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统治者采取了尊圣崇儒的文教政策，以儒家经典知识为典范，建立了统一的思想与文化秩序，当时的知识分子为了强化和复述这种思想观念和经典知识，编纂了大量以识字、道德伦理、常用知识为主要内容的通俗读物，如《太公家教》、《武王家教》、《辩才家教》、《新集严父教》、《百行章》、《珠玉抄》、《应机抄》、《古贤集》、《新集文词九经抄》、《兔园策府》、《蒙求》。这些通俗读物的共同特征是以凸显儒家道德伦理的忠孝仁义、诚信礼智、尊贤尚能、勤学修身、齐家治国等立身处世的道理和行为规范为宗旨，就其体制而言多以韵语形式编纂而成。然究其内容而言，按部类编纂的《励忠节钞》与杂言散文体《新集文词九经抄》、问答体《珠玉抄》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
1.《珠玉抄》。《珠玉抄》又名《杂抄》、（益智文》、《随身宝》，是唐五代时期普遍流行于敦煌地区的通俗读物，敦煌遗书中主要保存有S.4663、S.5658、S.5755，S.9491、P.2721、P.3393，P.3662、P.3649、P.3671、P.3769，P.3683，P.3906等多个写卷，[12]最完整的P.2721号，首题杂抄卷，一名《珠玉抄》，二名《益字文》，三名《随身宝》，并序”，尾题有“《珠玉新抄》一卷”，但未着明编纂者。考郑樵《通志二十略》卷艺文略》着录有.张九龄撰《珠玉抄》-卷，[13]《宋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卷2《类书类》着录有张九龄撰《珠玉抄》-卷。[14]最早提及敦煌写卷《杂抄》的是我国旅法学者刘复，15]关于《珠玉抄》的研究，主要有日本人那波利贞、[16]周一良、[n]张政烺、[，，]朱凤玉、[w]王三庆、[Jt0周丕显、un吴枫、[M]王喆等。[23]那波利贞认为该书为中晚唐时期作品，后来学者对此多不认同。周一良认为该书所依据资料之时代必上去开元(713-741)不远，而迥在长庆(821-824)之前。张政烺则疑其为唐宋人之所谓《何论》。朱凤玉认为其成书当在中宗神龙三年(707)之后，唐玄宗开元十年(722)之前。王三庆则仅论及写卷年代而未考定其成书年代。周丕显认为该书的纂集成书年代约当高宗永淳经武周至开元之间，即7世纪后期至8世纪前期之间，而开元间可能性尤大。吴枫、郑显文、王喆则认为该书成书年代的上限应为唐中宗神龙三年(707)，下限为唐肃宗宝应元年(762)。综合上述诸家考证，《珠玉抄》的成书年代大约在唐开元、天宝年间似为合理。
敦煌残写卷《杂抄》残存共一卷，约5千余字，该书以抄名书，显系抄录要言，辑略要义，拾掇而成。至于又称之为《珠玉抄》、《益智文》、《随身宝》，顾名思义，当是学得此书，如获珠玉，增益智慧，是日常生活随身携带的宝物，故被日本学者那波利贞誉为“学海遗珠”、“天壤间的瑰宝”。[M]该书内容极为丰富，是迄今为止发现较为完整的唐代庶民的通俗读物。同时该书是将所述知识分门别类地连掇起来，采用问答形式为主，杂以“论"、“辩”及格言警句等形式，以便于记诵和流传，在社会上具有广泛的影响，是唐以降在庶民中间广为流传的通俗读物，具有普遍的社会价值取向，对于研究唐代社会史和唐代社会的知识结构以及思想信仰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从该书序言即可知其要旨，该书序文云：
盖闻天地开辟已来，日月星辰，人民种类，阴阳寒暑，四时八节，三皇五帝，宫商角徵羽，金木水火土。九州八音，山川道迳，受形之物，责贱贤愚，帝代相承，生死不及，周而复始。天地之(道），宗祖之源，人事之矣（宜），并皆幽玄，莫能照察。
-余因瑕日，披览经书，略述数言，以传后代云耳。
该书的标题主要有：论三皇五帝、论三川八水五岳四渎、论九州九经三史三才、论六国六艺五味、论五谷五果五射五德、论五姓五行三老三备、论三光六暗三农元正三朝、论始欲学之事、论妇人四德三从等。概括起来，C珠玉抄》的内容大致有关于历史地理、天文历法、伦理道德、典章制度、年节时令起源、事物起源、名物典故和行为处世准则等各个方面的知识。综观该书序言与内容可知，该书主要目的是抄录天地万物、古往今来、政治道德、艺术文章等有关日常生活的基本知识与常识，以为庶民教育之资。在中国传统文献典籍中，有关唐代社会上层的文化道德教育的资料文献记载极为丰富，但关于社会下层庶民大众的文化道德教育资料则史书无载，而该书所论的经籍图书，则为我们考察当时的知识结构和文化教育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线索且意义重大。现将其所论书目及基础教育内容附列于下：
经：虞夏商周作、孔安国注《尚书》，孔子修、杜预注《春秋》，孔子修、郑玄注《三礼》，王弼注《周易》，孔子作、郑玄注《论语》、《毛诗》、《孝经》，郭璞注《尔雅》，陆法言《切韵》。
史：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东观汉记》、陈寿《三国志》。
子：河上公注《老子》、郭象注《庄子》、刘勰《刘子》。
集：屈原《离骚》、孟宪子《文场秀句》、昭明太子《文选》、李德林《典言》、杜嗣先《兔园策府》、马仁寿《开蒙要训》、史游撰《急就章》以及钟繇撰、李暹注、周兴嗣次韵《千字文》。
九经：《尚书》、《毛诗》、《周易》、《礼记》、《周礼》、《仪礼》、《公羊》、《谷梁》、《左传》。
三史：前汉、后汉、东观汉[记]。
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五射：宾射、太射、礼射、乡射、燕射。-五德：仁、义、礼、智、信。-妇人四德：一妇德贞顺、二妇言辞令、三妇容婉娩、四妇功丝麻。
妇人三从：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没从子。
上列经、史、子、集四部书目，以九经、三史、老庄为主要内容，这与唐代的科举考试以经学、史学、道学等为主要科目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唐代科举考试，其科目主要有：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童子。明经之别则有：五经、三经、二经、学究一经、三礼、三传、史科等。所考试书目：经类有《礼记》、《春秋左氏传》、《诗》、《周礼》、《仪礼》、《易》、《尚书》、《春秋公羊传》、《谷梁传》，此外还要兼通《孝经》、《论语》。[23]《珠玉抄》经学类共列举孔安国注《尚书》、杜预注《春秋》、郑玄注《三礼》、王弼注《周易》、郑玄注《论语》、《毛诗》、《孝经》九经，这与明经考试所要求的内容相一致。《珠玉抄》史类列举有《史记》、《汉书》、《东观汉记》，、《三国志》四史，三史条则列有《前汉》、《后汉》、《东观汉[记]》。自魏晋至唐开元之际以《史记》、《汉书》、《东观汉记》为三史。据《唐六典》卷4《礼部尚书》条弘文、崇文馆学生下注云：
弘、崇生习一大经、一小经、两中经者，习《史记》者，《汉书》者，《东观汉记》者，《三国志》者，皆须读文精熟，言音典正，策试十道，取粗解注义，经通六，史通三。[24)是当时三史一科考试以《史记》、《汉书》、《东观汉记》为主要内容。至穆宗长庆三年（823)谏议大夫殷侑奏礼部贡举置三史科《唐会要》卷76《贡举中》三传附三史条载殷侑奏文云：
历代史书，皆记当时善恶，系以褒贬，吾裕劝成，其司马迁(史记》、班固、范晔两（汉书》，音义详明，惩恶劝善，亚于六经，堪为世教，伏惟国朝故事，国子学有文史直者，宏文馆宏文生，并试（史记》、两（汉书》、（三国志》。
又据《新唐书选举志上》载：广凡弘文、崇文生，试一大经、一小经；或二中经；(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各一与《唐六典》注文不同，是长庆以后，三史科考试以《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史为主要内容，而宏文、崇文馆学生考试则以《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四史为主要内容。《珠玉抄》三史所列为《前汉》、《后汉》、《东观汉（记）》，史书修撰则列《史记》、《汉书》、《三国志》，与当时的科举考试内容不完全一致，这可能是因袭传统而又适应科举考试变革所致，但《珠玉抄》所列史学书目均是当时士子必须学习的内容则是十分肯定的。据《新唐书选举志上》载：
唐高宗上元二年加试贡士《老子》策。
唐玄宗开元七年诏贡举人减《尚书》、《论语》策，加试《老子》；开元二十九年，始置崇玄学，习《老子》、《庄子》、《文子》、《列子》，珥道举。其生，京、都各百人，诸州无常员，官秩、荫第同国子，举选、课试如明经。
可知子类列举有《老子》、《庄子》、《列子》等是道举所试科目。集部所列书目虽非科举考试之必需书目，但与科举考试不无直接关系，《千字文》、《急就章》为学子启蒙识字、书法训练课本，是当时读书人学习人门的必备课本。《典言》、《文场秀句》、《开蒙要训》、《兔园策府》为当时学子启蒙、科场试策应对必读之书，是唐代社会和民间极为流行的书籍。《离骚》、《文选》两书是文学诗赋的典范佳作，是古代读书人，特别是唐代读书人所必修课程，因为唐代科举考试的进士科，诗、赋是必考课目，在高宗、武后时期，重文章选士，自此之后，天下学子以文章进达，渐成风气。虽然在德宗建中二年(781)以箴、论、表、赞代诗、赋，但据《新唐书选举志上》载先是，进士试诗、陚及时务策五道，明经策三道。建中二年，中书舍人赵赞权知贡举，乃以箴、论、表、赞代诗、赋，而皆试策三道。太和八年，礼部复罢进士议论，而试诗、陚。”[29]则在文宗太和八年(834)又议论罢废箴、论、表、赞而试诗、赋，到了唐代晚期，进士之科尤为浮薄，为世所共患。由此可知，唐代进士科的科考极重诗、赋，在这样的风气下，天下士子攻读《离骚》和《文选》，就是很自然的事了。此外《珠玉抄》所列三才、六艺、五射、五德、五姓、五色、五声、五行、妇人三从四德、十种札室之事、十无去就、五不达时宜以及用大量篇幅提倡“忠君”、“孝亲”、“礼仪”、“廉耻”、“信义”、“谦恭”、“勤学”、“悌敬”、“忍让”、“节俭”以及有关礼仪常等内容，当是由于玄宗以来非常重视礼仪教育和与唐朝统治主张的以儒学来弘扬教化的思想相一致。同时也是一般民众所必须掌握的基础知识和临事应对注意的事项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处事准则。由是可知，唐代的社会教育和庶民的基础文化教育内容，是以侧重德行礼乐和修身立行之道德教育为主，同时还包括科举应试之必需知识和生活节仪之基本知识，这反映了唐代的广大庶民阶层不仅普遍具有较为丰富的文化知识，而且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道德水准。
2.《新集文词九经抄》：《新集文词九经抄》是唐五代时期广泛流行于敦煌地区的通俗读物，是以搜辑九经诸子与史书典籍中的嘉言粹语编纂而成，书中所援引的圣贤要言，均一一标举书名或者人名。《新集文词九经抄》的研究，首推台湾的郑阿财先生，其成果有《敦煌写本《新集文词九经抄》研究》、《敦煌写卷《新集文词九经抄》校录》等论文和专着《敦煌写卷《新集文词九经抄》研究》，[30]另有李丹禾的《敦煌残《新集文词九经钞》初探》一文发表。[31]郑阿财《新集文词九经抄》一书共叙录了P.2557、P.2598、P.3169、P.3368、P.3469、P.3615、P.3621、P.3990、P.4525、P.4971NS.5754，0247247，L1429flx.1368、L2816取2153a共14个卷号(其中L1247flx.247号有误，应为247号）。据郑阿财研究，P.2557、P.3621、P.2598三卷可拼接成有首题、尾题，且内容完整的《新集文词九经抄》一卷并序。而S.5754、P：4525、P.4971、L1247flx.247(247)、L1429flx-1368，L2816flx.2153a所存之内容与拼合后之写卷内容重复；P.3169，P.3469，P.3615三卷为可缀合之同t写卷，但内容均与各写卷不同，P.3990性质和形式与《新集文词九经抄》同，所存27则中4则不见于《新集文词九经抄》，P.3368所存78则中见于《新集文词九经抄》的有60则，故郑阿财认为P.2557、P.3621、P.2598、(P.4525)、P.4971、S.5754、L1247flx.247(247)、L1429肛1368、L2816肛2153a等8卷（按：当为9卷，郑文少计P.4525-卷）系确知属于《新集文词九经抄》的写卷。而P.3990系同系之异抄，P.3368则可能为《新集文词九经抄》、《文词教林》同系而不同编籑之抄本，P.3169、P.3469、P.3615三卷因不可确考而视为与《新集文词九经抄》同一编纂体制的通俗读物。另外，郑阿财在《敦煌蒙书研究新集文词九经抄》一节中又增收了S.8836V和上图030(812408)两个写卷。[32]同时郑阿财还考定《新集文词九经抄》一书的成书时代上限大约在755-800年前后，即中晚唐之间，下限不晚于唐僖宗中和三年(8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