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新江先生认为藏经洞的封闭原因，是曹氏归义军晚期避黑韩王朝。[41]该王朝是由中国古代的突厥和回鹘民族建立的，是新疆第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王国，对于新疆的伊斯兰化起到了巨大作用。他们所到之处毁寺逐僧，敦煌僧侣们感到了威胁。更为直接的事件，也是最大刺激和促使敦煌僧人们进行佛经等佛教宝物封存的原因是1006年信仰佛教的于阒王国被黑韩王朝灭亡。于阒与敦煌曹氏归义军政权关系极其密切，二家互相联姻，常年使节不断，于阒在当时是曹氏归义军政权有力的外交盟国，二者互为左右臂。既然如此，于阒灭亡于黑韩王国，肯定对处在沙州的归义军政权产生极大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黑韩王国不信佛教，信仰伊斯兰教，如此信仰佛教的敦煌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于是僧人们为了以防万一，商议的结果是决定封存三界寺的佛经文书及佛教艺术品。在这种情况下，便于1006年后进行了有计划的封存，并在洪辩影堂做些手脚以求掩人耳目。
于阒灭于喀喇汗王朝对敦煌的影响是不是真的如此之大？
从九世纪中开始成立的地处祖国极西以喀什为中心的喀喇汗王朝与十世纪初（五代初)兴起于内蒙东境辽水上游潢水（即今西喇木伦河)流域的契丹人所建立的辽朝（首都在上京，今内蒙古东部昭乌达盟巴林左旗林东镇），不是风马牛不相及，而是有极为密切的政治、经济的关系。这是有其历史原因的。10世纪初，契丹族在其领袖耶律阿保机的领导下统一各部，建立辽朝。当时正值中原五代梁朝开始后不久，河北藩镇割据，梁朝势力衰弱，无力西顾，辽太祖阿保机除南逾长城，攻扰梁、唐的北方外，还曾于天赞三年(后唐同光二年，924)西征西域，攻占过天山北麓的北庭，其势及于阿尔泰山，震惊西域。于是喀喇汗王朝在成立之初即远到辽朝朝贡，成为辽国的属国。[42]《辽史》卷36《兵卫志》“属国军”条所记载包括有沙州回鹘、甘州回鹘、高昌、于闻、阿萨兰回鹘（喀喇汗王朝）等诸多西北西域少数民族和国家。査《辽史》卷70《属国表》及《辽史》的有关记载，喀喇汗王朝自成立初从933年开始朝贡辽朝，至1112年，记载达11次之多。《属国表》中之“阿萨兰回鹘”，经魏良锼先生、程溯洛先生考证即为喀喇汗王朝。[43]至于喀喇汗王朝大约同时期与北宋王朝的通使朝贡，二位先生同样作了勾沉，发现自1009年至1088年其朝贡北宋有50次之多，[44]或1009至1124年共计有41次之多，[45]反映了喀喇汗王朝与北宋交往的密切。
当时回鹘人和北宋与辽均有较为频繁的通使贸易往来，回鹘人到北宋首都开封和辽朝上京出使贸易的路线，极西从喀什起，经过叶儿羌(今莎车）、于阒（今和田）、古楼兰（今米兰县一带）而抵敦煌。由敦煌东向，再分两道：南道经过肃州（今酒泉）、甘州（今张掖）、凉州（今武威）、秦州（今天水）、西京（今西安）而达北宋的汴京；北道则穿过今内蒙古阴山山脉、杭爱山脉，走草原直达辽上。
既然如此，也就是说敦煌归义军与喀喇汗王朝当时同为辽的属国，同时都与宋有往来关系，均与辽与北宋有频繁的互使贸易往来，二地与辽的关系均至为友好，而且喀喇汗的使节又要经过敦煌前往北宋。同时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辽国信仰佛教，喀喇汗王朝必当十分了解，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二国的交往。敦煌也是佛教圣地，归义军政权、沙州回鹘均信仰佛教，常有来往的喀喇汗人也不会不知道。更何况到了归义军晚期，敦煌地区基本上是沙州回鹘人的天下，作为与回鹘关系密切的喀喇汗王朝一定和敦煌有较为紧密的往来和关系，作为敦煌当时力量主导的沙州回鹘人还不至于对于阒被喀喇汗王朝所灭，就发生如此的恐慌，要避难而大封经书佛画。
即使真的是因为逃避喀喇汗王朝的战争，那么有几个问题是无法解释的：一是为何要把敦煌所有文字资料的东西全部放人其中，特别是那些在今天看来是十分珍贵，但在当时却是完全作废的社会文书与写本，因为这些东西与佛教没有多大的关系。二是为什么在后来没有发生与喀喇汗王朝战争的情况下，敦煌本地人不再把这些东西重新取出来呢，因为这种时间相隔一定不是很长，会有相当的一部分当事人存在。作为佛教藏经，“从在封墙外绘制了壁画看，应是封闭时就没有打算再开启，封闭之后也未再开启过；也就是说，本就不曾藏入寺院贵重物品。既然如此，收藏者又有什么必要，非将敌人毫不在意的东西，分从各地运来秘藏呢”[47]而且事实上如果是由于避难，那么敦煌人更应该保护的是那么多的洞窟壁画与彩塑，而不是那些经卷写本。因为信仰伊斯兰教者主要反对尊像，而我们看不到任何与保护洞窟有关的信息。如果持西夏之乱说与喀喇汗王朝侵人说的意见成立，那么就如同人们所说的那样，整个16窟就是为了藏经洞而重修，但这是与现实不相符合的，因为如果特别着急或时间有限的情况下，象16窟这样大的洞窟要重修一遍是要费相当大的人力、物力、财力与时间，与当时历史背景不大符合。而要特别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与16窟一样，在重修时间、内容题材等各方面十分一致的还有如莫高窟233、256、152、16、94、130、29等一大批洞窟，且均为大中型窟，都是以所谓有东壁门上之末法度人千佛变之千佛画洞窟，又有相当一部分是曹氏归义军节度使等人的功德大窟。显然是一个时代的造像题材，与营建洞窟的主要潮流，而不是为了封闭藏经洞的行为所为。因此文正义先生疑问“17窟外及其封面的壁画，乃是修缮16窟及诸多窟龛时所为，并非专为掩蔽17窟所绘制。若为避难而仓皇为之，决然是草率从事，不可能绘制得如此精美。而且绘制整壁的作品，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假以相当长的时日；若说是战事迫在眉捷，又安能如此地从容不迫”[48]
最后简要回答一下藏经洞的封闭时间。毕素娟先生考察认为抄有辽朝僧人检明着《妙法莲花经玄赞科文卷第二》的P.2159vl传入敦煌的时间为曹宗寿、曹贤顺的1006-1020年间w，再次应证了敦煌与辽频繁交往的关系及其集中时间段。前文已述，敦煌与辽刼交往，集中在归义军曹贤顺1014-1036年的前期1020年以前的一段时间。也就是说辽朝末法思潮对敦煌影响最大的可能性就在这一段时间，因此藏经洞封闭的时间在此间段或稍后的可能性很大。这一时间段与现今学术界的大多观点较为一致，也与藏经洞文献有最晚纪年的俄藏F.32A《施入记》咸平五年(1002)[50]的时间相差不是很远，更何况大多学者主张此1002年并不能准确代表藏经洞文献的时间下限，只是一个参考而已。
(原载《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3期）
注释
[1]对于藏经洞封闭的原因，各家观点的研究代表有：避西夏之乱说：[法]伯希和着，陆翔译《伯希和石室访书记》，《北京图书馆馆刊》第九卷第五号，1953年；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东方杂志》第6卷第10期，清宣统元年九月（1909年）；阎文儒《莫高窟的创建及藏经洞的开凿及封闭》，《文物》1980年第6期。避喀喇汗王朝说：荣新江《敦煌藏经洞的性质及其封闭原因》，季羡林主编《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废弃说：方广铝《敦煌藏经洞封闭原因之我见》，《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5期。书库改造说：[日]MiraFujieda，TheTun-huangManuscript)，EssaysontheSourcesforChineseHistory，Canberra，1973.AkiraFujieda，OneReconstructiondelabibliotheque，deTouen-houang，JournalAsiatique，ccLxix，im.佛教供养法物说：文正义《敦煌藏经洞封闭原因新探》，《戒幢佛学》第2卷，戒幢佛学研究所，岳麓书社，2002年。排蕃思想说：[日]上山大竣《敦煌遗书的吐蕃特色与藏经洞封闭之谜》，《戒幢佛学》第2卷，戒幢佛学研究所，岳麓书社，2002年。
[2]参见梅林《敦煌藏经洞研究的两个问题》，《2000年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提要集》，敦煌研究院编印，2000年，第107页。
[3]梁尉英(敦煌石窟贤劫千佛变相》，(1994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石窟考古卷》，甘肃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26-53页。
[4]梁尉英《略论敦煌晚唐艺术的世俗化》，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石窟艺术莫髙窟第9、12窟》，江苏美术出版社，1999年，第10-34页。
[5]《大乘法苑义林章》卷6，《大正藏》第45册，第344页。
[6]殷光明《试论末法思想与北凉佛教及其影响》，《敦煌研究》1998年第2期，第89-102页。另见殷光明《北凉石塔》，台湾觉风文化艺术基金会，1999年。
[7]杜斗城《北凉译经论》，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171-281页。
[8]史苇湘{《福田经变》简论》，《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新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00~311页。
[9](法华玄论》卷10，《大正藏》第34册，第450页。
[10]陆庆夫《归义军晚期的回鹘化与沙州回鹘政权》，《敦煌学辑刊》1998年第1期，第18-24页。
[11]梅林《敦煌藏经洞研究的两个问题》，《2000年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提要集》，敦煌研究院编印，2000年，第107页。
[12]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教》第1辑，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89~94页。李一氓《读《辽史》》，甘肃省民族研究所，甘肃省民族学会《中国民族关系史论文选集》，甘肃民族出版社，1983年，第311-312页。[日]神尾一春《契丹佛教史考》，东京，1982年。
[13]朝阳北塔考古勘察队《辽宁朝阳北塔天宫地宫清理简报》，《文物》1992年第7期，第1一22页。
[14]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等《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内发现的辽代珍贵文物》，《文物》1982年第6期，第1-20页。
[15]沈雪曼《辽与北宋舍利塔内藏经之研究》，《美术史研究集刊》(台湾)第12期，2002年，第169-211页。
[16]北京图书馆金石组、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石经组编《房山石经题记汇编》，北京，1987年。
[17]神尾一春《契丹佛教史考》，第7-15页。
[18][新加坡]古正美《从天王传统到佛王传统一中国中世佛教治国意识形态研究》，商周出版（台北），2003年。另见杜斗城《北凉译经论》，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
[19]陈述辑(全辽文》，中华书局，1982年，第59、178、189页。
[20]陆庆夫《归义军与辽及甘州回鹡关系考》，郑炳林主编《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续编》，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65~75页。
[21]李正宇《悄然湮没的王国——沙州回鹘国》，《1990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石窟史地、语文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第155-156页。
[22]李正宇(悄然湮没的王国一沙州回鹘国》，《1990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石窟史地、语文编》，第149一174页。
[23]杨富学《沙州回鹘及其政权组织》，(1990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石窟史地、语文编》，第175-200页。
[24]刘玉权(关于沙州回鹘洞窟的划分》，《1987年敦煌石窟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石窟考古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年，第5页。
[25]陆庆夫《归义军与辽及甘州回鹘关系考》，郑炳林主编《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续编》，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65M75页。
[26]陆庆夫{归义军晚期的回鹘化与沙州回鹘政权》，《敦煌学辑刊》1998年第1期，第18-24页。
[27]魏良我《喀喇汗王朝史稿》，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48页。
[28](全辽文》，第120页。
[29](辽史》卷40《地理志四K南京道”条。
[30]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266-306页。
[31]毕素娟《辽代名僧诠明着作在敦煌藏经洞出现及有关问题》，《1990年敦煌国际研讨会文集石窟考古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4年，第165-177页。
[32]杨富学《西域敦煌宗教论稿》，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第109-120页。[33]杜斗城{敦煌所见的《五台山图》与《五台山赞》》，《北凉译经论》，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36-38页。
[34]见敦煌遗书S.2075。
[35](大正藏》第85册，第1358、1359页。敦煌遗书S.2109。
[36]刘玉权《关于沙州回鶄洞窟的划分》，《1987年敦煌石窟国际研讨会文集石窟考古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年，第1一29页。至于在归义军晚期和西夏之间划分出回鹘洞窟的历史原因，可参考陆庆夫《归义军晚期的回鹘化与沙州回鹘政权》，《敦煌学辑刊》1998年第1期，第18-24页。而之前敦煌研究院对莫高窟洞窟的时代划分，并没有注意到有沙州回鹘洞窟出现与存在有情况，参见史苇湘《关于莫高窟内容总录》，《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177-202页。
[37]梅林《469窟与莫高窟石室藏经的方位特征》，《敦煌研究》1994年第4期，第丨86~丨97页。
[38]文正义《敦煌藏经洞封闭原因新探》，{戒幢佛学》第2卷，戒幢佛学研究所，岳麓书社，2002年，第241-246页。
[39]荣新江《再论敦煌藏经洞的宝藏——三界寺与藏经洞》，郑炳林主编《敦煌佛教艺术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4一29页。
[40][日]上山大竣《敦煌遗书的吐蕃特色与藏经洞封闭之谜》，《戒植佛学》第2卷，戒植佛学研究所，岳麓书社，2002年，第155-159页。
[41]荣新江(敦煌藏经洞的性质及其封闭原因》，季羡林等编《敦煌吐鲁番研究》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3-48页。
[42]程溯洛《论回鹘与五代辽金的关系》，《唐宋回鹘史论集》，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2页。
[43]魏良我（喀喇汗王朝史稿》，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8-41页。程溯洛《论回鹘与五代辽金的关系》，《唐宋回鹘史论集》，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375页。
[44]《喀喇汗王朝史稿》，第137-148页。
[45]程溯洛《论回鹡与五代辽金的关系》，《唐宋回鹘史论集》，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7-383页。
[46]见敏诺斯基英译（马瓦尔则论中国、突厥人和印度》(MarvaciOnChina，TheTurksandIndia)，1942年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印行，第18、72页。程溯洛先生也同意此说，见《唐宋回鹡史论集》第393页。
[47]文正义《敦煌藏经洞封闭原因新探》，戒幢佛学研究所编《戒幢佛学》第2卷，2002年，第241页。
[48]文正义《敦煌藏经洞封闭原因新探》，戒幢佛学研究所编《戒幢佛学》第2卷，2002年，第242页。
[49]毕素娟《辽代名僧诠明着作在敦煌藏经洞出现及有关问题》，《1990年敦煌国际研讨会文集石窟考古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4年，第165-177页。
[50]俄藏F.32A记：“施主敦煌王曹宗寿与济北郡夫人泛氏，同发信心，命当府匠人，编造帙子及添写卷轴，人报恩寺藏讫，维大宋咸平五年壬寅岁五月十五日记。”见(俄藏敦煌文献》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21-32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