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创业与管理的人文艺术
一踏入美国加州高级管理学院简朴的办公室，我就被威廉·科恩博士领导的团队的奉献精神和坚定决心深深地触动了，他们在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倡导并推广德鲁克的理念和教诲。对于这种奉献精神，我并不陌生，因为这使我情不自禁地回想起自己2005年创建香港和内地联合大学时的情形。当时的物质条件十分有限，正是这种奉献精神让我们有了克服一切困难的坚定决心和无畏勇气。
在我2013年6月第一次造访加州高级管理学院的时候，我正服务于光华慈善基金会（Bright China Foundation）以及之后创建的德鲁克管理学院集团（Drucker Academy Group（China））。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在伯克利攻读博士学位。自那时起，我就听说了德鲁克在克莱蒙特影响日渐深远的工作成就。但直到2012年年底，拜读了约瑟夫·马恰列洛（Joseph Maciariello）教授的新作《失落的管理艺术：德鲁克论现代管理与人文精神》（Drucker’s Lost Art of Management）后，我才突然明白，自己在伯克利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及此后30多年所有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很大程度上都与德鲁克的思想和教学的演变发展正好契合。我对欧洲和中国思想文化史进行了对比研究，重点是德国现代史，我的博士论文研究了柏林魏玛共和国时期创建的第一个政治学院，该政治学院传承了马克斯·韦伯“科学政治”和“职业政治”的思想理念。此后，德鲁克事实上就一直是我研究和教学中的思想导师。最近，我回忆起1979年的一段思想历程。在西德科布伦茨（Koblenz）档案馆做完博士研究之后，我曾借鉴当代德国与欧洲的发展经验，思考过中国人民的未来问题。事实上，这正是2012年阅读马恰列洛教授著作时最能引起我共鸣的地方。“德鲁克谈到的失落的管理艺术（人文艺术）会不会就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那些学术思想问题的答案呢？德鲁克的管理艺术（人文艺术）的思想框架能否帮助解释中国的‘现代命运’呢？”
2013年6月和2014年3月两次访问加州高级管理学院时，所有诸如此类的问题就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科恩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如何创造性地构建超越物质条件限制的高管教育事业的愿景。2005年，我在中国创办新型联合大学时，就曾面对更为艰难的挑战：要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用不到1000万港币的资金创建一所新的大学。正是加州高级管理学院生动展现的这种创业精神，唤起了我很多难忘的记忆。
正是因为这种创业精神，使我谦恭地读完了科恩的《德鲁克论领导力》一书。从他的字里行间，我能感受到，德鲁克的价值观是如何深植于科恩的思想体系之中的，当然这也能从他在加州高级管理学院的开创性工作中深切体会到。如果领导意味着责任与使命，那么科恩就已经在生动形象并令人信服地践行着这一理念。如果领导是分享与构建价值观、使命和愿景的过程，那么受过军事训练洗礼的科恩以其坚定自信的教育创业精神，已经向我们展现了他接受挑战的意愿和决心。如果领导需要肩负组织营销及价值观传承，需要对战略与战术方面施加影响并进行说服，那么科恩已经带领加州高级管理学院，开创了突破制度障碍和社会经济惯性的创新之路。
德鲁克创建了管理实践与学习研究体系。他的影响已经渗透到了这一体系的每个层次与角落。通过阐述德鲁克丰富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的著作，科恩为其正在创建的、独特的德鲁克高管教育机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全世界如何通过科恩的这些著述更加广泛和深入地学习德鲁克的思想遗产，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大问题。而最令人鼓舞的是，中国的德鲁克读者群体现在可以庆幸自己有机会阅读科恩已经译成中文的作品了。科恩以明确有效的方式成功地创建了自己的团队，他的著作也非常简朴直率、生动形象地体现了促进他成长的军事领导文化。
在中国，像我这样的德鲁克读者仍要牢记的最根本问题是，中国的管理实践和学习群体应该如何从科恩这些已经译成中文的著作中学习德鲁克的思想呢？中国主流文化传统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科恩与我们分享的观点见解一定能够帮助中国读者理解，如何以符合社会生态规律的方式实现德鲁克的管理理念。这种理念强调个人价值观、尊严及对社会的责任如何通过符合道德标准的、适当的管理实践来加以落实。我们知道，毕竟人性是有局限的，只有通过把自己从“自我中心”的思想中解放出来，才能突破这种限制。这是德鲁克的“管理人文艺术”教育理念的核心价值观之一。德鲁克比任何人都更早地进入了管理的后现代阶段。他把历史看作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明确有效地贯彻落实符合道德标准的、建设性的管理价值观。科恩的著作能够帮助我们深刻细致地理解这个过程。他在教育创业方面的努力让我们相信，可以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来落实并完成这个过程。
最后，作为一介平民的我，要向科恩这位学术界备受敬重的军事领袖致以卑微但真诚的敬意。
德鲁克管理学院集团董事局副主席
郭少棠（爱德蒙）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