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东方
几起几落的中国古玻璃制作，到唐代是一次转折，尽管目前发现的实物不算很多，也没有足够的遗物证实中国玻璃从此发展、普及，但是如果仔细辍合零散的考古发现，参照文献记载，仍可以在断断续续的线索中，勾画出唐朝玻璃器的发展脉络，展示当时玻璃制作、使用的大致轮廓。
早在1970年，着名的西安南郊何家村遗宝中就有一件凸纹玻璃杯（图彩版1E之1，采自《花舞大唐春》），可惜大量精美的金银器掩盖了人们对它的关注，在以后很长时间内没有人对此发表意见。1985年陕西临潼县庆山寺唐代塔基内又出土一件装饰手法接近的网格纹玻璃瓶（彩版HI之2，采自《大唐长安展》），似乎再次提醒人们对唐代玻璃的关注。唐代玻璃的状况究竟如何？像是一个无法猜透的谜。后来由于研究“丝绸之路”成为热门课题，地下出土的外来文物引起人们的兴趣，玻璃器自然纳入重要研究范围。安家瑶对中国宋代以前的玻璃器皿进行了综合研究，提出了这一时期的玻璃有国产和外来两个系统1987年法门寺唐代地宫又一次出土大批玻璃，令人惊异地感到，对唐代玻璃的研究不可漠视，其复杂背景中隐含着极为重要的东西文化的交流问题。
一、唐代对玻璃的认识
早期田野考古发掘中就不断地发现玻璃制品，当时人们不相信元明以前会有玻璃，以至把玻璃残片看成是后来混入的晚期物品，不做报道，甚至扔掉；即便报道，仅仅停留在孤立地描述上。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才逐渐改变。不过在报道考古发现的玻璃时，又常常称为“料器”、“琉璃”。“料器”是沿袭清代的名称，但有些报道中的“料器”又并非专指玻璃。在更多的情况下玻璃被称之为“琉璃”，也是沿用古代称呼。由于“琉璃”是否为“玻璃”存在争议，有时把透明度好的称之为“玻璃”，把透明度差的称之为“琉璃”。将玻璃称之为“料器”、“琉璃”是模糊的概念，因为“料器”有时包括其他材质的遗物，“琉璃”又容易与陶质挂釉的琉璃器相混清。现代玻璃的定义是指由硅石、碱和石灰及其他原料，经过适当的调和、熔融、冷却、固化的非结晶的无机物。现代考古学中将这种物质的遗物称玻璃是最好的选择。
由于古代没有“玻璃”的名称，对玻璃这类物质也没有严格而科学的定义，故“璧琉璃”、“璆琳”、“陆离”、“流离”、“琉璃”、“瑠璃”、“颇璃”、“玻璨”、“颇黎”、“硝子”、“料”等纷繁复杂的名词，都与玻璃有关，这正反映了古人对玻璃的认识模糊不清，文献中对这些名词似是而非的描述解释，又使玻璃这种本来就容易误解的物质器类，在后人理解时增加了混乱。
唐以前的文献记载，无论采用哪种名词，都经常把天然宝石、人工烧制琉璃釉类的器物也包括其中。《汉书西域传》厨宾国条载：厨宾有“珠玑、珊瑚、虎魄、璧流离”。魏孟康曰：“流离，青色如玉。”唐颜师古对孟康的解释不满意，又进一步说：“《魏略》云大秦国出赤、白、黑、黄、青、绿、缥、绀、红、紫十种流离。孟言青色，不博通也。此盖自然之物，采泽光润，逾于众玉，其色不恒。今俗所用，皆销治石汁，加以众药，灌而为之，尤虚脆不贞，实非真物。”从中可以看出，唐人搞不清《汉书》中的“流离”为何物，按大学问家颜师古的理解，琉璃是自然之物，又指出有人工合成的仿制品。在颜师古的眼里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今天看来那种人工合成的仿制品应该就是玻璃。
魏晋隋唐文献中的“琉璃”、“流离”，在佛教典籍中也常常提到，《无量寿经》、《智度论》、《沙弥陀经》中都对佛教的“七宝”有记述，包括“金、银、琉璃、颇瓌、珊瑚、玛瑙、车渠”，有时珊瑚被“赤真珠或“赤珠”取代。释玄应在《一切经音义》中有解释过琉璃、瑠璃和吠瑠璃，如：“吠瑠璃，扶废反，旧言鞞稠利夜，亦言鞞头梨也，或云毗瑠璃，亦作鞞瑠离，皆梵音说讹转也。从山为名，鞞头梨也，山出此宝，谓远山宝，远山即是苏迷卢山也。此宝青色，一切宝皆不可坏，亦非烟焰所能镕铸，唯鬼神有通力者能破之为物。”依玄应的意思是自然的物质，该词来自于印度，是梵语音译。解释佛教经典是一个特殊的角度，对解决玻璃的名实问题帮助有限。
但佛教经典提到琉璃有时也能带来另一方面的启示。《人唐求法巡礼行记》载：“石门寺，寺中有一僧，常念《法花经》已多年。近日感得舍利见，倾城人尽来供养。僧俗满寺，不知其数。得舍利之初源者：念经僧于夜房中坐念经，有三道光明来照满房，晖明而遍照寺。寻光来处：从寺西当岩底出来。每夜照室及寺院，其僧数日之后，寻光到岩所，掘地深一丈余，得三瓶佛舍利：青琉璃瓶里有七粒舍利，白琉璃瓶里有五粒舍利，金瓶之中有三粒舍利”。这里指出琉璃瓶是用作在寺院中盛装舍利的容器，特征是带有光亮，颜色各异。可以想象符合这些特点的材质应该是玻璃。琉璃瓶类常在与佛教有关的记录中出现，甚至在出土文书中也能见到，P.2567《癸酉年（793)二月沙州莲台寺诸家散施状》中提到的施舍于寺院的物品也有“琉璃瓶子一”。
唐人对“琉璃”具有什么特征、由什么人制作和使用抱有很大的兴趣，但对玻璃的认识仍然有限。既然颜师古、玄应将琉璃解释为天然宝石，佛教故事记录中盛舍利的琉璃器又很像玻璃，通过文献考证很难弄清，因而用考古发现来甄别辨认便十分重要了。河北定县寺院塔基遗址中的北魏石函，陕西耀县隋神德寺舍利塔基，河北定县宋静志寺塔基地宫，陕西临潼唐庆山寺，甘肃泾川唐大云寺塔基，西安市隋清禅寺，江苏镇江甘露寺，都出土玻璃瓶，有的在同时发现的刻铭中称“琉璃”，因此琉璃器应该是指玻璃。
考古发现可以证实这一推测。目前唐代出土玻璃器皿最多的是在寺院遗址，不少与盛舍利有关，庆山寺出土玻璃瓶3件，其中一件瓶就是盛装舍利的容器（彩版DI之3)。陕西扶风法门寺发现大批宝物，同时出土记录这些宝物的《应从真寺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器物宝函等并新恩赐到金银宝器衣物账碑》，其中记载：“瑠璃钵子一枚，瑠璃茶椀子一副，瑠璃叠子十一枚”。这里的“瑠璃”与文献中的“琉璃”应是一回事，如同“碗”字写成“椀”字一样，不过用字不同。地宫中玻璃是唐皇室赐予法门寺的珍宝，实物和石刻文字可以对应（彩版I之4、5，采自《法门寺》）。
琉璃即玻璃在日本奈良正仓院宝物中也有证据。《东大寺献物账》记宝物中有“杂玉双陆子，百六十九”，“火精卅五，琥碧卅五，黄琉璃廿，蓝色琉璃廿，浅绿琉璃十五，绿琉璃十五，白棋子十四，黑棋子十五”，与实物对照，明确是指玻璃（彩版1之7，采自《正仓院宝物》）。还有一个有力的证据，正仓院藏另一件吹制成型的深蓝色玻璃唾壶，据《东大寺别当次第》治安元年（1021)条记载，“十月一日前左卫门尉平致经施入绀瑠璃唾壶有由缘仰藏纳之”，可与实物相印证（彩版m之6，采自《正仓院展》1994年）。可见当时至少在有些人的心目中“琉璃”、“瑠璃”的质料是清楚的，就是指现代人所称的玻璃。
还有一个问题是，佛教中的七宝为“金、银、琉璃、颇璨、珊瑚、玛瑙、车渠”，把“琉璃”与“颇瓌”并列。世俗文献中，《魏书西域传》载：“波斯国，……出金、银……多大真珠、颇璆、琉璃”。《周书异域传》载波斯出产“颇璨、珊瑚、琥珀、琉璃”。《隋书西域传》也记载波斯出产“颇瓌、兽魄、珊琥、琉璃”。这种将“颇璨”、“琉璃”并列的记录，似乎是指两种完全不同的物品。唐代博学多识的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说“千年积冰，结为颇黎”，明确把颇黎解释为自然物质。《太平御览》珍宝部将“琉璃”和“颇黎”分条叙述，书中引《天竺记》云：“大雪山中有宝山，诸七宝并生，取可得。唯颇黎宝生高峰，难得。”也是指自然物质。
五代《释氏六帖》载：“《花严经》云欲界六天颜色不同，他化巳上皆如金色，化乐赤珠知足如雪，夜摩琉璃忉利玛瑙四天王天如颇璃色。”此条尽管很难理解，但说：琉璃颜色是像颇璃，言外之意即不是颇璃。《大智度论》陈述一个有关布施的故事时说“八万四千车，皆以金银琉璃颇梨宝饰。……八万四千金钵盛满银粟，银钵盛金粟，琉璃钵盛颇梨粟，颇梨钵盛琉璃粟”。《阿弥陀经》也记载：“极乐国土有七宝池，八功德水充满其中。池底纯以金沙布地。四边阶道，金银琉璃颇梨合成。上有楼阁，亦以金银、琉璃、颇梨、车秉、赤珠、马瑙而严饰之。”大量的材料可证明琉璃与颇璃有区别。
有幸的是，何家村遗宝中有一件莲瓣纹提梁银罐，此罐的盖内六个莲瓣内有清晰的唐人墨书：“珊瑚三段琉璃盃椀各一马脑盃三玉盃一玉辟环四颇黎等十六。”（彩版III之8、9，采自《花舞大唐春》）记录了当时罐内存放物品的种类与数量。出土时罐内有珊瑚2段，凸纹玻璃杯、水晶八曲长杯各1件，玛瑙羽觞，玛瑙长杯，兽首玛瑙杯，白玉忍冬纹八曲长杯，玉臂环4件，宝石16块，与盖内记录几乎不差。“琉璃盃椀各一”，当然指凸纹玻璃杯。水晶八曲长杯看上去和玻璃很难区别，所以一同记录。这一发现的重要在于明确了琉璃就是指玻璃，后面又提到“颇黎等十六”，实物中恰有宝石16块，颇黎是指自然的宝石。如此，不仅古代和现代一直存在争议的琉璃是否为玻璃的问题得到解决，琉璃和颇黎是不同的物质也很明确了。
《太平御览》引《南州异物志》云：“琉璃本质是石，以自然灰治之，自然灰状如黄灰，生南海滨，亦可浣衣，用之比须淋，但投之水中，滑如苔石，不得此灰，则不可释”。这里把琉璃的原料，甚至制造方法解释得很清楚，暗示原料来自自然碱，从草木灰也能得之，当然与现代意义上的玻璃质料相同了。
可以肯定唐朝有很多人能把玻璃与其他物质相区别，同时也说明玻璃并不是普及常见之物，因此人们对琉璃认识很神秘，经常在解释上发生混乱，并常常加以神话。《太平广记》中记载了一个故事：“唐贞元中，扬州坊市间忽有一妓术丐乞者，不知所从来，自称姓胡，名媚儿。一旦怀中出一琉璃瓶子，可受半升，表里烘明。初谓观者曰：有人施与，满此瓶子，则足矣。瓶口刚如苇管大。有人与之百钱，投之，浄然有声，则见瓶间大如粟粒，众皆异之。复有人与之千钱，投之如前。又有与万钱者，亦如之。……或有以马驴人之瓶中，见人马皆如蝇大，动行如故。须臾，有度支两税纲，自扬子院，部轻货数十车至，驻观之。乃谓媚儿曰：尔能令诸车皆入此中乎？媚儿曰：许之则可。纲曰：且试之。媚儿乃微侧瓶口，大喝，诸车辂辂，悉入瓶。媚儿即跳身人瓶中，纲乃大惊，遽取扑破，求之，一无所有，从此失媚儿所在。后月余日，有人于清河北逢媚儿，部领车乘，趋东平而去。”晶莹透明的玻璃与神秘的事物联系在了一起。
《新唐书五行志》载：“唐末，京都妇人梳发以两鬓抱面，状如椎髻，时谓之抛家髻。又世俗尚以琉璃为钗钏，近服妖也。抛家、琉璃，皆播迁之兆云。”用同音词语暗示另外的意思，把“琉璃”与“流离失所”相联系。苏鹗《杜阳杂编》云：“同昌公主以红琉璃盘盛夜光珠，立堂中光如昼。”至少是在夸张中比喻玻璃的神奇。只有当人们没有普遍掌握玻璃制造技术，或玻璃制品极少流行时，那质地滑润、光亮透明的玻璃，较之陶瓷、玉石之类，确有特殊之处，羡慕之余，神秘而好奇之心也自然出现。
二、输入的外来玻璃
唐朝人在解释玻璃时有特别的角度，经常与异域文化联系在一起，在他们的眼里精美玻璃出产的故乡是外国。在充满好奇的记录中，说拂蒜国“其宫宇柱栊，多以水精瑠璃为之”。还说波斯国出产琉璃，“支汗郡王献碧玻璃”。武德二年（619)吐火罗遣使献玻璃。开元六年（718)康国遣使献锁子甲、水精杯、琉璃瓶、驼鸟卵。史书记载不绝的玻璃常常与西方诸国相联系，并明确指出输入的情况和地区。这些玻璃传来后多收藏在唐朝宫廷之中和寺院里。
目前考古发现的唐代外来玻璃占很大比例，保存完整，弥足珍贵，即便在世界各地博物馆的藏品中也罕见同类器物。在“丝绸之路”畅通的唐代，中亚、西亚各国的玻璃输入并不奇怪，要判定每一件器物的确切产地却十分困难，因为即使在西方，交流融合也使各地，甚至不同时代的玻璃具有一些共同特征。但通过不同时期唐朝对外交往的情况，再与外来玻璃仔细比较，大体可推断它们来自何方。外来玻璃的确定，主要是根据器物的形制、装饰纹样、制作技术、质地成分以及历史背景来鉴别。
西安南郊何家村遗宝中的凸纹玻璃杯，透明度较高，稍泛黄绿色。侈口，直壁，平底杯。高9.7厘米，口径14.3厘米，底径10.3厘米。口沿下有一周凸起的弦纹，腹部有八组、每组三个圆环纹，呈凸起的效果。临潼庆山寺玻璃瓶形体较小，瓶口外侈，束颈较高，圆球式腹，小平底。口径3.9厘米、高7厘米。风化较严重，胎色发白，表面好像涂有一层黑色物。器肩有一周凸起的弦纹，腹外壁黏贴不规则的凸起网状纹。器物的表面黏贴玻璃条为装饰，原本是罗马玻璃经常采用的手法，萨珊玻璃兴盛后，工匠们继承发展了这一技术。何家村窖藏遗宝和庆山寺遗址的时代是8世纪中叶或稍晚，这是两件器物制作时间的最下限，遗物的制作年代一般要早于窖藏埋藏的年代。何家村的凸纹玻璃杯被推测是制作于7世纪初萨珊玻璃，具有同样装饰特征的庆山寺玻璃瓶也应是西亚输入的萨珊器物。
还有一件制作技术相似，器形和纹样不同的贴花盘口玻璃瓶出土在陕西扶风法门寺唐代地宫中（彩版DI之10，采自《法门寺》），盘口，细颈，鼓腹，圈足。口径4.7厘米，腹径16厘米，高21.3厘米。呈淡黄色透明。肩部缠贴一道与器体相同颜色的玻璃条。腹部贴四排装饰，第一排为八个深蓝色同心圆形饰，第二排为六个不规则的五角星形饰，第三排为六个花芯形饰，靠近底部的第四排为六个深蓝色的水滴I形饰。无模吹制成型，底部有加工疤痕。瓶1上的圆形饰是先用模子压成，然后趁热贴压，-4I在瓶身上。星形和水滴形饰，是将熔融的玻1璃料挑到瓶身，在冷却之前用工具加工出所j需要的纹样形状。这件器物曾被推测可能接卜I近地中海东岸地方的产品。值得注意的是，"：法门寺地宫同出的《物账碑》未记这件器j物。《物账碑》没有记载的物品发现很多，图一关林唐墓细颈玻璃瓶因为法门寺舍利塔一般三十年一开启，每次都有施舍供奉，地宫中的两枚银棺、汉白玉双檐灵帐、四铺菩萨阿育王塔、蜜金铜浮屠、盏顶铁函都未记人《物账碑》内，这些遗物有明显的盛唐特征，而且均有被砸损的痕迹，可能是会昌灭法时所为，因此早于地宫中其他大量物品。这件未被记录的贴花盘口玻璃瓶的时代也可能略早。由于此瓶的造型特征与萨珊时期的银瓶相同，或许是件萨珊输入的器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