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件状文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向归义军节度使报告本镇的军情，如第一、二、三件；二是向归义军节度使献物，如第四、五、六、七件。写在这件文献正面的也是都头知悬泉镇遏使安进通上给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的样式状文，年代为天成某年，从安进通的职衔看，其所带宪衔从侍御史升迁为御史大夫，又带上柱国勋衔，故时间较背面的状文要稍晚。[161]上引第三件状文，其所反映悬泉镇使安进通的职责与P.2482《某年八月二日常乐副使田员宗启》相同，防御敌骑劫掠悬泉镇的人口、畜牧，同时将此敌情报告“上州”即沙州与临近的瓜州、常乐镇，协同御敌。又P.2155v《某年六月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致甘州回鹘可汗状》记载甘州回鹘假充使节到悬泉镇来抢劫人口，云又至六月四日，悬泉镇贼下，假作往来使人，从大道，一半乘骑，一半步行，直至城门捉将，作极小口五人，亦乃奔趁相兢。其贼一十八人及前件雍归镇下，并是回鹘。”上引第四件状文，则叙述了安进通在端午节向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献礼庆贺之事。对于归义军政权而言，928年是个重要的年份，此时归义军东征甘州回鹘取得大捷，一雪自金山国以后的耻辱，故曹议金在莫髙窟修建了第98窟，规模宏大，在窟中绘制了归义军的各级僚佐一百多人。[ltt]同样，像安进通之类的地方僚佐也纷纷给曹议金献物庆贺，归义军政权一派喜庆。另可注意的是，在P.2814V《后唐天成三年(928)二月都头知悬泉镇遏使安进通状》后面，还有两件状稿，其中一件题为《悬泉镇百姓乞请缓收税债状稿》，他们向“司空”亦即归义军节度使上状，请求缓收当镇税收，可见镇民需要交纳赋税，而镇使除了负责军事安全之外，还有征收赋税差科等管理经济的职能。[163]《五代会要州县分道改置》“陇右道”秦州天水县陇成县条云后唐长兴三年（932)二月，秦州奏见管长道、成纪、清水三县外，有十一镇，征科并系镇将”；又成州同谷县栗亭县条云成州元管同谷县，余并是镇，便系征科。今欲……，其征科委县，捕盗委镇司。从之。”[164]又后周太祖于广顺三年(953)七月丁酉下诏京兆、凤翔府、同、华、邠、延、鄘、耀等州所管州县军镇，顷因唐末藩镇殊风，久历岁时，未能厘革，政途不一，何以教民。其婚田争讼、赋税丁徭，合是令佐之职。其擒奸捕盗、庇护部民，合是军镇警察之职。今后各守职分，专切提撕，如所职疏遣，各行按责，其州府不得差军将下县。”[165]后周下诏区分县令与镇使的职能，正反映了五代时期存在着镇使侵越县令职权的情况，除了擒奸捕盗、庇护部民之外，还掌管了婚田争讼、赋税丁徭等事务，归义军悬泉镇使兼掌本镇赋税亦为其例。
榆林窟第20窟为副监使窟，前室西壁侧墨书题记云：
雍熙伍年岁次戌子（988)三月十五日，沙州押衙令狐住延下手画副监使窟，至五月卅日]画此窟周口。愿君王万岁，世界清平，田善熟，家，孙莫绝。值主窟岩，长发大愿，莫断善心，坐处雍护，行通达，莫遇灾难。见其窟岩纪也。[关向达先生亦曾过录这篇题记文字，与之稍异。[167]这位窟主副监使很可能是悬泉镇的副监使。从上文多处榆林窟供养人画像题记可以获知，悬泉镇与榆林窟相去不远，在其北面，亦即今安西县踏实乡西北之破城子。
(六)雍归镇
雍归镇，又作邕归镇，亦离榆林窟不远，在其南面70里处之石包城，属瓜州。
在唐朝前期，雍归就已置镇，如P.2625《敦煌名族志》记载阴深在“唐任昭武校尉行瓜州雍归镇将上柱国”。到归义军时期，P.4640V《布纸破用历》中凡五次出现邕归镇使杨神海，从己未年(899)六月廿七日至辛酉年(901)五月廿三日，一直是杨神海担任邕归镇使。曹氏统治时期，S.374《宋至道二年（996)新乡副使王汉子监使郁迟佛德等牒》记载新乡镇曾向得到“司徒娘子重福”，“于何都头手上领得雍归麦替麦拾伍车”，这位雍归镇的何都头当即都头知雍归镇使，任职于曹延禄执政晚期。S.528v《某年月日三界寺僧智德状稿》说他“口承边界，镇守雍归”，状文最后“伏乞令公阿郎念见口承边镇百姓些些，分坏毛时，亦要诤论，缠裹难有”。郝春文先生据状文称敦煌地方长官为“令公阿郎”，判定时间在曹氏归义军时期。[168]汉37277《后周广顺五年(955)正月都知兵马使吕留延阴义进等上太保衙状》称“有马踪多少骑，数来人会稽、新乡、雍归、新城管界”，可知雍归镇与会稽、新乡、新城等镇临近，相去不远，是布设在瓜州东南面的军防重镇。P.2155V《某年六月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致甘州回鹘可汗状》记载归义军派遣亲从都头曹延定到甘州回鹘国“复礼”，但当使团东行至雍归镇时，却发生了回鹘人杀人夺马之事，云去五月廿七日，从向东有贼出来，于雍归镇下煞却一人，又打将马三两疋，却往东去。运后奔走失问讯，言道：趁逃人来。又至六月四日，悬泉镇贼下，其贼一十八人及前件雍归镇下，并是回鹘，亦称趁逃人来。”由此可见，回鹘人沿着祁连山，顺榆林河北上，窜至雍归、悬泉等镇进行劫掠，二镇是保卫瓜州南境安全的重要军事机构。
榆林窟第12窟西壁洞口题记多次提到雍归镇，云：
为窟上水，设紊（斋）粮若也。背此米果粮者，仰窟为誓，故立斯口。等不翻悔者，其地常年一种。时于榆林窟上纳稞麦三拾定截成子常住地与雍归八门（人们），壬(任）意佃种。请上便及稚，如斯苦果，不可具陈。子时和尚发丈慈悲，丘心便等中实。若雍归城池，石壁开山，四塞无百人，耕种粮田。烧香礼佛头窟内，雍归人门（们）一齐咨申张禅和尚，拜谢口……和尚圆满大师前设斋，财施以了。忽乃早寅巡窟，乐营石田奴三十余人，年每栽于榆林窟上烧香燃灯。奴……押牙口盈押牙爷再庆押牙愿佑……五日，雍归人门（们）、僧俗、老丈、幸婆、幸者等。[]
由上题记可知：第一，雍归镇“四壁开山”，依山而建，由于地处瓜州南境，比较荒凉，人烟稀少，但也耕种田地。第二，雍归镇与榆林窟距离不远，雍归镇人经常到榆林窟来烧香礼佛。第三，雍归镇的属官有员额不少的押牙。向达先生根据这则题记认为，雍归镇“疑即今榆林窟南七十里之石包城”。[]7]陈国灿先生又引《重修敦煌县志》卷2所载“石包城，旧制在城东二百里，叠石为城，高拒绝壁，不知何年所建”，[171]肯定了向氏的说法。
(七）新城镇
新城镇，位于瓜州东北80里处，即今安西县布隆吉乡旱湖脑古城，属瓜州。
新城一名，初置为郡，最早见于十六国西凉时期。《晋书李歆传》记载，西凉后主李歆发兵讨伐北凉沮渠氏，“败于寥泉，为蒙逊所害。士业(李歆字)诸弟酒泉太守翻、新城太守预……等西奔敦煌，蒙逊遂入于酒泉”，[172]是知西凉设有新城郡。到唐代，由P.3559、P.3018.P.2803v等号组成的《唐天宝年代(750)敦煌郡敦煌县差科簿》从化乡“贰拾柒人没落”条中，有“新城长上”一词，[173]说明新城作为地名在唐代前期仍然存在，但是否建制为镇则不得而知。尤其是，唐代关于新城的地名，与悬泉类似，亦有多处。前文已经指出，史苇湘先生所论新城镇设在楼兰的观点不确。不过，楼兰地区确实有一座新城，S.367《沙州伊州地志》云：“新城，东去石城镇二百四十里。康艳典之居鄯善，先修此城，因名新城，汉名弩支城”；《新唐书地理志七下》亦记载石城镇“又西二百里至新城，亦谓之弩支城，艳典所筑”。[174]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在敦煌地志文书中，还是在《新唐书地理志》里，所列城镇名称，仅石城镇、播仙镇称为“镇”，皆唐高宗上元年间所置，而其它如新城、屯城、蒲桃城、萨毗城、鄯善城、古屯城等皆称为“城”，书写是十分严谨的，故这里的“新城”并未置镇。其次，在沙州敦煌县悬泉乡境内也有一座新城，S.514《唐大历四年(749)沙州敦煌县悬泉乡宜禾里手实》某缺名户主有“一段壹亩口分：城东十五里瓜渠。东河，西新城，南荒，北路”。此处之新城，东有大河，谓之新城河母；又位于瓜渠附近，P.3396v《沙州诸渠诸人瓜园》云新城河母三界阇梨苽园”，可证这座新城在沙州敦煌县悬泉乡境内。
归义军时期的新城镇，既非唐代前期楼兰之新城，又不是敦煌县悬泉乡之新城，而是位于瓜州的东北面，且始置为镇。P.4640V《布纸破用历》凡五次提到新城镇，从己未年（899)五月十日至辛酉年(901)六月四日，一直是张从武担任新城镇使。金山国时期，张宝山接替其任。敦煌文献《节度押衙充新城镇遏使张宝山状》及张宝山上相公、大将军的两通《封书样》，今据罗振玉《沙州文录补》录之于下：
张残书状
(上缺）日，宝山蒙（约缺七字）体何似？伏惟善加（约缺四字）着物色，孤镇地无所出，前件黄矾、菌子，乞垂容纳。不宣，谨状。
月曰具官衔。张状上（名上加新城朱记印）。
常侍阁下。谨空。
封书样
新城镇状上相公衙。节度押衙充新城镇遏使张宝山状。谨封。
封与大将军书样
谨谨上郎中阁下。节度押衙充新城镇遏使张宝山状封。
书状末尾小字注“名上加新城朱记印”，沙知先生认为即“新城镇遏使之印”。[176]从状文中看，新城镇位置荒僻，被镇使张宝山称为“孤镇”，地无所出。归义军之所以在此设镇，显然是因为其军事地位重要，是东防甘州回鹘的军事前线。不过，经过张宝山的努力经营，张承奉时期新城镇很快发展成为一个富庶殷实的东陲大镇。P.3518《大唐河西归义军节度左马步都押衙故张府君（保山）邈真赞并序》云：
金王会临，超先拔选。东陲大镇，最是要关。公之量宽，佥然委任。新城固守，已历星痛。兹镇清平，人歌邵（绍）泰。堰都河而清流不泛，波沟洫而湍涌溪波。五谷积山，东本是望。贮功廪什，抚备边城。二十入事（仕），提戈辅戎。金王奖擢，百战摧凶。立身苦节，蕃抱礼容。弓袭继世，素慕登庸。曾任雄镇，改俗移风。[177]
由此可知，新城镇位于瓜州的东部，境内有都河流过，经过镇使张宝(保）山的经营，积谷如山，粮食盈仓，成为一个民富殷实的东陲“雄镇”；而且张宝山还移风易俗，对新城镇的发展贡献很大。到曹氏归义军时期，P.2032v《后晋时代沙州净土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稿》记载：“粟一斗，新城家麦来日看用”，新城镇向沙州运送麦子，正是新城镇经济发展的写照。
P.3636《丁酉年五月二十五日社户吴怀实契约》记载他于该年春天“随张镇使往于新城”。归义军时期的丁酉年有三个，即：877年、937年、997年。无论哪一年，都与899~901年间出任新城镇使的张从武不合，而张宝山在曹氏归义军初期就已改任左马步都虞候，之后又历右马步都押衙、左都押衙等职，曾多次奉命出使中原，参加对甘州回鹘的战争，卒于后唐时期，因此也不可能是张宝山，这位在丁酉年出任新城镇使的张姓人物，有待进一步考证。又P.3935《丁酉年洪池乡百姓高黑头状》末云况黑头更无觅处，欲拟一身口承新城，伏乞大王鸿慈，特赐判印，专候处分。”在“欲拟”二字之后，原写“身当边镇”，后划掉，旁书“一身口承新城”，[ml可知新城属于边镇，是归义军设在东部的边陲要镇。此处之“丁酉年”，或即上述张镇使往于新城之年。又，S.8712《丙戌年四月十一日诸镇吊孝欠布凭》记载有新城安镇使，其名亦待考。
S.8516《后周广顺三年（953)十二月十九日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榜》最后有“新城口承人押衙王盈进”。P.2087《法虚上僧录和尚状》云初冬薄寒，敬惟僧录和尚尊体动止万福，即此法虚自到新城，至甚平善。新城大河耶回日，法虚参和尚。伏乞知悉，今乳饼一，胡枣子一斗，五束，已上信物且充远心，乞赐容纳。今因人次，定付状，起居不宣，谨录状上。僧录和尚香案，直口师法虚谨状。”法虚所到的新城，有大河流过，出产胡枣子等物。这条新城大河，究竟是沙州敦煌县悬泉乡的新城河母，还是瓜州新城镇的都河？我以为应是后者。法虚给敦煌的僧录上状并献信物，“且充远心”，说明新城镇离敦煌较远，应该不是悬泉乡的新城，而是远在瓜州东境的新城镇。法虚因有“人次”回敦煌，托其梢带书状、信物给僧录。关于新城镇的确切位置，李并成先生作过专门的调査与考证，考得安西县布隆吉乡政府驻地南16里有一座旱湖脑古城，即为归义军时期的新城镇。
(八)新乡镇
新乡镇，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时期所新设，属“八镇”之一，位于瓜州城东南180里处，即今玉门市昌马乡，曹氏归义军时期属瓜州管辖。
新乡一名，由来亦早，或设为县，或置为镇。《晋书地理志上》记载敦煌郡下辖十二县中，就有新乡县，说明西晋初始置新乡县，当时属敦煌郡；又云“元康五年(295)，惠帝分敦煌郡之宜禾、伊吾、冥安、深泉、广至等五县，分酒泉之沙头县，又别立会稽、新乡，凡/V县为晋昌郡”。[180]这里出现了两处新乡县，一为原敦煌郡辖县，一为晋昌郡新设之县。这两处记载虽然必有一误，但并不妨碍对新乡县始置于西晋的认识。北魏时，并新乡县人新设置的会稽郡；北周废会稽郡，撤消新乡县的建制，并之人会稽县；至隋又人玉门县，属敦煌郡。[181]到唐代，新乡设置为镇，属瓜州晋昌郡，《通典州郡典四》云晋昌郡，东至酒泉郡五百二十六里，南至新乡镇一百八十里。”[1W]由此可知，新乡镇在唐代前期就已设置。
然而，到晚唐归义军张氏时期，却未见新乡镇。黄盛璋先生认为新乡即新城，他说P.4640v《布纸破用历》中归义军时期的新城镇就设在唐前期的新乡镇，归义军时改名新城镇，一度又改称新昌镇。[183]这一观点并不准确。S.8516《后周广顺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榜》最后有“新乡口承人押牙多佑儿、兵马使景悉乞讷、李佛奴、于罗悉鸡、赵员定，新城口承人押衙王盈进”，可见新乡、新城并列共存。又P.3727v《后周广顺五年(955)正月都知兵马使吕留延阴义进等上太保衙状》云有马踪多少骑，数来入会稽、新乡、雍归、新城管界”，亦可知新城与新乡并非-地，而是同时存在的两个不同的镇，但两地临近，相去不远。唐代前期的新乡镇，在归义军张氏及曹氏前期废而未置。曹氏初期的“二州六镇”中，并不包含新乡镇。直到后周广顺三年（953)曹元忠执政时期，才新设置了新乡镇。承荣新江先生见告，S.8516《后周广顺三年(953)十二月十九日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榜》就是曹元忠设置新乡镇的榜文，云：
敕归义军节度使膀。应管内三军百姓等。
右奉处分，盖闻封建邑，先看山川，阡陌堪居，乃置城立社。况河境部，旧日总有人民。因为土（吐）蕃吞侵，便有多投停废。伏自大王治世，方便再置安城。自把已来，例皆快活。唯残新乡要镇，未及安置军人。今岁初春，乃遣少多人口耕种一熟，早得二栽喉粮，柴在头，便是觅得活处。仍仰乡城百姓审细思量，空莫执愚。[1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