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关于此案件的判决结果的内在原因。此诉讼案件起因于郎神达将曹氏的“承户地”“请射”，据为己有。据陈国灿先生研究：[16]请田制是百姓根据本户劳力和财产等条件向官府申请占有-定的田亩，经由官府同意立案的一种制度。请田制早在均田制施行之时就已存在，唐律允许在宽闲之处多占田亩，即使在受足田之外还占了许多土地，也不治罪，其目的是为了使土地不得空荒，让人们积极去开垦耕种，以尽地利。唐政府允许正常的请受田存在，但对于官僚、富豪之家利用请田制进行违法“请射”、借荒来兼并土地的行为，则给以相应的打击、科罚。但当均田制度推行不下去时，请田制也就自然而然地被当权者当作一种已经行之有效的土地制度扩大到整个经济社会。广德二年(764)年四月唐代宗敕令允许私人“请射”无主土地，而且种植二年后，土地即归本人所有，允许据之为永业。这是“请射”制取代均田制在国家法令上的初次承认，也是唐朝对土地私有制度一种公开的认可。在这种“请射”制度下，户不论主、客；地不论生、熟；只要请田者愿意申请受田，承担官府的赋税、差科，就可备案准为永业。随后两税法也应运而生，建中元年(780)两税法施行，唐政府对请受田制成为全国普遍施行的土地制度全面认可，推行了四百年的均田制宣告终结。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中有一批唐代晚期至五代、宋初的“请地状”和“都受田簿”，据此可以对归义军政权的请田制有一清晰了解：归义军政权自始至终都一直在施行请占田制，请占田有一定程序，首先是无田少地的百姓向官府呈状申请，即递交“请地状”，官府在接得状文后，须对状文所述情况做出调查了解，在检查了解情况属实，同意请地后，掌权者在请地状上批示准其所请佃种。然后是土地人户，申请土地者将请来的土地，连同原有的永业田等一起，列在自己的户口田亩帐内。在完成上述诸环节后，官府须“立案”登记，最后官府再一总建立“都受田簿”，民户将自己的总受田额报到乡，由乡上报到县，再由县上报到节度衙府，这就是P.4974和肛02264号文书所称的“再制户状。”
民户的请受田，即请占得的田亩，就其性质而言，均为百姓的永业私田，当然这种私田的被认可存在，是以完成对官府的封建赋税义务为前提的，如果田主未能承担赋役，则其土地别人即可提出“请射”，朗神达能够“请射”得到曹氏的“承户地”，原因即在于此。如果事实正如郎神达所言：曹氏的“承户地”为其请得，但是地中有半亩坟地不能耕种，但是朗神达还要承担这半亩地的赋税，曹氏又没有付给朗神达这半亩坟地的地价，或者寻找另外的土地，用来对朗神达进行补偿。因此朗神达浇灌翻耕这半亩坟地是自有其道理的。但是为什么索勋和张承奉的两次判决都支持了龙神力呢？这除去龙神力兄长是因为与回鹘作战而死，属尽忠王事之外，还因为唐律对毁坏墓地有严厉的处罚规定，《唐律疏议》卷13《户婚律》云：
诸盗耕人墓田，仗一百；伤坟者，徒一年。
跋议曰：墓田广袤，令有制限。盗耕不问多少，即杖一百。
伤坟者，谓窀穸之所，聚土为坟，伤者合徒一年。1⑴卷26《杂律》又云：
诸营造……坟茔石兽之属于令有违者杖一百，虽会救，皆令改去之；坟则不改。
跋议曰：营造……坟茔者，一品方九十步，坟高一丈八尺；石兽者，三品以上六，五品以上四，此等之类具在令文，若有违者，各杖一百。虽会赦，皆令除去，唯坟不改。[18]
由上引《户婚》可知唐律规定对擅自破坏耕种别人墓田的行为要处以杖刑，对破坏别人坟墓的行为则处以徒刑；上引《杂律》则规定营造坟茔石兽碑碣皆有律令限制，违反者要受杖罚，但营造坟墓违反法令者受杖责后可以保持坟墓原状不变，这大概是考虑到不必惊扰死者而且已成坟茔之故。此外唐律还规定“穿地得死人而不更埋”，非存心发冢而于冢墓中误烧人家棺椁尸体者，亦应受严厉惩处。[19]李唐王朝在立国之初就确立了儒家思想为正统思想，尊儒崇经，大力提倡表彰忠孝。唐太宗与群臣强调以儒家礼学制约各种社会关系；以礼学维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以礼制律，刑礼相辅而行，一方面把礼学作为制定与修改律令的指导思想，一方面以刑拯礼之失，维护礼学；以礼作为政治准则，调整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关系。《唐律疏议》以儒家礼学为依据，体现和维护着唐代的礼制。忠孝思想是儒家思想和礼学的核心内容，也是唐律所重点体现和维护的对象，只有孝顺父母和亲族尊长才能移忠作孝，效忠王事，维护王朝统治，所以唐律对于体现和维护忠孝思想的丧葬之礼有严格规定，对违犯丧葬之礼，扰乱死者，破坏坟茔和盗耕墓田的行为严厉处罚。归义军政权接受和使用了唐朝政府的律令格式，唐代的律令格式在藏经洞文献中多有发现。因此，为了维护自身统治，归义军政权对朗神达在自己私田内放水浇灌耕种死于王事的龙神力兄长坟地的行为自然是严加斥责，予以禁止的，但由于朗神达承担了这半亩坟地的赋税，他浇灌翻耕坟地自有其一定理由，故而张承奉等人对他也并未按照律文马上捕拿处以杖刑和徒刑。
其三，押衙龙神力从其龙姓来看应为龙家部族之人，其火葬战死兄长并在祖坟之外买地安葬的行为与其族属和所居住生活的环境应有密切关系。S.367号《沙州伊州地志》“伊州”条下有明确记载龙部落本焉耆人，今甘、肃、伊州各有首领，其人轻锐，健斗战，皆禀皇化。”[M]即那些自西向东散居在伊州、肃州、甘州的龙家人，都来自碛西的焉耆国。据陆庆夫先生研究焉耆王室世代都姓龙，故当其国臣民随诸王迁徙内地，因以被称作龙部落、龙家。”“自汉至唐，焉耆国一直存在，并与中原朝廷保持联系。这种联系在唐朝前期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吐蕃攻占河陇，焉耆与唐朝中断联系，敦煌文书也未见此时对龙家记载，此时龙家尚未东迁。会昌以后，回鹘占领焉耆，建立安西回鹘政权，此后不久，河西也进人归义军时期，龙家此时活动十分频繁，曾作为“六番”之一出现在河西舞台，并与归义军政权相始终，归化归义军的龙家除分布于肃、甘、伊等州以外，在瓜、沙地区也有分布，龙家在向归义军表示降服纳送钱粮的同时，也保持有相对独立性。[21]
此外，还有部分龙家人进入归义军政权任职，除过肛02264、flx.08786与P.4974号文书中的押衙龙神力及其参加归义军与回鹘作战身亡的兄长外，其它文书也可以见到龙家人服务于归义军：P.3249V《军籍残卷》中有龙藏子、龙海润、龙光颜三人，其中龙光颜担任将职，另外两人则为军士。S.4504《乙未年（875或935)龙弘子等贷生绢契》中记载作为节度使亲信的押衙龙弘子担任使节出使西州向押衙阎全子借贷生绢之事。P.2985《年代不明亲使员僚翻替历》中有押衙龙海存，P.2472《辛乙年(981)十月三日勘算州司仓公厩斛斗前后主持者交过分付状(稿）》中记载：“前主持第五队押衙阴保升、押衙杜幸德等两队，准旧案上硕数升斗，合管交与新把仓第一队头押衙龙员昌、队头裴万通等”两队正在进行主持把仓的前后交接任务。龙员昌是第一队头，兼任押衙，队头系队的长官，也称队正，为将下面一级的军事编制。肛02256《丙午年(8869461006)亲情社转帖》中有虞侯龙意全以及四位龙姓人士，可以看出龙家人也加人到归义军政权统治下的民间结社中去参加丧葬互助活动。22]另外，flx-02264、P.4974号文书中的曹僧宜、押衙曹良进也很有可能是曹姓粟特人，归义军政权中有大量昭武九姓粟特人，许多人担任着重要职务。由于归义军政权地处各民族交汇的河西地区，政权创立前后，在其周围也形成诸多胡族政权，故而吸收粟特、龙家、退浑、羌等族人加入归义军政权，可以以蕃抗蕃，以夷治夷，使归义军政权得以生存延续。张义潮东征凉州，在上奏唐朝的表文中即称归义军节度使张义潮奏自将蕃汉兵七千克复凉州”。P-3720《张淮深造窟记》更明显地记述：“河西异族狡杂，羌、龙、嗯末、退浑，数十万众，驰质奉诚，愿效军锋”，[24]道出了归义军军队系由诸民族组成的实质。押衙龙神力之兄与回鹘作战身亡，由于是“血腥之丧”，不得入葬祖坟，焚尸后必须另外寻地安葬，据谭蝉雪先生研究，这是一种儒佛结合的葬俗：《周礼注疏》卷22记载凡死于兵者，不入兆域。”郑玄注云：“战败无勇，投诸坟茔外以罚之。”按儒礼，战败者不得入葬祖坟，这是汉族历史悠久的葬俗；火葬为佛教葬礼，僧人行火葬，佛教弟子也行火葬。[25]另外，《唐律疏议》卷18《贼盗律》云诸残害死尸，谓焚烧、肢解之类。及弃尸水中者，各减斗杀罪一等；缌麻以上尊长不减。”唐礼唐法禁止火葬与水葬，违者要受到严厉惩处，因此施行火葬者只可能是僧人和佛教信徒。据成书于东晋时期的《法显传》记载焉耆国僧亦有四千余人，皆小乘学，法则严整。”[27]《隋书焉耆传》更明确记载其俗奉佛书，类婆罗门。婚姻之礼有同华夏。死者焚之，持服七日。”焉耆荨奉小乘佛教，火葬即为焉耆葬俗。P.3532号文书，成书于唐玄宗时期的《慧超往五天竺国传》记载又从安西东行至焉耆国，是汉军兵领押。有王，百姓是胡。足寺足僧，行小乘法。”唐代焉耆国人不但继续信奉小乘佛教，还进一步受到汉文化影响，特别是在归义军政权中任职的龙家人其汉化程度会更深，因此押衙龙神力另寻坟地安葬阵亡兄长很可能是其汉化的表现，而火葬兄长则是其保持龙家本族的佛教信仰和葬俗的缘故，从这一点也可反证“戗”字即为“龙”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