珍贵文物的出土，是唐代考古空前重大的发现。这批文物的显着特点是：高等级的文物多，佛教供养器多，新出现的器形多，器物上的錾文多，佛指舍利多，玻璃器皿多，秘色瓷多，丝绸织物多。尤其是在隧道中出土了《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碑》及《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金银宝器衣物账碑》两通碑石，对了解地宫沿革、勘校文物名称及数量，具有重要意义。据统计，除佛骨外，出土金银器121件（组），琉璃器20件，珍珠宝石等400件（颗），瓷器16件，石质文物12件，漆木器、铁器、杂器20多件，大批丝织品待揭取整理后才可知其具体件数。
法门寺地宫发现四枚佛指舍利。佛是指释迦牟尼，佛骨在佛教经典中被称为舍利。释迦牟尼（前565-前485)80岁那年圆寂。火化后，他的遗骨舍利被分成8份，为天竺8个国家建塔供养。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把这些舍利塔打开，分送到世界各地供养。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二十三年“禁不得祠”，“不得”者，佛陀之天竺音译，则完全有可能在始皇时代传入佛之舍利。而印度本土在13世纪因伊斯兰势力进入，佛教基本消失，舍利保存情况不明，因之，法门寺这几枚佛指舍利就尤显得珍贵了。
地宫出土的通体华贵、富丽堂皇的金银器具，绝大部分是唐懿宗、唐僖宗供奉的。许多器物均以“五哥”划文或墨书题记标明物主，僖宗为懿宗第五男，在册立皇太子前宗室内以“五哥”相称，所以僖宗就是供养的许多器物的主人。全身以珍珠璎珞为装饰的捧真身菩萨，则是为祈求懿宗“圣寿万春”而铸造的。这些都是属皇帝所有的等级最高的唐代金银器物。
地宫出土数量众多的法器及供养道具。如盛放佛指舍利的各类棺椁宝函，还有包括灌顶、供香、供食、供花、燃灯的许多道具。其中以迎真身十二环锡杖最为重要，是国家重宝。
许多金银器是皇帝为迎送真身特别颁布敕令制造的，如卧龟莲花纹朵带环五足银熏炉底，錾刻有“咸通十五年文思院造八寸银金花香炉一具并盘及朵带环子，共重三百八十两。匠臣陈景夫、判官高品臣吴弘殷、使臣能顺”。这些錾文对研究唐代宫廷内金银作坊组织、职官设置、唐代晚期度量衡制度等方面，都提供了珍贵资料。
许多前所未有的新器形的出现，丰富了唐代金银器的种类。如僖宗供奉的蕾钮摩羯纹三足架盐台，金银丝结条笼子、飞鸿球路纹银笼子、鎏金鸿雁纹茶槽子、鎏金团花银碣轴、鎏金飞天仙鹤壸门座茶罗子等等，使我们了解到唐代宗室贵族饮茶时所使用的调味器、烘烤器、碾茶器等用具，反映了唐代贵族生活及其风貌，是研究中国饮茶方法的极难得的珍品。
地宫中大量的琉璃器，在唐代比金银器价值要高贵得多。这些琉璃器上使用了刻花、贴花、印花、彩绘等独特的琉璃冷热加工工艺体系，是现存的古代伊斯兰琉璃中极为罕见的珍品。中外琉璃器皿研究的专家，通过对世界各地收集的伊斯兰刻花琉璃样品化学成分的测试，与法门寺器比较，大多认为法门寺的琉璃器其中大部分应属于9世纪以后伊斯兰琉璃重要的制造中心一伊朗内沙布尔。这批琉璃器入藏在公元874年，证明晚唐时期，中国与西亚仍有密切的贸易往来。
秘色瓷为唐懿宗所供奉，这被地宫内所出的《衣物账》碑所证实，给中国陶瓷史研究提供了一批可靠的标准器。从而使我们知道秘瓷釉色以青绿为主，也有微黄釉色的。个别器物在口沿或底足镶有银知，使器物显得华贵，特别是以平脱手法装饰的花鸟团花纹瓷碗，更是海内绝品、瓷器中的稀世珍宝。这批秘瓷入藏于公元874年，可证实秘瓷烧制成功的年代还可上溯更早的时期。
据地宫《衣物账》记载，懿宗、僖宗、惠安皇太后、昭仪、晋国夫人等共供奉各类纺织品七百多件，地宫犹如一座唐代皇室纺织品宝库、织物品种有绢、锦、绫、纱、罗等等，仅绢类可达百种之多。刺绣品的加工手段有蹙金绣、蹙银绣、平绣、贴金绣、平绣加金筐、绣加绘等；印花方面有镂空版印花、凸版印花、描金印花、描金绘花等。数量众多的织金锦尤属存世最早的实物。捻金丝最细直径仅0.1毫米，每米3000转，说明金丝加工技术之髙超卓绝，目前德国专家已揭取清理出一些衣物，鲜艳夺目，俨然如新，表现了唐代丝绸织造方面惊人的高度艺术水平。
自1987年春法门寺地宫考古发掘以来，学术界高度重视法门寺地宫文物的科学研究，关于法门寺文物考古与历史文化研究的论题与成果层出不穷。法门寺考古队及时发表法门寺发掘简报（《扶风法门寺塔唐代地宫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0期，《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2期），出版《法门寺地宫珍宝》（法门寺考古队石兴邦编选、韩伟解说，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4月版，1989年3月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法门寺博物馆先后出版《法门寺》（张廷皓主编，陕西旅游出版社，1990年9月；法门寺博物馆主编，陕西旅游出版社，1994年），《中国考古文物之美10：佛门秘宝大唐遗珍——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法门寺博物馆编纂，文物出版社、光复书局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12月），《法门寺文物丛书》（李新玲主编，长城出版社，2003年11月）等多种大、中型图录。这些图录的出版，为学术界研究法门寺文物提供了充分的考古资料。
20年来，法门寺博物馆共召开了近十次规模不等的国际性法门寺历史文物研究学术讨论会，出版了《首届国际法门寺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张岂之、韩金科主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6月），《1992年国际法门寺佛教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人文杂志》1993年增刊），《95越窑秘色瓷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5《文博》专号），《98法门寺唐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韩金科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法门寺博物馆对法门寺文物考古研究的深人开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20年间，省内外学术界出版了大批关于法门寺研究的学术着作。据不完全统计，自1988年以来，学术界共出版关于法门寺研究的专着近50种，发表论文、研究报告约380篇。如此众多论着以唐代文明和佛教文化为两大主轴，前者围绕法门寺地宫文物与唐文化研究（含金银器、琉璃器、秘色瓷、丝绸以及茶具茶文化等），涉及的研究领域涵盖唐代政治史、文化史、科技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等方面；后者围绕佛教文化，涉及的研究领域涵盖佛教史、佛教艺术、佛教哲学等方面。其中比较重要的有，陈景富《法门寺》、《法门寺史略》（三秦出版社，1988年4月；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7月）；柏明、张天杰等《法门寺与佛教文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5月）；柏明、陈全方等《法门寺与佛教》（陕西旅游出版社，1990年7月）；梁福义《法门寺纪事》（陕西旅游出版社，1990年8月）；王瞻《法门涅盘》（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3年8月）；梁子《唐宋茶道》（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11月）；李发良《法门寺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一版，2000年1月第二版）；吴立民、韩金科《法门寺地宫唐密曼荼罗之研究》（中国佛教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10月）；廖原、任新来《乾陵与法门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9月）；李新玲《法门寺》（三秦出版社，2003年8月）；张高举《佛教圣地法门寺》（三秦出版社，2003年11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法门寺博物馆、宝鸡市文物局、扶风县博物馆《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4月）。法门寺文物考古研究的繁荣，无疑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学术界注入了新鲜的活力。
回顾20年来的法门寺研究，我们可以清楚地的看到，法门寺博物馆一批热爱文物考古事业的年轻同志，终于站立起来，成为法门寺文物考古研究工作的中坚力量！我衷心地希望他们在姜捷馆长的带领下，努力办好《法门寺博物馆论丛》，并通过《论丛》这个纽带，引入良好的学术规范，不断开拓法门寺文物考古研究的新天地，不断扩展学术队伍，不断推进法门寺文物考古研究的健康发展。
祝愿《法门寺博物馆论丛》越办越好！
祝愿法门寺文物考古研究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
2008年10月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