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们就敦煌地区的官布是否单纯是上缴官府之布或者入官之布。不可否认晚唐五代归义军政权按土地面积征收的官布具有上缴官府之布（人官之布）的性质，相当于唐代调布，问题是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的官布有没有质地含义。唐代的赋税政策是随乡所出任土所宜原则，作为归义军政权一旦将官布征收对象固定化，就赋予了官布本身以质地性质。如果官布仅仅指人官之布，没有特指对象和质地含义，那么就不会在官府之外或者拥有者发生变化时还使用其官布名称。我们通过对敦煌文书分析研究，认为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的官布除了按地征收之外，官布还作为商品在寺院民间大量流通，如P.3234《壬寅年(942)正月一日已后净土寺直岁沙弥愿通手上诸色入历》记载净土寺为张万川车头、索家小娘子念诵收入官布各一匹，Ul]P.2032《后晋时代净土寺诸色人破历算会稿》记载净土寺为连兴押衙患病时诵经收入官布一匹立机一匹、为王都头车头念诵收人官布一匹，又为润子收新妇、莲台寺起钟楼各支付官布一匹。官布作为念诵经价支付给寺院，或者寺院将官布作为礼品送给其他寺院个人，都是寺院与私人之间商品流通，与官府无涉，特别是P.2846《甲寅年(945)都僧政愿清交割讲下所施麦粟麻豆等破除见在历》记载的收人布匹有土布和官媒，[13]官缂就是棉布，即官布和蹀布。既然寺院将官布与蹀放在-类，就表明官布与媒都属于棉布，是棉布中的一个品种。晚唐五代敦煌地区商品贸易中官布往往用作支付物价，北京图书馆殷字41号记载张修造西州充使曾于押衙王通通、押衙贾延德面上分别雇佣骆驼一匹，雇价分别为官布十六匹、官布拾个。[14]官布的来源和支付对象都与官府没有关系，之所以用官布支付驼价，这与他西州贸易所得有很大关系。通过以上资料我们得知，官布不仅仅为向官府缴纳的布，就是在民间商业贸易中特别是寺院与寺院、寺院与个人、个人与个人间都用官布支付物价，因此官布已经突破了单纯的人官之布性质，成为当时布匹的一个品种。
其次关于官布的质地是棉布还是其他，经过对敦煌籍帐类文书分析，官布与媒属于同种类别，都是棉布。前引P.2032《后晋时代净土寺诸色人破历算会稿》记载有媒破类总共九匹225尺，其中八匹就是官布。P.2040《后晋时期净土寺诸色人破历算会稿》记载媒破类的51匹官布、各类蹀共“媒计一仟一百七十五尺”，其中官布为23匹。[I《]P.3763《年代不明（十世纪中期）净土寺诸色人破历算会稿》记载缂人类有“计媒八百一十三尺”，其中官布17匹1丈7尺。[17]只有媒人蹀破类有官布，其他类如布（土布）、褐类都没有记载有官布，表明官布与缂属于同一质地的棉布。最能说明问题的是P.3234《年代不明（十世纪中期)诸色入破历算会稿》，在布破类将“官布一匹乾元寺写钟人事用”，发现人错类后马上划去，又记入媒破类，[181说明官布不是麻布而是媒布。
确定晚唐五代敦煌地区是否种植棉花就是敦煌地区大量使用缥，敦煌文书中保留的大量的支出帐中有媒入、蹀破类别，又有布入、布破类别及褐入、褐破类别，这里蹀、布、褐含义是指什么，经过我们的分析研究认为镍指棉布，布（土布）指麻布，褐指毛织品。关于褐布指毛织品这一点，刘进宝先生也没有异议，布（土布）到底指什么，刘进宝先生论文没有涉及也无论述，作为麻织品没有异议，问题的关键是媒的质地是指棉布还是毛织品。刘进宝论文中认为吐鲁番文书记载的西州地区的媒是指棉布，而将相邻的敦煌地区使用的蹀布判定为毛织品，显然使用了二重标准，另外敦煌地区从西州地区贩运来了大量的棉布，有安西蹀、西州布等称谓，这里的安西渫是棉布还是毛织品，如果是棉布的话就在敦煌地区出现了出产于西州地区棉织品的媒和出产于敦煌地区毛织品的蹀，为什么在敦煌籍帐类文献中没有将把安西蹀和西州布放在褐类而加以区别呢。这就表明晚唐五代敦煌地区作为棉织品的蹀与作为毛织品的褐有严格的区别。
晚唐五代敦煌地区从西州地区贩运了大量的蹀布到敦煌市场上出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借贷文书记载出使西州前借贷的物品主要是丝绸，西州归来还的物品主要是渫，表明他们贩运回来的物品就是媒。这一点我们在论文《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种植棉花研究》第二部分“晚唐五代敦煌地区棉布的来源与产地”引用大量文书加以论述，如就弘子、张修造、贾彦昌、龙钵略、僧法宝、武达儿等西州充使回来后归还的本利都是媒，[19]证实了蹀是从西州贩.运往敦煌的主要产品，这些媒布肯定是棉布无疑。二是晚唐五代敦煌地区有了经营西州媒的商贾。P.3156《庚寅年（930或990)十月已后破媒数》记在：
庚寅年十月一日已后住儿西州到来破粗缣数：官家土物安西线一匹、粗渫一匹，瓜州家棋价粗[缣匹]。官家骆驼价耝线一匹，东河北头刺价与孔目细缲一匹，粗缲一匹。贴绫价细缣二匹，粗缲六匹。肃州去细缣六匹，粗线H-匹。子弟粗缣一匹。音声粗缣一匹。高家粗缲一匹。宋郎粗缣一匹。[叫住儿是从事西州棉布生意的商贾无疑，他经营的缫帐肯定是经营出产西州地区棉布帐，这里记载他经营的媒肯定是棉布无疑。既然晚唐五代敦煌地区将西州地区出产的蹀与敦煌地区出产的蹀没有严加区分，证明二者质地没有本质区别。
通过对敦煌文献的分析，基本上可以就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种植棉花研究中敦煌地区的媒是指毛织品、官布中有褐类官布、官布为入官之布等回答刘进宝先生。晚唐五代敦煌地区使用的官布各中蹀中有很多是从西州地区贩运而来，敦煌地区没有将其与产自敦煌地区的蹀加以区分，并且在分类帐中将它们放在同一类，表明它们之间没有质地差异；敦煌官布中有褐类毛织品，纯粹是对文书理解的错误；官布不仅仅是官府征收的赋税，而且敦煌民间、寺院也大量使用官布，说明官布是敦煌地区流行布中的一种，与蹀为同类质地，所以属于棉布中一个品种。
(原题《晚唐五代敦煌种植棉花辨析——兼答刘进宝先生》，载《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
注释
[1]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种植棉花研究》，《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3期，第83-95页；《敦煌西域出土回鹘文文献所载qunbu与汉文文献所见官布研究》，郑炳林主编《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续编》，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81-394页。
[2]刘进宝《唐五代敦煌棉花种植研究一~兼论棉花从西域传人内地的问题》，《历史研究》2004年第6期，第27-40页。
[3]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364页。
[4]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宇注》十二篇上手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600页。
[5]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第363页。
[6]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第366~369页。
[7]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第362页。
[8]唐耕耦、陆宏基C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第373-374页。
[9]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第375-376页。
[10]唐耕亲、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第377-378页。
[11]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全国图书馆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440页。
[12]唐耕辆、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第455-513页。
[13]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第525页。
[14]北图殷宇41《癸未年四月十五日张修造雇父驼契》，唐耕耦、陆宏基{敦惶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辑，全国图书馆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38页。
[15]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第472页。
[16]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第407页。
[17]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第513页。
[18]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第443页。
[19]S.450《乙未年(875或935)就弘子等贷生绢契》、北图殷宇41号。
《癸未年(923)四月十五日沈延庆贷布历》、P.3453《辛丑年(941)十月二十五日贾彦昌贷生绢契》、P.3627《壬寅年(942)龙体略贷生绢契》、R3051《丙辰年(965)僧法宝贷绢契》，载《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辑，第110、115、120、121、125页。
[20]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第28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