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先生曾在《纪念梁任公先生》一文中写道：“任公为人富于热情……有些时天真烂漫，不失其赤子之心。其可爱在此，其伟大亦在此。”梁启超先生的赤子之心，便是体现在他与孩子们的相处上。于他们而言，梁启超既是慈父，也是朋友。无论是学业、事业还是婚姻，梁启超都为孩子们牢牢把关，细心督促，是孩子们生活中的良师益友。
自林长民去世后，梁启超便视林徽因如己出，用十二分的温情和厚爱待她。对于梁林夫妇而言，父亲梁启超始终是他们的精神支柱。
当得知梁启超重病住院的消息，梁思成、林徽因便心急如焚地从沈阳赶回家，而此时，梁启超已经住院近一周的时间。
梁启超曾经患有尿血症，1926年3月，去协和医院检查时，医生发现其右肾有一个黑点，诊断为瘤。医生建议切除右肾，梁启超素来信奉西医，便听医生建议做了手术。但手术后病情没有丝毫缓解，大夫又怀疑病根在牙齿，于是连拔了八颗牙，尿血症仍不减；后又怀疑病根在饮食，梁启超被饿了好几天，仍无丝毫好转。医生只得宣布“无理由之出血症”。
此时，梁启超的身体已经每况愈下。徐志摩匆匆从上海赶来探望老师，也只能隔着门缝看上两眼。他望着瘦骨嶙峋的梁启超，禁不住涌出眼泪。林徽因告诉他：“父亲平常做学问太苦了，不太注意自己的身体，病到这个程度，还在赶写《辛稼轩年谱》。”
采用中药治疗一段时间后，梁启超的病情竟然略有好转，不但能开口讲话，精神也好了些。梁思成心里高兴，就邀了金岳霖、徐志摩几个朋友到东兴楼饭庄小聚，之后又一起去老金家探望他母亲。
1929年1月17日，梁启超病情再次恶化。医生经过会诊，迫不得已决定注射碘酒。
第二天，病人出现呼吸紧迫，神志已经处于昏迷状态。梁思成急忙致电就职于南开大学的二叔梁启勋。当日中午，梁启勋就带着梁思懿和梁思宁赶到协和医院，梁启超尚存一点神志，但已不能说话，只是握着弟弟的手，无声地望着儿子儿媳，眼中流出几滴泪水。
当天的《京报》《北平日报》《大公报》都在显著的位置报道了梁启超病危的消息。两天后，梁启超在医院病逝，终年五十六岁。
之后，梁思成与林徽因一同为梁启超设计了墓碑，这是他们毕业后的第一件设计作品。墓碑采用花岗岩材质，碑形似榫，古朴庄重，不事修饰。正面镌刻“先考任公政君暨先妣李太夫人墓”，除此之外再无任何表明墓主生平事迹的文字。这也是梁启超的遗愿。
关于梁启超之死，直到四十多年后，梁思成才从为父亲治病的医生那里得到了父亲早逝的残酷真相。
当年，因为梁启超是名人，协和医院便安排了著名的外科教授刘大夫主刀肾切除手术。病人进了手术室后，值班护士用碘酒在肚皮做出了错误的记号，刘大夫进手术室后没有仔细核对X光片，误将健康的肾切除。这一重大的医疗事故术后不久就被发现，医院却当即将之作为“最高机密”隐瞒起来。
梁启超少年得意，被称为神童，维新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回国后曾做北洋政府的财务总长，后期闭门著述，成学问大家。称赞他的人说“过去半个世纪的知识分子，都受了他的影响（曹聚仁）”“他的功绩实不在章太炎之辈之下（郭沫若）”，“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胡适）”；也有贬损痛骂者言“梁贼启超（康有为）”“有极热烈的政治思想、极纵横的政治理论，却没有一点政治办法，尤其没有政治家的魄力（周善培）”。梁启超本人对这些评价了然于胸：“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
最能概括梁启超一生的评价，于儿媳妇林徽因看来，莫过于沈商耆的挽联：
三十年来新事业，新知识，新思想，是谁唤起？百千载后论学术，论文章，论人品，自有公平。
开学后，林徽因和梁思成回到东大。
1929年夏季，梁思成、林徽因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读书时的同窗好友陈植、童寯和蔡方萌应夫妇二人的邀请，来到东北大学建筑系任教。
在大家的努力下，建筑系的教学逐渐走上正轨。1929年，张学良公开悬赏征集东大校徽。最终，林徽因设计的“白山黑水”图案中标。图标的整体是一块盾牌，正方上是“东北大学”四个古体字，中间有八卦中的“艮”卦，同样代表东北，正中为东大校训“知行合一”，下面则是被列强环绕、形势逼迫的巍峨耸立的皑皑白山和滔滔黑水。校徽构思巧妙，很好地呼应了校歌内容。
这年8月，林徽因返回北平，在协和医院生下大女儿。为纪念梁启超，取其书房雅号“饮冰室”，为女儿取名再冰。宝宝的第一声啼哭，引爆了窗外一片嘹亮的蝉鸣。从此，两颗心就像漂泊的风筝被这根纯洁的纽带系在一起，再也无法分开。
做了母亲后，林徽因的身子更弱了。1930年冬天，随着病情的加重，林徽因在梁思成的陪同下回到北平，定居静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