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费解的是，古典自由主义与美国现代自由主义对集体行动与个人行动的分界线，即国家与市场的界限表述完全不同。在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时，古典自由主义不赞成美国现代自由主义扩大国家（集体）权威范围的主张。站在这样的政策立场上，古典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共同主张维持既有的权利划分。由于在政治上的联合，古典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似乎有着共同的基本价值观，但实际上，两者的基本立场全然不是一回事。
实际上，全体成员生而平等的假设就决定了古典自由主义必然是小“d”民主党，不过并不是那种主张不限范围实行集体行动的“民主”或其各种变体，而是要求确保全体成员在政治行动决策中享有平等的影响力，包括对日常政治运行的重要原则的选择权。换言之，古典自由主义是不折不扣的立宪主义者，这是与美国现代自由主义的又一个不同之处，也是在政治对话进程中站到保守主义一边的原因所在。
保守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都十分强调遵循宪法规定：保守主义认为这些规定是旧有的，而古典自由主义则认为这些规定能够保护个人自由不受多数人政治的践踏。保守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都惧怕民主政治，但惧怕的出发点不同。保守主义惧怕集体决策不是由精英作出，而古典自由主义则担心出现多数人的暴政以及暴政下少数人利益的丧失。
显然，相同的政策主张并不必然拥有共同的基本哲学基础，比如在人类物种生而平等，还是生而不平等的问题上就存在分歧。在20世纪早期人们在这点上的认识是模糊的，在此期间保守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在人类物种的生而平等或生而不等的假设上出现一些混乱。
超越价值观
古典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对价值观来源的终极定位迥异。在保守主义看来，价值观是超越一切的，是外在的，独立于任何个体，不存在唯一的、始终不变的价值观：价值观或许来自神的启示，来自文明进化形成的传统，抑或来自理所当然的“自然法则”。但是这些解释的共同点是价值观的形成无关乎人本身。在这一点上，对个人或公众都是一样的。作为个人行为的指南，保守主义认为道德存在于个体的意识之外。而且，假定存在的价值观不带有任何个人倾向，通过集体行动捍卫这些价值观。
假如价值观超越个人，就在某个地方等着被发现，还假定人类被划分为类似柏拉图的三六九等，那么什么样的人能担当政治权威就不言而喻了：全体成员中那些最善于搜寻并发现终极价值观的人，将荣登主导地位。一个见多识广的领导者，一群知识界的精英，就是综合上述观点后符合要求的统治团体。那些标榜自己是保守主义者的人，或许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接纳了等级制或超越价值观。换言之，上述观点极好地表明了传统保守主义的立场，而且，这与古典自由主义是截然不同的。
相反的立场则完全不同。在“人类物种”中已经强调过，古典自由主义，事实上还有各种的自由主义，都拒不接受人类等级制的观点，并与亚当？斯密一起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辩护，认为人生而平等（而不是不平等），而且认为价值观就来源于个体的意识，但这个假设不能与“唯我论”混为一谈。个体懂得在尊重他人价值观的前提下经过讨论达成共识，而且个体的价值观内在地反映在习俗、传统与制度上。不过说到底，信奉古典自由主义的个体很清楚地知道价值观，并据此指导个人的或集体决策与选择。
社会宪法组织的构架就不言而喻了，在古典自由主义者看来，没有哪个个人或群体能够宣称比他人更有能力发现指导行动的价值观。没有什么人是比别人“更平等”的，虽然根据奥维尔主义（Orwellian，是指受严格统治而失去人性的社会），认同并服从领导意志方便开展政治对话。古典自由主义反驳知识界精英的提法，认为不存在任何能够对“精英”分门别类的等级标准。
与保守主义立场与古典自由主义立场对立的两个变体值得注意，这将在本章与第2章中作具体分析。第一种变体，认为价值观有可能超越个体独立存在，但不存在发现并揭示这些来源的能力差异。换言之，认为价值观来源超越个体的观点是不可知论而不是无神论，没有改变古典自由主义的立场。
第二种变体，展示了认识论的勃勃雄心，认为人不能被分为三六九等，但宣称能够认识到人们所秉持的价值观，每个人的价值观虽然与其他人的价值观一样，但有些时候特定个人对价值观的理解或许远逊于其他人。这样的观点多见于古典功利主义的各种变体。古典自由主义肯定会认为这种认知毫无意义。如果价值的终极来源是个人的认知，显然这样的价值只能从这个人的认知中去探寻。因此，价值观必定是主观的。价值观的客观化于是乎就与古典自由主义背道而驰了。反之，在保守主义者看来，价值观是客观存在的，可以被认知，或至少人们能从个体行动中发现价值观。
家长制与个人责任
保守主义不是家长制，不需要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他人，但与家长制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个体责任都缺乏正确的价值观。保守主义会认为低等级个人没有能力对自己的行为负起责任。个人责任本身，必然就推导出个人自由，这在保守主义价值天平上无足轻重，除非个人自由行动影响到社会秩序的稳定。
古典自由主义对个人自由的态度则完全不同。个人自由及个人责任是最重要的价值观，对社会全体成员而言都是一样的。古典自由主义赞成个人自由本身，并不认为能力低下者应减轻责任。没有什么“根据某些标准区分他人行为类型并据此负相应责任”之说。
古典自由主义必然会受到这样的诘难，即缺乏对同伴的同情之心，而同情正是保守主义及各类家长制所具备的特质。乔治W.布什的“富于同情心的保守主义”常用来说明保守主义规范立场是有价值的。相应地，“富于同情心的”古典自由主义则是矛盾修饰。人人应该是生而平等、享有同等的尊重并对各自的行为负责，还是有些人是较低级的、类似于豢养的动物需要照顾，这中间没有什么“中转之屋”可供过渡，非此即彼。在很久以前的一个评论中，丹尼斯？缪勒（Dennis Mueller）就指出，依据罗尔斯主义原则不能谴责一个殴打自己的狗的人，罗尔斯主义原则与公正无关，也不涉及公正与否的问题。罗尔斯主义的表述是在严格的古典自由主义框架内进行的，人人生而平等是整个理论体系的基本前提。
当然，在任何一个哲学维度上，尤其是这里讨论到的保守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我们几乎找不出纯粹属于一种类型的人。几乎所有人，当不得不充分表明自己的立场时，会发现自己对上述讨论的各种观点不同程度地有所认同。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自然而然地会认为人当然分为三教九流，但也认为人应该生而平等。同样的道理，我们知道有超然物外的价值观，至少绝对真理是这样的，但也认为价值观并不是来源于外部。最后，我们对那些难以对自己行为负责的人感到悲悯同情，但同时也认为应该给他们同等的尊重。
“保守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的分类，或者对其他规范观点的比较，应该针对单独标量的差异进行。对各种典型类型的描述是有必要的，但并不是用以界定参与争论社会组织各方的立场，而是便于厘清不同立场的经验事实。因而，从这一点而言，古典自由主义显然迫切需要将其理想化立场的假设前提具体化，甚至在实务层面愿意接纳保守主义的价值判断。
问题的相关性
我作为一个古典自由主义者认同哈耶克的阐述，与保守主义的观点不同，但为什么这两者之间存在相关性呢？这个相关性在于经验事实，公众和学界同仁通常认定我是保守派。古典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划分基于这样的观察，即在对当前政策问题，还有更多关于制度宪法结构的规范性讨论中，我的观点与那些自以为并且也被认为是保守派的人并不相左。
貌似意见相同，其实不尽然。当时的情形是古典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站在同一阵营，同仇敌忾地一致反对社会主义的一些观点。虽然共同反对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变革社会的一些计划，但背后的动机却大相径庭。古典自由主义之所以反对，是因为局限地仅仅只意识到任何集体控制对个体自由的限制；而保守主义较为漠视个人自由，反对的是动摇现有社会秩序稳定性的任何结构变革。古典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携手共同反对的是剧烈的社会主义变革。
由于古典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都更偏好“市场”基本规则，而不是集中的政府安排，于是就很容易引起混淆。实际上，古典自由主义确实支持扩大市场，并不仅仅为了更好地实现效率，而是由于市场是限制集体权威的一种手段。保守主义并不在乎“市场”的这些性能，之所以支持是因为市场恰巧是当时社会秩序的构成要素。
在前社会主义时期，古典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或多或少存在着天然的对立。保守主义捍卫的现有制度包含了古典自由主义试图消灭的根深蒂固的特权。用卡尔？波普（Karl Popper）的话说就是，古典自由主义向开放社会的所有死敌宣战，包括保守主义（Popper，1945）。
1960年，哈耶克发现很有必要公开发表《为什么我不是保守派》一文。他应该已经意识到自己当时的一些著述很难与保守主义相区分。在其工作的最后几十年中，哈耶克深受进化论观点的影响，甚至批评他的同事是“保守派”。虽然并没有完全认同进化论的观点，但哈耶克还是认为是文化进化的力量构建了最基本的社会秩序。显然，这样的观点在保守主义者看来求之不得。
与此相反，在我看来，古典自由主义必须是，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应该是构成主义者。在第2章中将谈到，古典自由主义中的乌托邦色彩，在哈耶克后期的著述中或在保守主义观点中都已经不复存在。古典自由主义梦想着可能的美好世界，并真切地希望即便永远无法实现那样的世界，但至少可以逐渐趋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