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子谢莉
纵观唐代金银器，以何家村、丁卯桥与法门寺地宫等集群性金银器出土情况，特别是从用于佛家法事活动的法门寺实用器物组合看，从生活文化的角度来分析其用途，大致有六个方面：舍利供养器、茶器、酒器、薰香器、妇女妆奁装饰、日用函盒与赏玩。另，将部分炊具我们可划归茶酒器之下。而作为其他建筑和器物的附件装饰暂不讨论。以上六个方面就亚文化体系而言又可归纳附属于五大文化：佛教文化，茶文化，酒文化，香文化，妇女妆饰文化。
、熏香器的早期形态——汉魏熏炉在我们巳有的文物发现中，最早的是西周香熏，也有春秋战国的熏炉出土。凤翔雍城遗址出土的凤鸟衔环铜熏炉造型优美华贵富丽。汉代可以视为中国熏炉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最精制、最有名、级别最高的当属汉武帝茂陵东侧一号无名墓出土的鎏金竹节熏炉。竹节熏炉高58厘米，底径13.3厘米。熏炉底座镂雕二龙，蟠体仰头张口，炉柄自龙口中向上伸，作五节的竹节状。柄上端铸出三条曲体昂首的龙承托炉身，龙头托顶在炉身底侧，龙体鎏金，龙爪鎏银，鳞甲闪光，体态矫健。全器纹饰多鎏金银，更显美观华贵。炉上镌刻“未央”，知其为内宫所造，原为未央宫物，后归阳信家。有人推测这是汉武帝给他姐姐阳信长公主及其丈夫大将军卫青的赏赐品，现藏于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熏炉盖镌刻“四年内官造”，座镌刻“四年寺工造”。李学勤考证“内官”、“寺工”可能为西汉造器的官署名。熏炉盖与器同刻铭文“五年十月输”。此“输”字作赠送、赏赐解说，因而断定此物系由“内官”为未央宫所造，后赠送给“阳信家”（负安志《谈“阳信家”铜器》，《文物》19829；丰州《汉茂陵“阳信家”铜器所有者的问题》，《文物》1983-6)。“阳信家”指窦太后之孙女、景帝之女、武帝之姊阳信公主之府。阳信公主再嫁大将军卫青，权势盛极一时。这批铜器包括铜钟、铜炉、铜甎、竹节熏炉、铜盆以及漆案铜足、铜衔镳等。与此器物同时代的还有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铁暖炉、铜甎、熏炉、铜盆以及漆案铜足、铜衔镳，其中“长信宫灯”等原属“长信宫”主人窦太后。比茂陵文物时代更早的是汉阳陵出土铜钟、铜盆、铜钫、铜熏炉。汉阳陵出土的铜熏炉底径20.6厘米，高15.4厘米，比竹节熏炉小而简（《汉阳陵考古陈列馆》，文物出版社2004年12月，112页）。
湖南怀化地区文物工作队发掘出土的陶质博山炉反映的是西汉南方民间的熏香器（《湖南怀化汉墓》，《文物》1988-10)。
山西浑源毕村西汉墓出土的铜器使我们看到了四种不同造型的铜熏炉(《文物》1980-6)，其中的四神炉，通长27.7厘米、通高9.8厘米、炉口长13.6厘米、把长12.4厘米，带四足、曲折手柄，造型独特。安徽天长县和天津武清县也出土有带柄熏炉（《安徽天长县三角圩战国西汉墓出土文物》，见《文物》1993-9；《武清东汉鲜于璜墓》，见《考古学报》1982-3。
东汉的熏炉造型沿袭了西汉的流行风格，辽宁辽阳东门里东汉墓壁画墓出土的陶博山炉的造型大体上与竹节熏炉一致（《文物》1985-)。
《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发掘简报》所列出土青瓷器中，就有两种造型和式样不同的香熏（《文物》1986-3)。
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和广州南越王墓中同时发现熏炉和多种香料。南越王墓中的乳香系舶来品，其象牙系非洲物品。马王堆汉墓中的香料包括生姜、茅草、花椒、辛夷、蒿本、桂皮、高良姜、杜衡、佩兰等九种香料(参考湖南省博物馆等《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文物出版社，1973年。）1988年陕西考古研究所在西安东郊西北国棉五厂三分厂清理出一批铜器(《陕西新出土文物集萃》60~62页，陕西旅游出版社1993年），包括两枚熏炉：一枚带双环镂空盖豆形铜熏炉（高15厘米），一枚三兽蹄足带柳叶折柄铜熏炉（高10.2厘米，盘径9.1厘米），另有一温酒炉，笔者怀疑亦为熏炉，以其与山西浑源毕村的熏炉又相似之处。
从两汉始到南北朝，熏炉不断出现于典籍和诗文中。汉成帝皇后赵飞燕妹妹赵昭仪所用的“绿熊席”用杂香熏染，一坐此席，余香百日不竭。她送给赵飞燕的五层金博山炉。当时长安巧工丁缓还制作过九层博山炉和卧褥香炉——又称被中香炉（《西京杂记》卷一，上海古籍1991年12月）。后汉“尚书郎人值台中……尚书郎伯使一人女侍使二人，皆选端正者。伯使从至车门还，女侍使洁被服，挚香炉烧熏，从人台中，给使护衣服也。”尚书郎趋走丹墀奏事，常常“握兰含香”（《后汉书钟离意传》注引《汉官仪》），其为防口臭，所含之香为鸡舌香。《汉官仪》还记载桓帝赐鸡舌香于老臣遒存，因其口臭，使含之。遒存以为有过失皇帝赐毒药给他，心里极为害怕，家人哀泣，闹出笑话。这反映了遒存的孤陋寡闻，也反映了香料的使用并不十分普遍，只在宫廷上层流行。与此相关，梁《述异记》卷下载：汉雍仲子进南海香，被拜为涪阳尉，人们称他为“香尉”（《太平御览》卷981)。汉末建安年间（196-219)，曹操以丞相位主持政务，崇尚节俭，多次下令禁止焚香，但屡禁不止。在送达《与诸葛亮书》时，还送去鸡舌香五斤，“以表微意”（《太平御览》卷928)。他在《遗令》中说：“余香可分与诸夫人，不命祭。诸舍中无所为，可学做组履卖也。”（《全三国文》卷3)。最近，考古工作者在留坝县江口镇江西营砖厂的两个汉代古墓中清理出制作精美的陶博山炉（《留坝发现两座东汉古墓》，《西安晚报》2005年7月1曰，第六版）。南京市博物馆的《六朝风采》及《虎盘龙居》展表明：以豆型青瓷薰香炉大量出现。这应该是汉魏以来，香料使用者不断增多的体现。
二、汉魏以降，使用香料成为一种生活风尚
从茂陵和满城汉墓中包括熏炉在内的铜器上郑重其事的镌刻器物所属宫府和制作作坊，连同两汉宫廷使用香料的情况看，汉代的香料受到宫廷贵族和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阶级高层的重视和喜好，香料的使用是一种奢侈的生活风尚。
周永卫将汉代使用的香料作了研究，他认为当时国产的香料有：1，生姜。2，桂皮。3，花椒。4，佩兰，又名兰草，都梁香。5，熏草，又名蕙草，零陵香。6，香附子，又名附子香，雀头香，属草本类香料。7，芸香，属草本香料。8，枫香，属树脂类香料，是枫树的树液凝结而成。9，杜衡，又名杜若，草本类香料。主要产于南方。10，蘼芜，又称江离，薇芜。11，郁金香，系草本香料。12，蕾香，主要产于岭南和东南亚，草本香料。13，豆蔻，亦生长于岭南与东南亚。14，益智，主产地为岭南地区。15，木密，产于南方。16，茅香。楚地茅香最有名。17，茱萸。18，高良姜。主产地岭南和东南亚，苏门答腊岛的产品最有名。19，麝香，动物类香料。异域香料有：1，熏陆。2，丁香。3，青木香。4，沉香。5，迷迭。6，艾纳香。7，苏合香。（以上统计见周永卫《两汉南方香料问题述论》，黄留珠《周秦汉唐文化研究》第三辑，西北大学出版社）。记载这些香料的最早文献有《周礼》、《九歌》、《左传》、《广雅释草》、《说文解字》、《神农本草经》、《史记》、《汉书》、《三国志》、三国吴万震《吴时外国传》、晋刘欣期《交州记》、《晋书》等以及汉魏南北朝时期的文学作品如《西京杂记》司马相如《子虚篇》傅玄《芸香赋序》成公绥《芸香赋》等）。
与先秦的宫廷和贵族的礼器和实用器相比，汉代的宫廷礼器和实用器中，熏香器明显增多，成为宫廷和贵族日常实用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汉代以后熏香器在南方和北方都巳出现。从窦太后、中山靖王刘胜等到小地主、小商人，甚至南方的富裕农民也使用熏炉，这种社会变化使我们自然而然地将中国宫廷和民间社会与外来的佛教文化联系起来。
如果说我们对佛教东传与两汉中国熏香习俗迅速兴起的因果关系有所怀疑的话，那么，我们至少认为，垂挂香囊，用熏炉焚烧香料有中国传统的习俗，而丝绸之路的开通和对外交往的加强加速了熏香习俗的扩展和熏香器的增多。
葛兆光先生以为“历史记载和考古发现已经使我们可以相信下面这样的事实，即大体上，佛教在公元一世纪已经传入中国，而且在一两百年间，就传播到了相当广的地区，这一事实将改变以后整个中国思想史的进程。”(《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第51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葛先生所说的考古发现主要指内蒙和林格尔小板申一号壁画墓、山东沂南画像石墓、江苏连云港孔望山摩崖造像、四川乐山、彭山的佛像、新疆民丰尼雅遗址墓葬中的腊绵布上的菩萨像。这些佛教造像分布在南北各地，并没有在丝绸之路的东西干道及其附近。佛教从云南、四川，甚至广东、山东的海上都似乎有可能传入中国。这是从佛教人华的时间地区而言的，但如果将上述佛教造像和熏香器结合起来考察，也许会得到更稳妥的答案。吴焯先生认为《汉人焚香为佛家礼仪说——兼论佛教在中国南方的早期传播》（见《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4年6期），明确提出焚香源于佛教。这与我们单从熏香器的历史考察所获得的感受一致。
三、以法门寺为代表的唐代熏香器
以法门寺器为代表的唐代香炉或熏炉大体分为三种式样：第一种是带盖熏炉，可以看出，这是汉魏博山炉的演化式样；第二种是无盖熏炉。这两种熏炉有三足、四足、五足和六足之别，其中以五足熏炉占多数。第三种是手炉。除此之外，还有以法门寺鎏金飞鸿纹海棠形银粉盒为代表的涂香盒或香脂盒，我怀疑器高在3厘米，直径在5.5厘米以内的各种不规则银盒在很大程度上是粉盒。其中有海棠形、菱形、椭圆形、蛤形、蝴蝶形、莲叶形、楠方形、龟背形、云头形等，小巧玲珑，其脂粉气息和女性色彩异常明显。法门寺出土的阏伽瓶亦为佛教法器，用以盛装香水，将其视为香器也在情理之中。
此外，随着香料种类的增多和使用方法的增多，自然使香器种类不断增多，琉璃器皿的薰香器的出现也是必然的，但数量极为有限。
(梁子，乾陵博物馆副馆长、副研究员；谢莉，女，法门寺博物馆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