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象我在轻轻的独语：
十一月的小村外是怎样个去处？
是这渺茫江边淡泊的天；
是这映红了的叶子疏疏隔着雾；
是乡愁，是这许多说不出的寂寞；
还是这条独自转折来去的山路？
是村子迷惘了，绕出一丝丝青烟；
是那白沙一片篁竹围着的茅屋？
是枯柴爆烈着灶火的声响，
是童子缩颈落叶林中的歌唱？
是老农随着耕牛，远远过去，
还是那坡边零落在吃草的牛羊？
是什么做成这十一月的心，
十一月的灵魂又是谁的病？
写下这些诗句时，橘红色的阳光正洒在窗前。林徽因用目光循着阳光里那对靛蓝色的小鸟，它们在窗外的竹梢上唱着、跳着，享受着阳光，梳理着轻盈的羽毛。鸟儿有时候会跳上窗台，在这个窄窄的舞台上展示自己的身姿和舞步。这时候，孩子们在窗外奔跑着、欢笑着，他们的快乐很简单，一朵野花，一只蝴蝶，一只田螺或是拇指大的棒棒鸟，都能被当作乐趣，让自己开怀不已。
只是眼下，对于这简单微小的快乐，林徽因也只能暗自羡慕。她的身体日渐虚弱，每天只能躺在床上，见阳光洒向窗棂，涂抹着晨昏。
1940年年底，营造学社迁往更偏僻的四川李庄。
用梁思成的话，这次迁徙“真是令人沮丧，它意味着我们将要和一群有着十几年交情的朋友分离，去到一个远离大城市的全然陌生的地方”。李庄位于宜宾市城区东郊长江下游十九公里的南岸，被梁思成称为“谁都难以到达的可诅咒的小镇”。因为营造学社经费严重缺乏，梁思成不得不暂时先同妻子分开，去重庆的教育部申请一些补贴，然后再到李庄。
在营造学社同仁的协助下，林徽因一家在李庄镇外的上坝村一间平砖房安顿下来。数年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让林徽因的肺病愈发严重。除了静养，亦无其他治愈的法子。
树欲静而风不止。寒冬腊月，南国的清霜打湿了归人的心，同时，也再次摧垮了林徽因虚弱的身体。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最令林徽因苦恼的，便是要付出大量的精力来操持家务。
在写给费慰梅的信中，林徽因曾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生活：
每当我做些家务活儿时，我总觉得太可惜了，觉得我是在冷落了一些素昧平生但更有意思、更为重要的人们。于是，我赶快干完手边的活儿，以便去同他们“谈心”。倘若家务活儿老干不完，并且一桩桩地不断添新的，我就会烦躁起来。所以我一向搞不好家务，因为我的心总一半在旁处，并且一路上在诅咒我干着的活儿——然而我又很喜欢干这种家务，有时还干得格外出色。
细瘦光阴，曾经优雅的“林小姐”被清贫的岁月磨掉了棱角，变得愈发柔软。面对满目疮痍的清寥孤寂，她与生俱来的那股子倔强与坚韧，终究还是派上了用场。外面的世界兵荒马乱，这个韧性的女子却执意守着自己的清贫，等待一片生机盎然的绿。那是长途跋涉的迁徙后，内心的安魂之地。
“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零落红尘，我们抵达的每一处风景，都将是一次人生的修行。岁月变更，曾经动荡不安的世事，终究要幻化成流水尘烟，停泊在记忆的彼岸。唯有经历的痛苦能化作生命的养分，在下一个时月里，滋养我们的心。
林徽因曾在生病时给丈夫写信，盼他早归。但直到1941年4月14日，梁思成才赶回李庄。见到面容憔悴的妻子，他心里愧疚万分，当即给费正清夫妇去了一封信：
直到4月14日我才从重庆抵达李庄，发现徽因病得比信中告诉我的要严重许多。家徒四壁混乱不堪，徽因数月病重在床令我十分痛心……听到文章被《国家地理》杂志拒绝很难受。不否认给他们投稿的目的是为了挣一些额外的报酬。在通货膨胀中，一些外币的确可以让人略有安全感。你们先后寄来的两张支票简直是天外礼物，如此真挚情谊，我们心存感念，无以言表。支票已被收藏起来作为应急之用。
此时，营造学社的经费几近枯竭，成员的薪水也失去了保障。梁氏夫妇的生活开支也越发拮据，即使将衣物、珍贵的钢笔和手表典当出去，仍旧无法改变饥寒交迫的现状。
后来，同在李庄的傅斯年实在看不下去，便悄悄写信给教育部部长朱家骅和经济部部长翁文灏，恳请对梁家给予救济。在得知傅斯年出手相帮后，林徽因特别写信表达感激之情：“尤其是关于我的地方，一言之誉可使我疚心疾首，夙夜愁痛。”
内心丰盈的人，靠的不是锦衣玉食的生活，而是如水晶一般的心。即使生活暗淡无光，她依然可以通过自己，照见明亮。
慢慢的，梁家的生活有了改善。林徽因总算能从家务事中解脱出来，接近于静养。
窗子外面的景色重新焕发出生机，棒棒鸟仍是窗台上的常客，它们洞悉了所有季节的秘密。阳光透过窗子，把这个家染成了充满生命力的橘红色。
一切都会好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