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曰）高桥忠彦王竞香译
一、唐代茶的历史
加工山茶科植物的叶子并饮用的文化，即茶文化。众所周知，茶源于中国，其后传入包括日本、欧美等世界各地。可是，茶作为中国的国民饮料及其地位的巩固却比较晚，也就是唐代的事情。即与酒和其他饮料相比，还不能说历史悠久。尽管如此，茶自唐宋以来直到今天，作为文人生活中的必需事项，占据着不可动摇的地位。而且，饮茶方法本身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地变化着，体现着中国人始终追求茶之味的热情。
具体地说，如下表所示，中国饮茶的历史有三个高峰期。第一，唐代完成的“煎茶法”。这是优雅高尚的饮茶法，饮茶习俗开始并在全国普及。其详细程序将在后文叙述，即煮出粉末化的固形茶之形式，后来的点茶法、泡茶法由此发展而来。第二，“点茶法”。这是实现饼茶高级化的宋代迅速发展起来的。如最后一节所述，对日本茶道而言有着重要意义。第三，“泡茶法”。这是元明以后随着绿茶、散茶的改良而发展的饮茶法。在清代，发酵茶（乌龙、红茶等）得以发展，内容也趋多样化。茶与宜兴紫砂壶绝妙搭配的出现，也是明代以后，与后来的功夫茶及现代茶艺有关，也与日本的煎茶道有很深的关系。当然茶的历史很复杂，虽有如图表所示的界限，但对表明其重点很有意义。
第一型到完成即可认为是唐代以前茶的历史。饮茶之风源自茶树的原产地云贵高原的四川，沿长江遍及南部中国，被认为最迟是汉到三国时期其后，中国迎来了南北朝长期分裂的时代，其间游牧民族王朝统治北方中国，他们喜爱饮用乳制品中国南部的茶饮料还未普及。统一南北朝的隋及唐代初期，为茶在全国的传播提供了条件。
根据封演《封氏闻见记》记载，饮茶传人中国北方是开元年间（713~741)之事。“泰山灵岩寺降魔师允许僧人饮茶，人们纷纷仿效而流行，都市开有很多茶铺。”又载，陆羽着茶论即《茶经》（758年前后成书），因为解释“煎茶炙茶之法”、设计“茶具二十四事”（二十四套茶具、《茶经》中如实列举了如数之茶具），好事家皆备有一套茶具。根据这一点可知，他的理论化系统化的《茶经》在唐代饮茶普及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表明陆羽加以改良以前饮茶具体方法的文献极少。《茶经》七之事引用的《广雅》中有“荆巴间采茶做饼，叶老者饼成以米糕出之，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以汤浇覆之，用葱姜橘子笔之。”此段文字在《广雅》（三国魏之张揖编）中已不能看到，这样的史料也许就不存在。但至少是陆羽看到的旧风俗，大致是唐以前饮茶法的可能性很高。陆羽对此方法加以改进，使提取更纯粹茶味的饮茶法趋于完善和普及。再者，陆羽茶和其自幼为竟陵智积禅师养育之事有关，可以说是以寺院传承的饮茶法为基础。另一方面，不能忘记的是他后半生定居湖州，采集各地名茶并加深见识的结果，因而，形成独具特色的饮茶体系。
二、《茶经》中的唐代饮茶
作为评价唐代饮茶实态的文献资料，《茶经》大概是唯一的，依据其记述，将产生具体印象的形式尽可能进行系统地整理。《茶经》总共分为十章，关于茶的制造之事有“二之具”、“三之造”，在茶的饮用程序方面有“四之器”与“五之煮”，都有详细记载。
首先，总结饼茶的制造过程。采制茶叶。用甑蒸茶。用杵捣茶。用规制作圆形、方形、花形饼茶，中心穿孔。以竹签穿之炙烤，使其干燥。用竹签、草绳穿之保存。梅雨时期，置育（木竹纸等制作的放在炭火上的容器）中，除湿气。
非常遗憾，当时的实物饼茶并没有保存下来。但其制作方法很容易效仿，实验制作是可能的。按上述做法，表面有皱纹带点黑绿色又相当坚硬的饼茶就制成了。
这种茶按现在的分类，基本上属于绿茶范围，在最初阶段，由于蒸叶防止了茶酵素的作用。但是，考虑到干燥过程需花时间的因素，就必须考虑非酵素的发酵。即所谓的后发酵，特别在表面会有明显变化。《茶经》“三之造”中有“宿制者则黑，日制者则黄”的记载，显示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进行的后发酵。在本文中，可见对茶叶的鉴别，要进行像色泽、表纹（皱）情形的鉴别，此处不再赘述其次，整理有关饮茶的方法。用夹子夹住饼茶炙烤至表面膨胀。趁热放入纸囊内。用碾子碾成粉末。再用罗过筛，取细茶末。将铁釜置风炉上烧沸水，待有小水泡出现，投入盐花。水泡连续出现时，取其汤，以竹荚搅拌，以则量取茶末投入汤中心。用取出之汤以止沸降温，待茶华(水沫与茶末在汤面形成的）出现。用瓢舀出注入碗中即成。
在此，可以说对茶叶炙烤的程度，汤沸的具体情形都要用眼力来判断，要有熟练的方法，与这种完全相同的饮茶法，现d不再使用。那么，点什么样的茶只能靠想象。先不说茶味如何，如从看到的情况来讲，茶花漂浮在表面是其特征。事实上，在唐代的诗文中，多用松花、麴尘等词语来描写茶花，黄绿色茶沫浮动的情形总是感人的（2)。
除掉茶华之后，茶汤本身的色泽是煮出来的后发酵绿茶的粉末，即被认为是所说的茶色薄。陆羽在《茶经》“四之器”中，主张将用作茶碗的邢瓷及越瓷进行比较，前者色白，因而，茶色泛红为次；后者色青，而茶色映绿为上。总之，前者茶色为原本之色，后者与青色相混而成绿色，由此推测，茶色为从红到黄的范围之内。
如上所述，陆羽提倡并记述的茶当然不是唐代茶的全部情况。《茶经》“六之饮”，对民间的饮茶情形，陆羽持批评的立场，再加葱、姜、陈皮、吴茱萸、薄荷煮茶等方面，斥其如阴沟的流水一样让人嗤之以鼻(1)。这与前述的《广雅》记事结合考虑的话，可推测其目标是追求茶之真味，改变以前在茶中加各种原料作为汤或药品饮用的旧习俗。正如前边讲过的那样，唐代的士人阶层接受陆羽茶，各家皆备茶具二十四事之说。虽无唐代宫廷饮茶的直接资料，却大概可以考证为陆羽流之茶吧。
三、法门寺出土的茶具
在法门寺地宫发现的众多文物中，可以说包括三种茶具：⑴明确记载作为饮茶用的器物；（2)在饮茶时使用的可能性极高的器物；（3)能指出是饮茶时可能使用的器具。属于(1)类的有银茶碾、茶罗与琉璃茶碗及茶托。
茶碾与茶罗是配套使用的，是将饼茶碾碎、过筛之用具。法门寺《衣物账》中有“茶槽子、碾子、茶罗、匙子，一副七事，共重八十两”的记录。与出土的茶碾、茶罗、茶匙相对应。可推知总共为七件一套的是以茶碾为主体的“茶槽子”、碾碎茶叶的轮状“碉轴”（本身表面刻有“碉轴”）、《茶经》“四之器”中叫“堕”。即碾子、茶罗（分为盖、主体和抽屉）、长短两根茶匙（长35.7厘米和19.2厘米），推测其合为一套。
这些茶器中，茶碾与茶罗是咸通十年（869)敕令文思院（宫廷金银器制作坊）制作，铭刻着“茶碾子”、“茶罗子”，极有可能是唐懿宗皇帝(860-874)在位时期宫廷使用的茶具，是供奉法门寺（当时为重真寺）的佛舍利而贡施的。
根据《茶经》四之器记载，碾为橘木等做成，唐代民间的碾为木、石、陶制之物，大概只有宫廷才使用银碾吧。一方面，北宋徽宗（赵佶）的《大观茶论》中有茶碾为银质或铁制的记述。由此可见，银碾仍为宫廷用物。而且，说到茶匙，可以认为是从茶碾中取茶末、并量茶末等多种用途，没有必要勉强与《茶经》中的用具比较吧。
其次是玻璃茶碗、茶托。相当于《衣物账》“琉璃茶碗、托子一副”的记录，不容置疑是饮茶用具。如前节所述，据《茶经》记载，与邢窑白瓷相比，越窑青瓷（更适合茶色）使茶色更显好看。法门寺出土的陶瓷器中，秘色瓷碗属于越瓷，但不保证是饮茶用具。玻璃茶碗被看作是《茶经》中类玉、类冰之述的器物，接近越瓷特征，其黄绿色也能反映茶色。至少与北宋时期点茶时好黑色建盏相比，可以说是唐代的特色。
作为(2)类中极可能是饮茶时用的盐台。《衣物账》有“盐台一副，重十二两”的记载，并在盐台足架内侧刻有“咸通九年文思院造银凃金盐台一只，并盖共重一十二两四钱”的铭文，可看作《茶经》“四之器”所谓的“鹾簋”（瓷质带圆盖的盐坛）。关于唐代饮茶时在茶汤中加盐之事，如上述那样，此习惯北宋以后巳不时兴。苏轼在《东坡志林》中有“近世有用此二物者，辄大笑之，然茶之中等者，若用姜煮，信佳也，盐则不可”的记载。法门寺出土的三足架银盐台，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是饮茶时的用具。《衣物账》中除结条银茶笼外，从置于茶槽之上，茶碾、茶罗制成之前一年(咸通九年即868)同在文思院制造这点来考虑，推测其与茶碾等茶器的关系非常紧密。
属于⑶类的是鎏金银龟盒（《衣物账》中为“龟”），金银丝笼子（《衣物账》中为结条笼子）等，有研究人员推测为茶器。虽不能否定这些器物作为保存茶饼来使用的可能性，但其详细用途，将不会超出以上推测的范围。
总之，以上所述茶碾、茶罗、匙、茶碗、茶托、龟盒、笼子全部在《衣物帐》上被分为“新恩赐到金银宝器衣物账…等”内，依据气贺泽保规先生分析，这批器物是日常生活用品，是把佛舍利作为人格来、藏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唐懿宗皇帝使用过的这批茶具，就不只是具有特殊的宗教意义，而且有助于理解唐代宫廷生活的情形。
四、茶文化的变迁与曰本
大家知道，唐代茶文化是通过遣唐使等传入日本，并保留下来的。《日本后纪》弘仁六年（815)记载，有人唐经验的大僧都永忠亲手给嵯哦天皇煎茶的记事。“煎茶”呈现出唐代茶的情形。另外，从《经国集》载惟氏之诗“独对金炉炙令干燥（炙茶)”；“浪花起（茶花)”；“吴盐和味味更美(加盐习俗）”等，可看到反映唐代饮茶特征的词句。
但是，那好像是昙花一现。随着国风文化的隆盛，日本茶文化已走向衰亡。到镰仓时代，荣西带回的宋代茶文化却固定下来，与后来的茶道有密切关系，这完全是另一种形式的茶，即点茶。
如表所示，在末中注入沸水饮用即为点茶。其时注沸水所用的长嘴壶，即使用汤瓶是其特征。而体现点茶出现的资料，在宋初陶榖的《清异录》中有很多记事。同书引用苏廛《十六汤品》若是唐末之事，那么关于汤瓶的详述、早就洗练的点茶文化，显示那时已经存在点茶。而且，在重视点茶文化的福建一带，特别是北苑团饼茶得到迅速发展和改良，也是五代到宋初完成的。
系统记载点茶方面的茶书，有蔡襄的《茶录》和宋徽宗的《大观茶论》。从两论着及其他资料总结整理宋代点茶程序如下：将团饼茶（福建团茶很珍贵）捣碎；碾为粉末；筛罗；入末茶于茶盏中；用汤瓶注沸水；用匙或茶筅搅匀，以备饮用。这与唐代煎茶法相比变得简洁明快，《茶录》中用团茶，而宋代散茶的发展也很着名，有江西的双井茶、浙江的日注茶等名茶。以点茶方式饮用散茶时，主要是用石磨碾制茶末的。
然而，荣西传回日本的茶是南宋时期的浙江茶，是碾碎散茶以点茶形式饮用的类型，对此加以改良，后来形成了独特的日本茶道文化。关于为什么唐代茶在日本消亡、宋代茶则扎根保留下来这一点，显示单纯明确的理由是困难的。以五山为中心的禅宗文化，在日本中世文化上所占的重要地位是一个理由吧。
〔注释〕文献中可见饮茶风俗最初的例子，常被引用的是西汉末王褒的《僮约》（前59)。
比如，《洛阳伽蓝记》卷三有北方人蔑称南方的饮料茶为酪奴的故事。
《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有“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禅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须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效仿，遂成风俗，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的记载。
《茶经》三之造“茶有千万状”，叙述比喻茶如胡人皮靴等八种，这是形容茶的表面吧。“或以光黑平正言佳者，斯鉴之下也，以皱黄拗垤言佳者，鉴之次也，若皆言佳及皆言不佳者，鉴之上也。”
参照高桥忠彦《以唐宋为中心的饮茶法的变迁》（《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109册1989年3月）。
《茶经》四之器碗项，有“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记述。视越瓷有透明感的绿色为好。
《茶经》六之饮器有“饮有粗茶、散茶、抹茶、饼茶者，乃斫、乃熬、乃炀、乃舂，贮于瓶ft之中，以汤沃焉，谓之庵茶，或用葱姜、橘皮、茱萸、薄荷之等，煮之百沸，或扬令滑，或煮去沫，斯沟渠间弃水耳，而习俗不已”的记述。
本节参照气贺泽保规先生的《法门寺出土的唐代文物及背景——碑刻（衣物账）的整理与分析》（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中国中世文物》1993年3月）。
试推定法门寺出土的有关茶具的议论，以韩伟先生《从饮茶风尚看法门寺等地出土的唐代金银茶具》（文物出版社《文物》1988年10期）为主，完成了多数，除列举的以外，其他结论不能确定。
茶碾底部有“咸通十年，文思院造银金茶碾子一枚，共重二十九两”铭文。
河南偃师出土出土瓷茶碾，有徐殿魁先生《试论唐代的民间茶具》（《农业考古》1994年2期）。
《大观茶论》罗碾项有“碾以银为上，熟铁次之”。宋代的茶碾似乎普遍为金属制之，南宋的《茶具图赞》附有“金法槽”之名。
见气贺泽先生的论文集597页-599页。
《日本后纪》弘仁六年四月有“癸亥，幸近江国滋贺韩埼，…更过梵释寺，…大僧都永忠手自煎茶奉御”。
《经国集》卷十四，惟氏之《和出云巨太守茶歌》有“…山旁老爱为宝，独对金炉炙令干，…盆浮沸，浪花起，巩县埦，商家盘，吴盐和味味更美，物性由来是幽洁”的记载。
参照《清异录》苑茗门中的“生成盏”、“茶百戏”、“漏影春”。
(高桥忠彦，日本国东京学业大学教授；王竞香译自《中国法门寺地宫珍宝赴曰本展图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