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十世纪于阒和沙州曹氏归义军的紧密关系，荣新江先生先后作过大量的研究，特别是通过荣先生对有关记录于阗人在沙州的活动年表，可以看到在十世纪一整个世纪期间，有着相当频繁的“于阗使”“于闻僧”等往来于于阗和沙州之间，[M]曹氏也有使节不断往来其间。于阒与沙州曹氏的密切关系，也可以从敦煌石窟艺术中为数不少的于阗人供养人画像，如莫高窟98、454、4窟、榆林窟31窟于阗国王像，及莫高窟61窟、榆林窟35窟于阗“天公主”像，莫高窟244窟于阒太子供养像等。以及藏经洞出土包括汉文、于阗文、藏文等文字所反映有关于阗或于阒与沙州关系的文书、佛教文献等得到证明。而曹氏与于阗的互为联姻、于阗太子久居敦煌更是两家关系非同一般的不可辨驳的事实[29]。于阒国王“天子窟”的存在又更是这种特殊关系的集中体现和必然结果。[30]敦煌石窟艺术中所反映有关于阒历史或敦煌和于阗之间的密切关系的资料为数不少，孙修身先生在早年的《敦煌佛教艺术和古代于阗》一文中，就敦煌石窟艺术中存在的于阒瑞像、于阒国王、太子等供养人画像并题记资料等方面探讨了敦煌和于阗的关系。[3U而敦煌石窟艺术中的大量于阒瑞像孙先生又在其《敦煌佛教东传故事画卷》中专设《于阗的历史和传说》一章节进行介绍[32]。另外张广达、荣新江二先生在《敦煌瑞像记、瑞像图及其反映的于阒》一文中对这一问题也有精辟论述。㈤又荣新江先生在2000年敦煌纪念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作了题为《略谈于阒对敦煌石窟的贡献》的讲演，谈到于阒人对敦煌石窟艺术诸如瑞像图、于阒王像及于阗人在莫高窟造窟等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和产生的深远的影响，指出“敦煌石窟主要是指甘肃西部敦煌的莫髙窟和安西的榆林窟，在这两所石窟中，保存了不少有关于阗的绘画资料，有于阒的瑞像图，有于阗的供养人像，还有一些尚未辨别出来的于阒人绘制的洞窟”。[34]最为直接的证据就是荣新江先生多次提到的俄藏敦煌文书取1400肛2148肛6069《于阒天寿二年(964)九月弱婢佑定等牒》：
更有小事，今具披词，到望宰相希听允：缘宕泉造窟一所，未得周毕，切望公主、宰相发遣销拾匹、伍匹，与磑户作罗底买来，沿窟缠襄工匠，其画彩色、钢铁及三界寺绣像线色，剩寄东来，以作周旋也。娘子年高，气冷爱发，来使来之时，寄好热细药三二升。又挂城细彩口三、五十匹东来，亦乃沿窟使用。又赤铜，发遣二、三十斤。[35]
文书反映的是留在敦煌的于阒太子的侍婢佑定为了在莫髙窟建窟而写信给于阗的天公主与宰相，索求建窟所用物品。进一步确证了于阒人在敦煌建窟之历史事实。
正因为曹氏归义军时期，敦煌沙州与于阒有如此密切关系，这样有于阒国王像的新样文殊像就在敦煌佛教石窟壁画中被大量的绘画，而且我们看到了各种新样文殊的存在，虽然变化较大，但是于阒国王是必须存在的。这一现象也让我们明白了为什么与220窟新样文殊同时期被翟奉达重修的220窟表层壁画中，南壁整壁-铺的佛教史迹画与瑞像图合集，在莫髙窟仅此一铺，[36]虽然我们现在在洞窟中见不到，约在上世纪四十年代被人剥掉不存，但我们有伯希和的照片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一特殊的题材。这些题材大量是于阒瑞像或与于阒有关的佛教史迹画，现在我们才明白这些连同新样文殊一同与于阒密切相关的题材，在220窟被第-次在莫髙窟绘画，是有着极其深刻的历史与政治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曹氏有意的按排和一种特殊的外交手段，与早在此前的于阒国王像的绘制用意是相同的。正如宁强先生的研究表明的那样：莫髙窟第220窟五代翟奉达所重修彩绘上层南壁的“瑞像与史迹画”[37]所表达的大量于阗瑞像和于阗建国史迹传说故事画的集中绘制，并有“新样文殊”中于阒国王像的出现等等，所表达的是一种“外交图像”意义一样，集中反映着佛教艺术为政治服务的功用。[M]同时这样也使得当时以二地共同所信仰的佛教石窟为中介纽带，在归义军所辖地瓜沙二州的最大也是曹氏全力经营的石窟群均有与于阒人关系密切的内容，作为特殊的外交手段而发挥着其特有的历史作用。由此“新样文殊”的绘画为于阗和曹氏归义军关系史上书写了极为重要的一笔。
比较有意思的是，为什么曹议金时期的翟家窟中要如此大规模地为政治服务，绘画大量与于阒有关之图像，翟奉达作为功德主，暗含着他个人及家族在当时归义军政权中的特殊身份关系，或者说另有原因。因为即使在同时期营建的曹议金功德窟“大王窟”莫髙窟98窟内，虽然有于阒国王巨身画像及曹氏王后供养像，甬道顶而不是主室正壁画瑞像与佛教史迹画，但是要知道98窟从面积空间上是要大于220窟至少4倍，而且98窟在当时的影响与意义也是220窟无法相比的。因此我们觉得对于这一问题的历史原因探讨，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一定会对认识曹氏归义军初期翟氏家族及归义军与于阗之关系等问题必当有益。对这一问题，因为与本文所论关系不是十分密切，拟作另文讨论。
(原题《P.4049“新样文殊”画稿及相关问题研究》，载（敦煌研究》2005年第3期）
注释
[1]饶宗颐《敦煌白画》，法国远东学院学术院刊，巴黎，1978年。
[2]《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中华书局，1962年，第300页。
[3]黄永武主编《敦值宝藏》第132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
[4]施萍婷主撰稿，邰惠莉助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中华书局，2000年，第310页。
[5]荣新江《从敦煌的五台山绘画和文献看五代宋初中原与河西于闻间的文化交往》，《文博》1987年第4期，第68-75页；荣新江《敦煌文献和绘画反映的五代宋初中原与西北地区的文化交往》，（北京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第55~62页；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47-165页。
[6]孙修身{中国新样文殊与日本文殊三尊五尊像之比较研究》，《敦煌研究》1996年第1期，第44一55页。
[7]赵声良《莫高窟61窟五台山图研究》，《敦煌研究》1993年第4期，第88-107页。又见赵声良着《敦煌美术全集莫髙窟第61窟》，江苏美术出版社，1995年。
[8]张惠明(关于圣彼得堡和巴黎分藏的两幅五台山文殊图一公元10至11世纪敦煌吐鲁番五台山文殊信仰的绘画在图像上的演变》，敦煌研究院编《2000年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提要集》，2000年敦煌奠髙窟，第31页。
[9]敦煌文物研究所（莫高窟第220窟新发现复壁壁画》，《文物》1978年第12期。
[10]公维章(敦撞壁画榜题的书写的几个问题》，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编《麦积山石窟艺术与丝绸之路佛教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
[11]菊竹痒一《敦撞的佛教版画》，《佛教艺术》第101号，1975年4月，第3-35页。此录文笔者参考了前各文与荣新江先生录文。
[12]荣新江(从敦惶的五台山绘画和文献看五代宋初中原与河西于阒间的文化交往》，(文博》1987年第4期，第68-75页；荣新江《敦煌文献和绘画反映的五代宋初中原与西北地区的文化交往》，《北京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第55-62页；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47-165页。
[13]孙修身《四川地区文殊菩萨信仰述论》，《敦煌研究》1997年第4期，第73-91页。
[14](大正藏》第51卷，第1109页。
[15]潘亮文《初期至唐代的敦煌文殊菩萨造像初探一以文殊变的内容为中心》未刊稿，“2002年海峡两岸研究生敦煌石窟考察营活动”参考资料，潘亮文先生对此文也在活动期间有口头发表。
[16]孙修身《中国新样文殊与日本文殊三尊五尊像之比较研究》，《敦煌.研究》1996年第1期，第47页。
[17]参考孙修身《佛教东传故事画卷》，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石窟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0年。
[18]孙修身先生后来在《敦煌石窟全集佛教东传故事画卷》中更名“圣迹式五台山图”，较妥。
[19]《西域美术集美博物馆藏伯希和敦煌收集品》第2卷，日本讲谈社，1994年。
[20]杜斗城《敦煌五台山文献校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21]赖鹏举《由敦煌莫高窟61窟看五台山文殊道场的形成》未刊稿，“2002年海峡两岸研究生敦煌石窟考察营活动”资料。
[22]贺世哲《从供养人题记看莫髙窟部分洞窟的营建年代》，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文物出版社，1986年。
[23]石璋如《莫高窟形》，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田野考古报告之三，1999年。
[24]宿白（敦煌莫高窟密教遗迹札记》，《中国石窟寺研究》，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293-297页。
[25]孙毅华《莫高窟中心佛坛原貌探讨》，《敦煌研究》1993年第4期，第108-115页。
[26]潘玉闪、马世长《莫高窟窟前殿堂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
[27]荣新江前揭各文。杜斗城《敦煌五台山文献校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赵声良(莫高窟61窟五台山图研究》，（敦煌研究》1993年第4期，第88-107页；赵声良《敦煌美术全集莫髙窟第61窟》，江苏美术出版社，1995年。赖鹏举《由敦撞莫高窟61窟看五台山文殊道场的形成》未刊，“2002年海峡两岸研究生敦煌石窟考察营活动”资料。
[28]张广达、荣新江《关于敦煌出土于阒文献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于闻史丛考》，上海书店，1993年，第111一129页。荣新江《于闻王国与瓜沙曹氏》，《敦煌研究》1994年第2期，第111-119页。
[29]沙武田、赵晓星《归义军时期敦煌文书中“太子”探微》，《敦煌研究》2003年第4期。
[30]沙武田《敦煌石窟于阗国王“天子窟”考》，{西域研究》细年第2期。
[31]孙修身《敦煌佛教艺术和古代于阒》，《新疆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第52-59页。
[32]孙修身《佛教东传历史故事画卷》，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石窟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0年。有关敦煌石窟艺术中于阒瑞像的研究，也散见在孙修身先生佛教史迹画、瑞像的论文当中。
[33]张广达、荣新江《敦撞瑞像记、瑞像图及其反映的于阒》，《敦值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3，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69-147页。
[34]荣新江《略谈于阒对敦煌石窟的贡献》，《2000年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暨敦值学百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提要集》，敦煌研究院编，2000年7月，第89页。另见敦煌研究院编《2000年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历史文化卷上》，甘肃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67-82页。
[35]文书录文参荣新江{再论敦煌藏经洞的宝藏一三界寺与藏经洞》，郑炳林主编《敦煌佛教艺术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0页。研究参见张广达、荣新江《十世纪于阗国的天寿年号及其相关问题》，余太山编《欧亚学刊》第1辑，中华书局，1999年，第191-192页。GrottoesdeTouen-houang：Cametdenotesdepaulp.elliot，inscription-setpeinturesmurale.I-VI，N.Vandier与M.Mailland，pans，1921一1924.
[36]莫高窟第220窟现南壁画的是整壁一幅的大辐经变画“阿弥陀净土变”，在其上层由五代时翟奉达所重绘“瑞像与史迹画”现已不存，不知毁于何时，伯希和1908年来莫高窟时拍摄有照片，参见六卷本伯希和《敦煌石窟图录》第二卷，图版第111，1920年，巴黎。
[37]Ningqiang：DiplomaticIcons：TheSocailandpoliticalMeaningoftheKhotaneseImagesinDunhnangCave220.InOrientalArtVoLXLIVNO.4(1998/1999)，pp2-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