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炳林
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的人口和居民结构是从事归义军历史研究的学者很关注的问题，齐陈骏先生曾经对敦煌地区的历代人口进行过探讨，但由于资料记载的缺乏，其对归义军时期的人口只进行一些理论性的推断，没有进行实质性的研究。日本学者池田温先生在研究敦煌写本天宝年间敦煌县从化乡科差薄之后，得出结论认为敦煌地区的粟特人在吐蕃占领之后回到粟特地区，少数留在敦煌的粟特人成为寺院的寺户，从此以后敦煌再没有粟特人。⑴而据我们的研究，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粟特人的数量还很大，保留有很多粟特人聚落；与此同时敦煌地区还生活着吐蕃、吐谷浑、龙家、于阒、回鹘、苏毗、鄯善、达怛等民族，因此，对于敦煌地区的居民人口结构，学术界进行很多研究，有很多问题基本搞清楚了，但是就整个归义军管辖范围来说，还谈不上进行过多的研究。张议潮于大中二年收复沙州、瓜州，大中三年收复甘州、肃州，大中四年收复伊州，咸通二年收复凉州。从乾符二年起归义军管辖范围内缩，乾符二年失伊州于回鹘，895年前后失甘州于甘州回鹘，不久又失肃州于达怛和吐蕃，失凉州于嗯末。归义军政权疆域内缩的原因与归义军的实力衰弱有直接关系，也与归义军政权在这些地区统治基础有直接的联系。《张淮深变文》称“又见甘、凉、瓜、肃，雉堞凋残，居人与蕃丑齐肩，衣着岂忘于左衽，独有沙州一郡，人物风华，一同内地。”这不仅仅是社会风俗的演变，同时也是居民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就是说汉族居民在这些地区已经不占主导地位。就是“人物风华，一同内地”的沙州，经过研究也是一个多民族杂居区，在这里生活着有通颊、退浑等十部落，其他地区的居民结构就可想而知。为了探讨归义军政权在河西地区的疆域退缩的原因，我们根据敦煌文书资料对归义军管辖下的河西地区居民结构进行一次力所能及的探索。
一、晚唐五代沙州敦煌地区居民结构
晚唐五代敦煌地区是归义军政权的政治和对外文化交流的中心所在，这里的居民结构呈现出与其他地区不同的地区特色。汉族居民是敦煌地区的主体民族，《张淮深变文》称河西“独有沙州一郡，人物风华，一同内地”；高居诲经过这里时曹元深当政，也是多中国人。其次，少数民族居民成分越来越大。虽然主体为粟特人的从化乡被取消，但是具有粟特特征的居民仍然存在，同时吐蕃、龙家等民族居民也大量涌人敦煌地区，使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少数民族居民无论是成分还是数量都剧增，改变了唐代敦煌地区居民结构状况。就敦煌地区来说，居民结构的分布也是极不平衡的。首先是敦煌县诸乡间的差别，其次是敦煌县与周边地区寿昌县、紫亭县的差别。这一差别与各个民族居民从事的社会经济活动和历史沿革有很大关系。
1、敦煌县管辖范围居民结构
晚唐敦煌地区的胡姓居民和聚落，我们已经有了详细研究，具体情况可参考拙作《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的胡姓居民和聚落》，认为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生活着大量的胡姓居民，他们有粟特人为主的康、安、史、石、米，回鹘人的翟、李等姓，鄯善人的鄯姓，焉耆人的龙姓等，由胡姓居民建立村庄聚落有安家庄、曹家庄、罗家庄、翟家庄、康家庄、石家庄、龙家庄及于阗太子庄等，归义军时期设立的通郑炳林晚唐五代河西地区的居民结构研究颠部落就是为了管理这些胡姓居民聚落建立的管理机构。[2]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的居民结构，敦煌文献中没有明确的记载，我们根据敦煌文献的记载认为到归义军后期特别是曹氏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的居民和人口结构有了很大的转变，就是胡姓居民人口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敦煌文书？3396《年代未详（十世纪)沙州诸渠诸人粟田历》记载人员67人，其中有22人为安、石、米、龙、翟等胡姓人，这样胡姓居民占了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3]又P.3396《年代未详(十世纪)沙州诸渠诸人瓜园名目》记载到52人，其中胡姓居民有12人，占了四分之一弱。[4]这件文书的最后一行记载“北府泛愿长瓜”，泛愿长之名又见载于P.2943《宋开宝四年瓜州衙推泛愿长等状》，当时泛愿长任职为归义军内亲从都头知瓜州衙推，因此本卷文书距开宝四年不会很远，当是开宝四年前后文书。因此，文书所反映的情况应当是开宝四年即曹元忠时期敦煌地区的民族结构状况。
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的吐蕃、吐谷浑，我们在《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的吐蕃居民初探》作过详细考证，[5]吐蕃占领河西陇右地区之后，沿袭继承唐代制度建立了河州节度使、鄯州节度使、凉州节度使和瓜州节度使。作为河西西部地区的政治重镇，吐蕃在瓜州地区大量驻军移民，五代时期瓜州与肃州之间形成了一个吐蕃居住区。同时，在敦煌地区也生活着很多吐蕃人。《册府元龟》卷170帝王部来远门记载“瓜沙与吐蕃杂居”，就说明敦煌地区也居住有很多吐蕃人，他们和汉族一样从事农业和畜牧业生产，由归义军的吐谷浑部落使进行管理。吐谷浑部落使不仅管理吐蕃人也管理吐谷浑，吐谷浑居民以浑、慕容为姓，敦煌地区还有以慕容氏命名的村庄聚落，表明了敦煌地区吐谷浑人的居住情况和规模。敦煌文献P.5007《敦煌诗》记载万倾平田四畔沙，汉朝城垒属蕃家。歌谣再复归唐国，道舞春风杨柳花。仕女上梳天宝髻，水流依旧种桑麻。雄军往往施鼙鼓，斗将徒劳猃狁夸。”蕃家既指以粟特人为主的胡姓居民，也指敦煌地区的吐蕃、吐谷浑居民。从蕃家、猃狁等看，敦煌地区常住居民不但有吐蕃人而且有达怛等北方少数民族。
龙家也是敦煌地区的少数民族居民之一，敦煌地区的龙家不仅仅以龙为姓，而且还以何为姓。S.4445《己丑年(929)何愿德贷褐契》记载己丑年十二月廿三日龙家何愿德于南山买卖，于永安寺僧长千面上贷出褐三段、白褐一段。[6)龙家居民中包括的姓氏除了胡姓之外还有汉姓，如肛1418《年代不明吴留德等便豆历》记载有龙张政子和龙安善通。[7]表明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的龙部落是归义军管辖下十部落之一。在龙家部落的名号之下，包括了除龙家之外的粟特人和汉民族。敦煌文书记载龙家的文书比较多，从事农业、商业、畜牧业等社会经济生活，特别是畜牧业经济中以放牧马而着称，放牧的区域主要是常乐县一带。[8]
达怛也是敦煌地区居住的少数民族居民之一，敦煌文献中有他们在敦煌地区生活的记载。而在敦煌文献中，达怛多作达坦。S.6452《辛巳年(981)十二月十三日周僧正于常住库借贷油面物历》记载有两条：壬午年二月“六日面肆斗，造道粮达坦朝定送路用”，八月“十五日连面伍斗达坦边买马皮用”。[9]S.6981《辛酉至癸亥年人破历》记载“麦二十石达家娘子施人。”4907《庚寅年(930)九月十一日一辛卯年七月九日诸色斛斗支付历》记载“十二月廿五日，吊孝达家夫人社粟壹斗、小社粟壹斗。二月廿二日，曹家兄弟寒食粟贰斗，卧醋粟砍斗，还曹达坦树木价粟两硕伍斗。”[u]S.4649S.4657《庚午年(970)二月十日沿寺破历》“十六日，粟壹硕贰斗，沽酒看达家娘子叠园用。”[12]P.2629《年代不明(964)归义军衙内酒破历》记载“十六日，窟上酒壹瓮，达家垒舍酒壹瓮。”“廿四日，达家小娘子发色酒伍升。”“十二日，千渠送达家娘子酒壹瓮”[13]这里的达家就是指达怛家。这是达怛在敦煌地区从事外交和商业贸易活动的记录，也表明敦煌地区不但生活有达怛居民而且是敦煌地区常住居民。
吐谷浑部落在敦煌地区活动居住情况如何，S.8443《甲辰年一丁未年(944一947)李阇梨出便黄麻麦名目》记载有通颊孔曹子、石狗奴、孔憨奴，还有退浑慕容略罗借贷黄麻四笔。[14]表明吐谷浑部落的居民在敦煌地区活动很活跃。P.2932《甲子一乙丑年(964-65)翟法律出便与人名目》中记载借贷人有退浑程憨多、翟保员、何员定、王再昌等，该卷文书记载有姓名的人38位，其中胡姓人11位，2人为蕃姓居民，少数民族占了居民结构中34.2%左右。如果以退浑部落管辖的百姓作少数民族计算，少数民族占45.6%左右。[15]少数民族人口剧增，少数民族居民在敦煌地区居民结构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是归义军时期敦煌居民结构发展的趋势，这就是五代时期曹氏归义军政权建立和慕容家族瓜州与沙洲抗衡的基础。
敦煌地区的居民结构从部落与乡的结构上看，退浑与通颊基本上是平级对待。如P.2953《年代不明（公元九世纪后期）孔再成等贷麦豆本历》记载有玉关、部落、慈惠、效谷、洪池、神沙、洪润、通颊、平康、赤心及龙家、绿家、常住、张家、马家等，[16]这里的部落当指退浑部落，通颊即通颊部落。这里将通颊部落和退浑部落与乡等同看待，所以刘进宝先生认为通颊、退浑已经成为敦煌诸乡之-，其管辖下的居民人口数量也不在少数。
敦煌地区居民结构从唐代天宝年间到吐蕃、张氏归义军、曹氏归义军到底发生哪些变化。我们可以由敦煌文书肛1432、取3110《年代不明黑眼子等便地子仓麦历》记载衍讷、王黑眼子、社子、杨百奴、朱悉吉略、仍善子、杜悉吉子、杜令丹、王不勿子很可能都是居住敦煌的吐蕃人，占了文书记载人数的41%。[17]Ax.2971《年代不明程富奴等便王都头仓斛斗历》记载人11人，其中粟特人康愿德、康清奴2人、吐蕃有仍钵悉鸡、邓宇悉鸡、邓悉子等3人，占45.4%。[18]从中可以看出归义军后期敦煌地区的吐蕃居民数量还是很大的。S.5824《经坊供菜关系文书》记载请菜蕃僧5人、长对写经25人，行人部落供菜人中有乞结夕、遁论磨、罗悉鸡等，丝棉部落中的苏南、触腊、娑志力、勃浪君君、屈罗悉鸡、摩志猎、尚热摩、苏儿等基本都是吐蕃人，还有4人为粟特人。n9吐蕃居民占了30.5%，吐蕃粟特居民共占了41.7%。是否可以这样推测，在行人部落和丝棉部落中粟特和吐蕃居民最少占了41.7%左右。归义军时期作为商业行会的凉州行中也由吐蕃居民田悉杓等和粟特人安粉粉等，表明吐蕃人和粟特人一样在归义军时期敦煌从事农业和商业贸易。前举P.2932《甲子一乙丑年(964~965)翟法律出便与人名目》反映的居民结构是曹氏归义军时期的状况。另外P.2680《便粟历》记载便粟人28人，其中胡姓人7人，占25%左右，至于其中还有多少吐蕃居民，一时难于确定，应当不少于5%。S.4884《壬申年（972)正月廿七日褐历》记载便褐人29人，可以确定的6人为胡姓居民，占20.7%左右。P.3418《唐沙州诸乡欠枝人户名目》记载敦煌104户，胡姓21，蕃4；神沙42，胡1；龙勒95，胡7；赤心61，胡14，蕃4；洪润88，胡10，蕃丨；慈惠56，胡16；平康58，胡5；效谷28，胡8。从这个统计数字看，胡姓和蕃姓居民主要分布及其在各乡居民结构所占比例情况：敦煌（24%)、龙勒(7%)、赤心（29.5%)、洪润（12.5%)、慈惠（17.8%)、平康(8.6%)、效谷(28.5%)。这是张淮深后期的文书，反映归义军时期的敦煌地区居民结构的基本状况，平均占18.27%左右（除神沙乡之外），若加上神沙乡平均占16.28%。P.3236《壬申年(972或912)三月十九日敦煌乡官布籍》记载登记人名83人，其中16人为粟特居民，占当时居民结构的19.2%。(20]以上推测的根据都没有包括退浑、通颊部落，如果退浑、通颊部落居民数量和乡的规模差不多，归义军时期敦煌县长期有乡十，仅就乡的建制规模看，退浑、通颊占六分之一，约16.67%。若以诸乡居民结构中少数民族居民总和加上退浑、通颊二部落百姓，那么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的胡蕃居民约占整个居民结构33%。这样再加上常住敦煌的龙家、达怛、鄯善、于阗以及西域波斯、印度移民，敦煌地区的非汉族居民整个在百分之四十或者更多。
2、寿昌县管辖范围
晚唐张氏归义军时期寿昌县的建制被沿袭下来，寿昌县长期以来是归义军政权最西部的一个县，西部毗邻的是仲云或者苏毗的石城镇，南临吐蕃、吐谷浑，北接西州、伊州回鹘地区，虽然四周都是沙漠戈壁地带，但是仍然是归义军政权对外交流的窗口地带，敦煌及其中原对于阒、中亚西域的通使大部分经过寿昌县。从大中二年起，寿昌就是归义军的县镇并行地区，凡是县镇并行地区不是军事要地就是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杂居地区，而且多是少数民族为主的居住地区。寿昌地区置镇县，表明寿昌地区是个少数民族为主的居住区域。那么归义军时期这里生活的到底是些什么样的居民，寿昌地区的居民构成如何，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弄清楚这些问题对于我们研究晚唐五代敦煌的社会至关重要。
唐代中前期，沙州寿昌县居住的居民主要是汉族，敦煌地区的索氏家族有一支就居住寿昌县。P.4010P.4615《索崇恩和尚修功德纪》记载到索恪：“曾皇祖恪，前唐安西唐海镇将军，方通西海，委辟辕门，大敌未平，先投镇将。目寻太白，探前矛而不疑；手执红旗，警后营而不殆。科头虎掷，八阵先冲。污血被犀，三场入战，改迁游击将军。”索恪又见载于P.3638《大番故敦煌郡莫高窟阴处士功德记》记载爰及慈母索氏，通海镇大将军之孙。”根据修功德记的记载，这一支索氏家族是晋司空索靖的后裔，从隋代以来是敦煌地区很有势力的家族，特别是归义军时期有敦煌名僧索崇恩、都督索琪、归义军节度使索勋等。[a]根据唐天宝年间寿昌县户籍记载索恪本籍沙州寿昌县，这表明唐代沙州寿昌县是汉族大姓的居住区，生活的主要是汉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