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一四敦煌第361窟（中唐)北壁药师经变围一五敦煌第36窟（中唐）南壁阿弥陀经变绝大多数佛寺都有角楼，或方或圆或六角或长方。从中唐至宋代，许多图都画出了院落前部，正中开三门。三门常是一座三开间的二层楼，多数在此楼左右又各挟一座三开间的单层建筑；也有三座双层楼并建，中间较大，左右略小；个别的仅一单层三间门屋（图一六、一七）。
图一七五代第146窟北壁药师经变前后纵置的双院式相当于在上述单院后又接出一进后院，宽度同于前院，深度比前院小（见图一三）。
在前后院之间的中廊与左右廊的丁字交接点上，有的也设置了角楼。这些院落都是回廊院，平面多近乎方形，一进院门，就可看见主要佛殿。而日本现存之早期佛寺在回廊院前则多有南大门之设，以南大门与回廊院院门（中门）之间的距离作为佛寺总入口到主院之间的过渡，不至于一进寺门，就一览无余。中国的实际情况可能也是这样，至少大寺院应该这样，宋刻唐《戒坛图经》的佛寺图在回廊院大门之前就另有外门。
明清寺院，在进入山门以后，还要经过好几个院子和小殿如天王殿、前殿之类，才能到达主要佛殿，与唐代壁画中门之内就是主要大殿不同，透露了唐代寺院气氛比较开朗，后代则趋向含蓄。
廊在古代普遍用于各类建筑，从壁画所见佛寺廊子有两种：一者进深仅一间。又有两种做法，其一是完全敞开，设栏杆，只作走廊和划分空间用，但分而不隔，十分通透。其二是仅向院内一面开敞，向外一面则以墙封闭，外实内虚，兼具寺院外墙的功能。
第二种进深两间，或全部通透，或中柱一线用墙，都用于寺院内部；或是面向庭院的一间敞开（若为横向中廊，则是面向前院的一间）而另外一半做成可以居住的房间。
廊子里光线充足，廊墙是绘制壁画的好地方，又是饭僧之处。宋《燕翼贻谋录》记北宋东京大相国寺，还提到可用作商旅交易。
唐代大寺，常不止于宗教活动，也是一个经济和文化的中心点。院庭两廊有名家壁画，殿堂里有精美的彩塑，寺院如同一座常年陈列的美术馆，寺中还常有演出活动，这些，都需要一个大的空间。宋代商业发达，由于寺院拥有巨大财富，也经营商业和典当，殿庭又可能成为公共集市。北宋东京大相国寺：“中庭两房可容万人，凡商旅交易者皆萃其中”，可见当时盛况。
无论是单院式或双院式佛寺，都有许多画面显示出后廊在角楼处并不终止而继续向东、西延伸出去，说明壁画所绘只是寺院中路最主要的部分，在左右或后面一定还有更多建筑。实际上，唐代的大寺院绝不只是：
一两个院子，如《寺塔记》记慈恩寺：“凡十余院，总一千八百九十七间。”章敬寺本鱼朝恩宅，后为章敬皇后立寺，殿宇达四千一百三十间，分四十八院（《长安志》卷十）。《戒坛图经》之佛寺竟有五十几个院落之多（图一八）。
这样的总平面与山西汾阴金图一八唐道宣《戒坛图经》（中部）天会年间的后土祠庙貌碑反映的宋时布局及登封金承安重修中岳庙碑、曲阜孔庙和明初太原崇善寺等布局很相似了。不仅如此，它与各代宫殿布局等大一些佛寺图在后廊之北还有钟楼、经藏和别的建筑，提醒我们后廊并不一定是寺院的北界。日本飞鸟至平安前期的寺院，有一些就把钟、经楼设在回廊院以北，如四天王寺、法隆寺；有的更在钟、经楼以图一九敦煌中唐第158窟东壁南侧天请问经变北还有许多建筑如药师寺、兴福寺、大安寺等，都是这样（图一九)。
横列三院式都出现在弥勒经变中，象征弥勒佛居住的兜率天宫。或三院独立，或三院接连。有的布局看来不可能实行，如中院是一座城垣者，并非写实之作。但其中某些例子，布局合理，或许是有现实依据的。
2.“凹”字形布局及对日本的影响
初唐205窟、341窟、盛唐217窟、45窟和225窟的西方净土变，共通的特点是当中有一组基本上作“凹”字形布局的建筑群，凹字的两个前端常以一座楼阁作结；建筑群的前方都有大片水面，水中多有平台，中轴线上必有一座，好像是水中的岛，以小桥与前后陆地相连（图二〇）。
图二〇上：初唐第341窟阿弥陀经变；下：盛唐第225窟南壁龛顶阿弥陀经变型组群也是相类的。
但在日本还有较多的留存，最着名的是被称为日本建筑瑰宝的平等院凤凰堂(1053)。其中心建筑群就是一个凹字，前有水池。京都法胜寺、鸟羽胜光明院、平泉毛越寺和无量光院、园隆寺，还有一些“寝殿造”贵族宅院也都是这样。
有的在凹形两个前端也以楼阁作结，水池中轴线上有岛，以桥通向前后，和敦煌壁画十分相像（图二一、二二）。
这一批寺院园林在日本被称为“净土园林”。据日本学者研究，凤凰堂就是以“阿弥陀净土楼阁图”为蓝本建造的，可以认为它们源自中原两京，而敦煌唐代壁画的底本也来自两京，如此相似也就不足为奇了。
图二二曰本京都法胜寺（左）、平泉圆隆寺（中）复原平面及寝殿造宅院（右）这种水池平台源于佛经，或许与印度的沐浴习惯有关，但对于中国佛寺来说本来不过是想象之作，可是既在壁画中出现，不免引起人们的兴趣，从而反作用于社会，遂在现实中加以模仿。日本既有实例，中国唐代应当也曾有所实行，只是实物已经无存，文献也少记载而已。北宋晋祠圣母殿前的鱼沼飞梁很相似于壁画中的水池平台，宁波保国寺大殿殿前月台下有南宋建造的长方形“净土池”，就类似这种布局。创建于唐的昆明圆通寺，现状庭院内满是水面，中有一岛，岛上建V角大亭，岛前后有路通向山门和大殿，也颇相合，可能在后代重修时仍保存了原来的布局。
3.鼓楼的出现对于宋以后佛寺布局的影响
寺院角楼的实际用途是钟楼和经藏。钟之于寺，早已不可缺少，晨昏作292法门寺博物馆论丛（第一辑)息、讲经、饭僧、法事等都必须打钟。读唐人咏寺之诗更有“临风听晓钟”，“疏钟响昼林”，“亭午闻山钟”，“迢递晚钟闻”，“翻然夜钟尽”，“清霜后夜钟”以及“夜半钟声到客船”，几乎日夜钟声不绝，不仅报示时刻，也是一种宗教宣传。《增一阿含经》说偈云：“洪钟震响觉群生，声遍十方无量土。含识群生普闻知，拔除众生长夜苦。昼夜闻钟开觉悟，怡神静刹得神通。”《法苑珠林》说：“若闻钟声兼说偈赞得除五百亿劫生死重罪。”想见当年长安各寺，百钟齐鸣，是怎样一种气象！
经之于寺自不必说，庋藏经卷，自是楼阁为佳，故“束之高阁”，自古已然。至于用鼓，在宫殿中早已通行，《史记》“（秦）咸阳之旁三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钟鼓美人充之”。但文献并不见唐代佛寺有击鼓的习惯。当朝重臣李林甫之宅在佛寺东邻，不能得罪，移走一具钟，恐怕也不会再送去一张鼓，所以钟楼的对面，自然就是藏经的所在。若经卷渐多，小小一亭收藏不尽时，可能会另建别楼，故唐代已有“藏经阁”、“经楼院”之名。
壁画佛寺都未画出鼓楼，这是因为唐代佛寺都不设大鼓，恐与城市的夜禁制度有关。当时城门坊门晨昏启闭皆有定时，城内设街鼓，晨时鸣鼓三千，暮时击鼓八百，夜间鼓歇即禁断行人。又唐时官署理事分朝衙晚衙，也设鼓为号。白居易诗说“城上冬冬鼓，朝衙复晚衙”。日本僧圆仁唐时来到长安，也说“唐国风法，官人政理，一日两衙。朝衙晚衙，须听鼓声”，所以鼓声具有严重的警戒意义，当然不允许寺院用鼓搅乱视听了。宋代商业大大繁荣，夜禁终于废弛，有了夜市，不再夜夜戒严，寺院才开始用鼓，遂将钟楼鼓楼对设并置于寺院前部，另在寺院最后部建藏经楼，直到明清大体如此（图二三）。寺院用鼓与否，似属末节，但它对于佛寺的总体布局却有颇大的影响，同时也是社会生活的某种反映。宋代佛寺用鼓的情况在许多宋诗中也有反映。
4.西夏佛寺资料
图二三北京法海寺（明）同属敦煌艺术的榆林窟第3窟西方净土变系13世纪初西夏晚期的作品，绘有类似正定隆兴寺北宋摩尼殿（1052)四面各接出一个歇山面向前的龟头屋的歇山殿，以及宋慈氏阁和转轮藏殿等建筑，反映了西夏与汉地的建筑文化交流（图二四、二五）。
图二四榆林窟西夏前3窟北壁西方净土变。
此窟南北壁二图的佛寺都没有画出钟楼、鼓楼，应是此时寺院的钟楼、鼓楼都已不再放到后部而普遍放到前部的缘故，隆兴寺就是这样。
(箫默，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