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年间，着名诗人白居易担当翰林学士，现存《白居易集》中收有元和元年的一道敕书。该敕书载云：“敕新罗王金重熙、金献章及僧冲虚等，至省表兼进献及进功德并陈谢者具悉。今遣金献章等归国，并有少信物，具如别录。卿母及妃并副王宰相以下，各有赐物，至宜领之。冬寒卿比平安好，卿母比得和宜，官吏僧道将士百姓等，各加存问，遣书指不多及。”此敕书又见《全唐文》卷六六五。不过，《三国史记》中作“金宪章”，而《白居易集》及《全唐文》作“金献章”，“宪”、“献”中文与韩语发音均相同，因白居易所作诏书在先，故笔者以为新罗所派王子当为“金献章”。同时，《三国史记》言明是新罗宪德王即位第二年派使人唐，但白居易起草的唐宪宗敕书中却题为“新罗王金重熙”，况且，宪德王杀侄儿金重熙（哀庄王）登上王位后很快就入唐告哀，唐朝也派使吊祭册封，诏书中不可能仍然写已经去世的金重熙，是《三国史记》将此条史料排列推后，还是如韩国学者所云《三国史记》中纪年有问题，或者上述诏书本身传写时出现错误，抑或是《三国史记》所载与白居易所作诏书完全就是两件毫不相关的事情？文中姑且认为《三国史记》时间排列出现问题。但无论如何，上述敕书中提到僧侣冲虚其人，他担当新罗人唐使节，“省表兼进献及进功德并陈谢”，他在新罗佛教界处于什么地位，新罗王派他入唐有何用意，他入唐是否还担当和佛教关联的使命？因史书缺载，难能作论。
第三，入唐求法僧侣因各种原因得到唐朝皇帝召见，显示出佛教交流在唐罗关系中的重要地位。
上述唐太宗亲自接见慈藏，赐予佛教典籍，皇太子李治也赐予相关物品，其用意相当明显。一方面唐太宗肯定慈藏在唐求法所取得的成就，另一方面当是在唐与高句丽摩擦对峙，新罗备受百济和高句丽压力的现实背景下，对以佛教立国，新罗王特别器重的佛教人士予以照顾，也是唐太宗父子为实施半岛政策，强化与新罗已有的友好关系，牵制高句丽的用意所在。
8世纪中叶的新罗人唐僧侣无相，以及随后的无漏法师，受到唐玄宗、唐肃宗父子的厚爱。据现存《宋高僧传》等书记载，无相为新罗王第三子，在新罗就已经剃度，开元十六年（728)年入唐。此时新罗圣德王在位(703~737)。圣德王在位三十余年间，曾经派遣入唐使者四十次，其中包括王弟金钦、金嗣宗，王子金守忠，王侄金志廉、王族（或为“侄”）金志满，从弟金相等人，唐玄宗确实也接待过金守忠、金志满、金志廉等，只是现存《三国史记》、《三国遗事》等史书，并没有记载身为王子，且已经剃度的无相入唐事宜。无相宝应元年（762)圆寂享年79岁，如此推算其生年当为公元684年。就是说，新罗神文王金政明在位期间无相已经出生。依照上述史书记载推算，他可能是神文王的儿子，即是圣德王的兄弟。神文王死后太子理洪继立，是为孝昭王；而圣德王隆基为神文王第二子，继其兄孝昭王而立。另据记载，无相到达成都后，因“相之弟本国新为王矣，惧其却回，其位危殆，将遣刺客来屠之，相巳冥知矣”，似乎证实了无相为新罗王子之事实。但事实似乎并非如此。其一，无相入唐前已经落发为僧，开元十六年入唐，此时圣德王已经在位二十五年之久，根本不存在无相返回威胁其王位之可能。其二，与上述理由相类似，孝成王738-742在位，此时无相入唐已经十年，孝昭王在位也已十年；景德王743~765在位，更不存在无相威胁王位的事情。其三，无相人唐时间已久，而且巳经到达边远的剑南道，并且专心修禅，唐罗关系空前密切，新罗王派人暗杀一个以苦行修道的和尚，似乎很勉强。其四，说有刺客行刺，无相并早巳觉察，更是让人觉得玄而又玄。笔者认同《历代法宝记》的记载，即“无相禅师，俗姓金，新罗王之族，家代海东”。就是说，无相和新罗王室有一定的关系，也可能是新罗王的远房，但他并非所谓的新罗王第三子，人唐后也根本不可能对新罗王位造成什么威胁。无相到达唐都长安后，受到唐玄宗的召见，并将他安置于禅定寺。后无相辗转来到四川成都保唐寺，传承了从弘忍到智诜、处寂的禅学衣钵。无相每年“十二月、正月，与四众百千万人受（授）缘，严设道场，处髙座说法。先教引声念佛，尽一气绝，声停念迄。”在禅法上突出“无忆、无念、莫忘（妄）、（无）（妄）”，此三句学说与三学，即戒、定、慧相配合，形成着名的“三句用心”的禅法传授仪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天宝十五年，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仓皇逃亡剑南道首府成都，在成都又一次见到无相。此时无相声名显赫，唐玄宗以礼相待，在当时传为佳话。无相临终前将衣钵传与无住和尚，其传承更具传奇色彩，成为佛教衣钵传承的典范。就是说，无相入唐后经过进一步的修行，成为佛教界声名显赫的人物之一，受到唐玄宗的器重；他不仅传承了自弘忍、智诜以来的修佛仪式，而且有所创新，对于佛教禅宗的发扬光大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唐懿宗以佞佛而着名，在位期间迎法门寺佛骨到达京师长安，成为唐代声势浩大、供品繁多、耗费空前的一次迎佛活动。唐懿宗在位十四年间，入唐新罗僧侣人数众多，而懿宗皇帝与人唐的新罗僧侣也有交往。査阅《旧唐书》卷十九上，《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二等文献记载，并没有发现咸通十一年（870)唐懿宗接见新罗僧侣之事，但《新罗国故两朝国师教谥朗空大师白月栖云之塔碑铭》（崔仁滚撰）却有详细记载。关于朗空禅师受到唐懿宗接见关联问题，笔者在其他论文中已有论述，在此不赘。
(二）入唐新罗僧侣在唐活动
人唐新罗僧侣历经艰险到达唐朝，在惊涛骇浪中，在漫漫沙漠戈壁中，在孤寂无聊和艰难困苦中，他们用坚强的毅力和一腔热血，在陌生的国度，付出了常人难以忍受的艰辛。新罗着名僧人元晓没有入唐，但“尝与湘法师人唐，慕奘三藏慈恩之门，厥缘既差，息心游往”。《宋高僧传》卷四《唐新罗国义湘传》中，记载了元晓、义湘两人入唐受阻之情况。义湘最终到达唐朝，元晓则平生在新罗修行着述。就是说，要人唐求法或者成就一件艰难的事业，必须有坚忍不拔的决心，如稍有动摇，就会前功尽弃。当然，元晓大师在新罗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新罗中代的朗慧大师无染，随新罗使节入唐，“及大洋中，风涛钦颠怒，巨煸敦人，不可复振。大师与心友道亮跨支板恣业风，通星半月余，飘至剑山岛（即黑山岛，在今山东省长岛县）行之碲。”对此，大师“怅然甚久曰：鱼腹中幸得脱身，龙颔下庶几搀手，我心非石，其可退转乎！”也就是说，这次经历惊涛骇浪，生命艰危，但只是功亏一篑，并没有到达目的地。对此，无染禅师意志坚定，绝不放弃，终于在长庆初年，获便搭乘新罗朝正使金昕赴唐朝正的船只，到达唐朝登州。新罗瑞云寺了悟禅师于大中十二年（858)“私发誓愿，拟游上国，随人朝使利涉云溟，乘一支之船，过万重之浪，曾无惧念，不动安禅”，到达目的地。月光寺圆朗禅师咸通七年“投回易使陈良付足东来。时乃波涛腾涌，烟霭昏沉，舟楫有倾覆之虞，僧俗溺之患。师乃略无俱口。若非神通妙用，智识遐周，履险不惊，孰能至此”。除此之外，真鉴禅师、普照禅师、真澈禅师、法镜禅师等众多的新罗僧侣亦先后乘船入唐，求法巡礼，为新罗佛教的繁荣做出了重大贡献。不仅如此，也有僧侣在往返唐朝过程中，葬身大海。如公元831年二月，新罗兴德王遣王子金能儒及九名僧侣入唐，一行在唐朝顺利完成使命，当年七月返回，但一行人返回途中全部溺海身亡。此可能是人唐新罗僧侣葬身大海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
入唐后的新罗僧侣同唐朝僧人一样，也有人踏上了西去印度的历程，一些人由此命丧漫漫路途。据陈景富先生统计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载，唐初赴西域求法的高僧共有56人，其中有8人为新罗人，这就是慧轮法师、玄恪法师、慧业法师、阿离耶拔摩法师、玄太法师、求本法师，以及没有留下姓名的两位新罗僧人。此8人中，求本法师事迹缺载，只知道他曾赴天竺，其余事迹不详。另外，除过玄太法师从西域艰难返回唐朝，其余诸人或者死于印度，如玄恪法师、慧业法师、阿离耶拔摩法师即是如此，或者死于返回途中，或者下落不明，如慧轮法师贞观中作为唐僧玄照的随从西游天竺，玄照奉敕返回后，慧轮先在信者寺驻留七年，后在吐火罗寺院，义净曾见过这个和尚；慧轮精通梵文，“薄闲《俱舍》”，随后事迹不见于史书。而没有留下姓名的两位新罗僧侣，他们和义净和尚一样，是从海路赴印度，病死于求法途中。在此后的岁月中，西域求法的新罗僧侣仍大有人在，其中见于各种记载的有慧超、无漏、元表、悟真等人，而慧超其人及其着作的面世，使他成为新罗人唐僧侣赴西域求法当之无愧的代表人物。据《一切经音义》、《代宗朝赠司空大辩正广智三藏和尚表制》等文献记载，慧超十余岁人唐，开元七年（719)从海路赴印度求法巡礼，开元十六年（728)从陆路返回长安。在随后的几年中，他整理随行记录，撰成一部《往五天竺国传》。《往五天竺国传》残卷，于1905年为法国人伯希和从敦煌石窟中掠取并公诸于世，进而引起各国研究者的广泛兴趣，成为自玄奘《大唐西域记》之后又一部记载西域沿途乃至当时印度历史地理的重要着作。据史料记载，慧超后来从不空三藏为师研习密宗，驻留大兴善寺。唐代宗大历九年二月，慧超曾在内道场撰写了《贺玉女潭祈雨表》。在随后的日子中，慧超于建中元年（780)赴五台山乾元菩提寺修行，最终圆寂于该寺，享年85岁。无漏、元表两人天宝年间分别从陆路前往西域，无漏可能因身体的原因，中途返回，并在安史之乱中和唐玄宗、唐肃宗父子过从甚密；元表返回唐朝后前往闽越习华严经，一直到唐武宗毁佛之时，其人似乎仍然健在，并对佛经的妥善保存做出了贡献。悟真其人于唐德宗在位初期经吐蕃至中天竺求取《大毗卢遮那经》，贞元五年（789)原路返回途中，不幸死于吐蕃境内。
在唐朝巡礼求法的新罗僧侣，除过上述从事佛经翻译、赴西域求法、在唐求法后返回新罗者之外，能够传名后世者毕竟不多，众多的僧人为了修成正果，过着孤寂而默默无闻的生活。如唐昭宗景福二年（892)人唐，前往天台山平田寺的道育就是其中之一。据载：道育“慈爱接物，然终不舍岛夷音言。恒持一钵受食，食讫，略经行而常坐，胁不着席。日中洒扫殿廊，料理常住，得残羹乏食，虽色恶气变，收贮于器，斋时自食。与僧供浴煎茶，遇薪木中蠢蠢，乃置之远地，护生偏切。凡对晤宾客，止云伊伊二字，殊不通华语。然其会认人意，且无差脱。”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其一，此僧入唐求法，但不学唐朝语言，确实令人费解，此为特例？还是具有代表性？不得而知。其二，道育可能是修头陀苦行僧，能吃苦耐劳，而且很注意保护生灵，常常在夏日以身伺蚊虫。其三，或许是在中土时间很久的缘故，虽然他只能发出“伊伊”两声唐音，但能够懂得对方的意思，很少出现差错，也就是说，他对华语的听力已经达到一定程度。道育的经历，显示出众多的新罗僧侣人唐，僧侣中文化构成、家庭背景、人唐的具体原因等呈多样化样相，相信和道育有相似或相近经历，名字没有传下来者当不会少。金地藏为新罗王之族人，人唐到达池州九华山，“乃径造其峰，得谷中之地，面阳而宽平。其土黑壤，其泉滑甘，岩栖涧汲，趣而度日。”他整日苦苦修行，至德初被人在石室中发现，当地百姓在原地为他建造伽蓝；地方官闻风前来，奏请在其地成立寺院。地藏的声名从此传扬天下，“本国闻之，率以渡海相寻，其徒且多，无以资岁”。贞元十年（794)夏在寺中圆寂，享年九十九岁。此后，金地藏作为九华山地藏道场的开山祖师，成为中国佛教信仰体系中着名的菩萨，九华山也在历代僧俗的巡礼瞻拜中享誉世界。
(三）入唐集中居住的新罗僧侣
入唐求法新罗僧侣集团居住，当以山东半岛登州文登县赤山法华院为代表。日本请益僧圆仁开成四年（839)六月初到达文登县赤山浦，在张保皋所建赤山法华院居住超过一年。据圆仁记载，这个寺院有常住僧侣三十余人，均为新罗人。寺院有很大的讲堂，每年夏秋两季都举办讲经法会，一般可容纳200余人。法华院的讲经礼忏、讲经仪式均极为独特，杂揉唐罗双方的特点，如“讲师上堂，登高座间，大众同音称叹佛名，音曲一依新罗，不似唐音。讲师登高座讫，称佛名便停。时有下座一僧作梵，一据唐风，即云何于此经等一切偈矣。至愿佛开微密句，大众同音唱云戒香、定香、解脱香等。”就是说，由于赤山法华院所处唐罗交往要冲，以及建成时间短暂等原因，新罗僧侣人等除保留自己的生活习惯，如重视八月十五节之外，其讲经杂揉唐朝与新罗多种成分，显示出文化的交融和互补。当时在青州及淄州长山县均有新罗院，相信那里的新罗僧人也不会少。但是，由于唐武宗的毁佛运动，圆仁会昌五年九月路过时，“本意拟住赤山院，缘州县准敕毁拆尽，无房舍可一居，大使处分于寺庄中一房安置。”可见，由新罗人建立，僧侣集团居住的赤山法华院此时已不复存在。
唐朝金州有一座新罗寺，相传该寺建造于贞观年间。贞观十年（636)，新罗僧人慈藏与门人僧实等十余人人唐。人唐后慈藏在终南山修行，僧实则偕使者随从来到金州（今陕西安康市），看到汉江眷恋不舍，因请立寺以遣乡思。贞观十三年（639)，金州刺史段志玄在汉江边建成一座寺院，并题其额为“新罗寺”。如上文所述，慈藏贞观十七年（643)慈藏返回新罗，按照一般情况，僧实应该随慈藏返回，但他也有可能并未返回，而是长期居住于此，这样才有新罗寺的繁荣和驰名于世，因为中韩现存史书中并未记载僧实其人返回新罗。另外，从新罗寺遗址考古发现得知，寺院残留的“两个石焱质当为新罗寺大殿正门两侧的碑座，二者距离基本未变，大约在8.5米左右，由此可以推知新罗寺正殿大门石台阶的宽度。据碑座的位置可知新罗寺大殿的方向是坐西南朝东北，即朝着朝鲜半岛方向。”韩国庆州所在的四天王寺遗址南端，也有两个残焱质存在，与此相联系，金州新罗寺的建造是否夹杂新罗寺院建造方式，抑或因为有新罗僧侣参与才如此？因没有文献史料佐证，实在难于作出准确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