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水田
《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面世以后，笔者从中学到不少知识。仅一通《应从重真寺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器物宝函等并新恩赐到金银宝器衣物账碑》全文（以下简称《物账碑》），就明确记载唐懿宗、僖宗、惠安皇太后、昭仪、晋国夫人、诸头等皇帝、皇亲、贵戚、内臣、僧宦等供养真身的金银宝器、绫罗衣衫等。这不仅是唐代物账碑之首次发现，而且碑文中物主清楚，名称明晰，是我们研究唐代宝器衣物名称、制作工艺、衡制、服饰等方面的珍贵文献。
唐咸通年间迎送佛骨舍利，历时九个月，历经两代皇帝，供奉盛丰，品类众多，统观《物账碑》全文，将这众多的金银宝器衣物分为六部分刻记：第一部分是寺院“将到物”；第二部分唐懿宗供奉物；第三部分唐僖宗供奉物；第四部分惠安皇太后、晋国夫人、昭仪供奉物；第五部分“诸头”供奉物；第六部分是遍觉大师智慧轮供奉物。实际上智慧轮供奉物应归入“诸头”供奉类，但物账将其特意补刻于账后，是有特定的意义。如此众多的供奉物，可按器物质料分类，即金银器、丝织品、瓷器、琉璃器、铜铁器、漆木器（这一类包括沉香、丁香、乳香、檀香四种香木及香木制作的各种函、箱、盒等）、珠玉宝石器（这一类包括红、蓝宝石、斌玦石、水精、珍珠及各种石料制作的捻珠等）。在出土文物中还应当有石刻文物，只要对出土物按质料分类，也就眉目清晰了。
物账第一部分“重真寺将到物七件”，这七件物“将到”什么地方去依据碑文第二部分懿宗供奉物开头一句“真身到内后，相次赐到物一百二十二件”，“到内”是指佛真身舍利从法门寺迎奉入大内，即皇室，那么，第一部分七件供奉物品应理解为寺院原有物件，随佛骨舍利一同进人到皇宫大内。
懿宗供奉物共122件，不是一次性供奉，而是“相次赐”，就是说有先后顺序。依据地宫《志文碑》、《唐书》、《资治通鉴》、《唐大诏令集》等史籍记载，唐懿宗在咸通十三年（872)四月就已下诏，准备迎奉佛骨舍利，直到十四年三月二十二日，佛骨从法门寺起驾去长安大内，四月八日，唐懿宗迎拜于安福门，佛骨人大内供奉三日，后转相供奉于京师的安国寺、大兴善寺、大荐福寺、青龙寺等名寺。同年七月十九日，懿宗驾崩，历时三个多月，就在这三个月内，懿宗分批供奉物122件。懿宗供奉物主要可分为七类：1.第一批赐到金银器；2.第一批赐到的丝织品；3.秘色瓷器；4.第二批赐到的丝织品（包括两面铜镜，出土时铜镜背采用螺钿工艺并系有丝带，用镜衣包裹）；5.舍利供养宝函；6.第二批赐到的金银器；7.最后赐到的四种香木。
三部分为僖宗奉物。僖宗为懿宗第五子，于咸通十四年七月二十日，即位于懿宗灵柩前，十二月十九日诏还佛骨归本寺。僖宗赐物为一次性。共计七百五十四副、枚、领、条、具、对、顶、量、张。按质料亦分为七类：
1.金银器；2.水精品；3.骨器；4.漆木器；5.琉璃器；6.丝织品；7.玉。
物账第四、五、六部分供奉物为一次性供奉，基本上只有金银器和丝织品两类质料。
物账碑将前五部分供奉物作了汇总：“以前都计二千四百九十九副、枚、领、张、口、具、两、钱、字等，内金银器、衫袍及下盖裙衣等计八百九十九副、枚、领、张、口、具等，金器计七十一两一七，银器计一千五百二十七两一字。”
按物账记录，前五部分供奉物以件数而论，应当是899件，其中包括寺院原有物7件，懿宗赐物122件，僖宗赐物754件，惠安皇太后、晋国昭仪夫人赐物7件，“诸头”供物9件。
前五部分金银器共重为一千五百九十八两一钱一字，其中金器共重七十一两一钱，银器共重一千五百二十七两一字。金器全为懿宗所赐，从账面金器重量加起来应是6件共重七十两二分六钱。如果晚唐一两等于四分，又等于十钱（见王仓西《从法门寺出土唐代金银器论唐代衡制》《文博》1992年1期），那么二分就等于五钱，所以七十两二分六钱就正好等于七十一两一钱。银器包括懿宗供奉59件共重九百三十九两六分半十钱，六分折合一两五钱，九百三十九两六分半十钱就等于九百四十一两半分五钱；僖宗供奉银器20件共重三百三十一两半六分，晚唐半两折合五钱，六分折合十五钱，所以三百三十一两半六分就等于三百三十三两；诸头供奉银器9件共重二百五十一两半二分四钱，即等于二百五十二两四钱。前三部分供奉银器合计为一千五百二十六两半分九钱，唐代一分等于二钱半钱，半分即为一钱又四分之一钱，加上尾数九钱，即合计为一千五百二十七两四分之一钱，又一钱等于四字，四分之一钱即为一字，所以物账汇总前五部分所有银器重量正好为一千五百二十七两一字。将899件物品再加上金器重量七十一两一钱，银器一千五百二十七两一字共计为二千四百九十九个数，同物账碑“以前都计二千四百九十九副、枚、领、张、口、具、两、钱、字等”计数相合。
物账第六部分智慧轮供奉物件为11枚、只、对。实际上阏伽水碗一对为两件，所以总数应是12件。其中金器一件二十八两，银器合计11件重一百五十五两。
综上分析，仅从账面合计，咸通年间供奉物品共计899+12=911件；加上出土实物而无载录者76件，减去“有载无物”者3件（见《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附表二），实际应是984件（不包括地宫建筑石刻）。金器共计6件重七十一两一钱+1件重二十八两等于7件共重九十九两一钱；银器计59+20+9+10等于98件共重一千五百二十七两一字+-百五十五两等于一千六百八十二两一字。这个重量应减去智慧轮供奉的无出土实物银香炉重二十四两，实际银器共重一千六百五十八两一字，晚唐1两古今换算40克左右，那么，地宫出土咸通年间供养佛祖的金器重量约为3960.4克，银器重量约为66320克。
物账在记录供奉物件汇总时，每类物品所用量词不同，计有“副、枚、领、张、口、具”等，凡计物品的附件量词为“事”。前五部分供奉物总数899，如果加上附件，这个总数大大小于实际件数。我们现将物账计件中所反映的几个问题作以分析说明。
其一，一副物件内含有若干个分件，一对物品必定为两件，汇总时所用量词有“副”和“对”，所以只记一个数，即一副或一对，例如懿宗供奉物中有“香炉一副并台盖朵带”，“匙筋一副”、“火筋一对”，僖宗供奉物中有“盐台一副”、“散子一对”、“调达子一对”、“琉璃茶拓子一副”、“可幅勒腕帛子五对”。诸头供奉物中“银金花菩萨一躯，并真珠装，共重五十两并银棱函盛，银锁子二具共重一两”。智慧轮施奉物中有“阏伽水碗一对”。物账汇总时均按一副或一对计算，在实际考古发掘时，计算件数按下列两种情况处理：1.一副或一对物品，能截然独立成器者可分件计算，例：香炉和炉台，应按二件计算，骰子、调达子、茶拓、茶盏、菩萨与银棱函、水碗各一对均按两件计算。2.-副或一对物品不能独立成器应按一件计算。例：盐台、匙筋（出土时用银链系在一起）、勒腕帛子五对等。
其二，物账汇总时的量词为“副”，但计件时却没有按一副去计算，而是分件计算。例如：懿宗供奉“宝函一副八重并红锦袋盛”，僖宗施“茶槽、碾子、茶罗、匙子一副七事”，这两组物件汇总时没有按二副对待，而是分别计为8件和7件。
其三，有些物品为附件，但物账又分件计算，例如：懿宗供奉八重宝函上配有“银锁子及金涂锁子七具并钥匙、镅铖、铰子等”，诸头供奉物中盛装真身菩萨的银棱函上有“银锁子二具”等。
其四，1.物账对于一些丝织品按用途先作总计，再按丝织品质料、织造工艺、纹饰等加“内”字以作分记，但汇总计件都按总计数去计算。例如：僖宗供奉“长夹暖子二十副各三事内五副锦、五副绮、一副金锦、一副金褐、一副银褐、一副龙纹绮、一副辟邪绮、一副织成绫、二副白毡，二副红络撮”。2.有些丝织衣物是一套即一副，但先总计这类衣物副数再加“内”字分计上身和下身各多少副，汇总计件也只是总计。例如：僖宗供奉“花罗衫十五副、内祢八副、袴七副各三事”，“花罗袍十五副，内镧八副，袴七副各四事”。
1.重真寺将到物7件。
2.懿宗供奉物：122件加银炉台1件，加上金祢袈裟15事附件，共138件。
3.僖宗赐奉物：754件加上骰子1件，加上调达子1件，加上琉璃茶拓1件，加上丝织品251事附件，共1008件，减去有载无物的2件，实际为1006件。
4.惠安皇太后及晋国、昭仪夫人供奉物7件，加上附件36副，共43件。
5.诸头供奉物9件，加上盛装捧真身菩萨的银棱函1件，加上函上银锁子2件，加上丝织品附件7事，共19件。
6.智慧轮供奉物12件，减去有载无物1件，合计11件。
7.有物无载者76件。
8.地宫出土珠玉宝石约400颗。
前八项合计约为1700件。
9.地宫出土铜货币约10000余枚。
10.地宫建筑设施的石刻题辞约200多件（包括地宫门楣、石门、壁面结衔题名、残石雕像、残石线刻、浮雕、佛教故事画等。）前10项各类文物总数约为11900件。
以上我们统计的文物件数仅作为参考数，原因有如下几点：
1.大量的丝织品、漆木器正在清理修复中，目前难以了解全貌。例如，僧澄依施奉鎏金银捧真身菩萨装在檀香木函内，函底衬有五件保存完好的丝织品明衣；盛装第二、四枚佛骨的两个银棺外均用丝绸包裹，盛装第二枚佛骨的银棺内有五件织锦棺衬；懿宗赐八重宝函外的红锦丝织带及金塔包袱已修复成形；十三件秘色瓷用丝织夹褓包裹装在一漆圆盒内等等，这类丝织品及漆木器物账是否计算在内，尚不清楚。
2.物账在记录丝织品附件时用xx副各x事，例如：“下盖廿副各三事”、“缭绫浴袍五副各二事”。有两种情况不甚明确，其一，可以理解为一副浴袍上带有两事附件，那么五副浴袍再加上5x2个附件，共15件，就应该在物账计件上再加10件。其二，亦可理解为一副浴袍带一附件，与袍合称二事，这样五副浴袍及附件共为10件，就应该在物账计件上加5件。
3.在发掘出土物中有几件银棱木函上均带锁钥，物账只记了八重宝函上的锁钥七套，装捧真身菩萨银棱木函上所带二具银锁钥。
4.在前文统计中8、9、10三项均为大约数，有待进一步清理确定。
通过以上对《物账碑》文记账方法的分析与文物数量及标重汇总，可以使我们更为详细的了解《物账碑》全貌，为以后更进一步研究地出土文物提供一个较为明确线索，这也是笔者的一点粗浅想法。
(拙文曾经张恩贤、王仓西两位先生指导教正，给予很大帮助，在此谨表示诚挚的谢意！杨水田，宝鸡市周原博物馆助理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