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森所有的检验对共同基金的业绩（经其市场风险暴露调整）和简单市场指数的表现做了比较。他探求被称之为α（或阿尔法）的所测度的超额收益是否充分大于零，从而我们可以断定一只共同基金是否打败了市场。如果不是，正如詹森所发现的，我们就不能拒绝虚拟假设。虚拟假设假定，职业资产组合经理的表现并不比采用随意买入整个市场资产组合并持有的策略更好。在后一种投资策略中，α即为零。费希尔雇用詹森做了为期一天的顾问，他们于1967年3月下旬的某天，在芝加哥黑尔国际机场的一家旅馆会面。
费希尔也请威廉·夏普从西雅图飞来。夏普在西雅图担任华盛顿大学的教授。夏普在1966年曾发表了“共同基金的表现”的论文，在论文中提出了第三个业绩衡量指标，即以超额收益除以总标准差，该比率后来被称为夏普比率（Sharpe ratio）（尽管不是由夏普命名）。夏普的衡量指标建立在他自己的CAPM版本之上。夏普的CAPM版本与特雷诺的版本不同，他把由詹姆斯·托宾和导师哈里·马科维茨（Harry Markowitz）所研究的资产组合选择问题进行了拓展（见第3章对整个过程的介绍）。由于总标准差可能进入了消费者效用函数，所以夏普的资产组合业绩衡量指标被认为是受到消费者资产组合选择问题的启发。
这样，在那一天，在那家小旅馆的房间里，他们拿出了三种共同基金业绩评价的领先方法，每一种都体现了对该问题的不同思考方式。这种安排让费希尔感到兴奋，他总是喜欢同时从多个角度解决一个问题。对于詹森和夏普而言，这是他们第一次遇到费希尔，两人离开时都对费希尔印象深刻。对于费希尔来说，尤其是和詹森的会面，那是他第一次和芝加哥大学的CAPM有效市场解释面对面接触，他离开时对此也留下了深刻印象。从那一天起，在费希尔看来，CAPM和有效市场假说好似真实存在，思考这样一个世界让他感到着迷。
有效市场假说（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 EMH）是有关信息而不是有关均衡的。用分析性术语来说，该假说认为一个公司的股票价格完全反映了有关公司前景的所有可得到的信息。假如价格只因为新信息而变化，且新信息随机出现，那么价格将随机波动。如果这是对世界的正确描述，那么对任何人来说，挑选一组股票并期望其业绩超过另一组股票，不过是痴人说梦。主动型资产组合管理不会提高预期业绩，而由于主动型管理占用实际资源，因此可以预期反而降低了业绩。
有效市场假说的产生，源于对一个经验事实的尝试性解释，而这个事实令人吃惊。如果画一张一种股票价格（或股票指数）在某一时期变动的图，通常而言，它和描述我们已知是随机变量（譬如抛硬币）运动的类似的图惊人地相似。如果记录下一系列抛硬币的结果，把正面记为+1，反面记为-1，那么累计数将上下变动，以和股票价格难以区分的方式变化。芝加哥大学商学研究生院的一位统计学家哈里·罗伯茨（Harry Roberts）搞清楚了这个随机游走理论。他向股票市场分析师展示了股票价格和累计的抛硬币两幅图，后者也看不出二者的差异。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罗伯茨的学生，尤其是尤金·法玛（Eugene Fama），应用更为复杂的统计技术分析这些数据，得出了或多或少是同一结论的但更为复杂的版本。
在这些学生看来，著名的英国统计学家肯德尔（M. G. Kendall）1953年对英国股票价格进行的认真研究，堪称复杂统计工作的典范。肯德尔研究发现：“在每隔很短时间所观察到的一系列价格中，从一个时期到下一个时期的随机变化是如此大，以致显现不出任何可能存在的系统性效应。数据变动的路径很像漂移序列……好像机会之神每周一次从具有不变离差的均匀分布的总体中随机抽取一个数字，并把它加到当前的价格上，以决定下一周的价格。”这种关于价格的思考方式侧重于两个问题：随时间流逝连续价格变化（successive price changes）的独立性，以及在某一时间点价格变化的概率分布形状。
对于经济学家而言，两个问题中独立性问题更重要似乎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统计上的独立性将意味着零预期投机利润，所以经济学家把它当作竞争性市场中均衡的一个特征。这样，所谓的随机游走理论（random walktheory）最初只是数据的一个统计特征，后来被赋予了隐含的经济意义，而被重新命名为有效市场假说。在1967年的芝加哥大学，有效市场假说是虚拟假设，即实证检验预期不会拒绝的假设。詹森有关共同基金业绩的结论，或多或少正是他的学术导师（尤其是尤金·法玛）期望他发现的。
然而，詹森的结论根本不是共同基金希望听到的。费希尔给父母写信谈及了此事：“我们今天在纽约召开了会议，会上，我们告诉一些来自共同基金行业的人，我们的数据表明，共同基金不能持续超出市场平均收益。
他们感到吃惊。的确如此，人们也许不相信我们。”费希尔未受这个负面反应的影响，他在一份日期为1967年4月20日、题目为“研究结论总结”的备忘录中总结了他的发现。14他的发现有两点：第一，共同基金比经纪人账户更有价值；第二，来自115只共同基金1955~1964年的数据表明，没有一只基金打败了市场。
投资公司协会想将詹森的发现从里特公司的报告中删去，但法赫伊和费希尔拒绝了。后来达成了妥协。里特公司所做的题目为“共同基金业经济研究”（1967年6月）的报告包含在委员会的文件中，但没有作为官方听证会的一部分公开出版。在给委员会的证词中，法赫伊提供了陈述，陈述没有参考詹森的结论，甚或没有参考有关共同基金业绩方面的任何其他研究结论。费希尔参加了听证会，但没有作证。
在法赫伊作证后的第二天，就有了关于共同基金业绩记录的证词。那天，麻省理工学院的学院教授保罗·萨缪尔森发言支持提议的管制。他的主要理由是，共同基金业是典型的垄断竞争行业，具有这种市场结构特点的行业，价格往往定得过高，从而导致低效率。作为旁注（side remark），他提及一个耶鲁学生写的博士论文，这位学生发现共同基金业绩记录的分布，和随机选择任何20种公开交易的股票的业绩分布没有区别。在随后提交的书面证词中，萨缪尔森扩充了他的讲话，提及了自己版本的有效市场假说，并总结道：“与纯粹以随机方式选择的样本组合相比，共同基金资产组合并未表现得更好，这实际上也就是说，它们并没有打败市场。”
对于费希尔而言，准备投资公司协会项目的工作使他感到十分兴奋。费希尔与米米成婚仅两周后的华盛顿之行，让他感到人生有了方向，未来一片光明。他于8月1日到达华盛顿的住所。而且，听证会一结束，他又全身心投入工作，写出了系列工作论文的第一篇，这些工作论文独立于任何特定项目，形成了他自己的金融思想。
第一篇写于1967年8月的论文，题目简明，名为“金融风险”，列为金融笔记第1号。9月，他又写出了第二篇，即金融笔记第2号，名为“公司投资决策”。他怎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写出两篇论文？答案在于，它们不是真正的原创性工作，而是特雷诺1962~1963年在麻省理工学院访学期间写的两篇论文的改写版本。第一篇是费希尔对CAPM的描述（特别是包括了系统性风险的多重来源），第二篇是费希尔对特雷诺的资本预算问题的描述。费希尔正在学习如何写金融论文，他将特雷诺的论文作为模板，将特雷诺作为合作者。他正在准备下一个大项目—为福特基金会做咨询。
福特基金会新任总裁麦克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打算把基金会的精力和资金（每年多达5亿美元）从支持学院和大学上转入新领域。他想让学院和大学学会用收到的捐款赚更多的钱，从而使它们逐渐独立。同时，在芝加哥大学证券价格研究中心，劳伦斯·费雪（LawrenceFisher）和詹姆斯·罗瑞（James Lorie）刚刚完成了一项大规模研究，证明了普通股在长期内的优异回报。另外，银行管理协会也刚刚完成了关于养老基金投资业绩的报告，这个项目由CRSP主任詹姆斯·罗瑞主持。邦迪组成了一个捐款管理顾问委员会（Advisory Committee on EndowmentManagement），并指定罗瑞为委员会的经济学家。
委员会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委托专人对约束捐款管理的法律框架进行研究。研究得出结论说，投资于股票不存在法律障碍，也不存在禁止花费已实现资本收益以及利息和股利的规定。就这样扫清道路后，委员会于1969年在名为《管理教育捐款》的报告中做出了结论，该报告在未来几十年内将成为行业模板。
报告概要部分的首段定下了整个报告的主基调：
美国大多数学院和大学捐款管理的记录历来不佳，我们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将避免损失和维持收入作为首要考虑。我们的看法是，这些管理捐款的受托机构当前最重要的职责，乃是把它们的目标转到最大化长期总收益上。我们相信，总收益的增长足以满足更多的年度运营需要，也足以满足更多的长期增长需要。
在自己的名字下面，罗瑞还附上了书面警告：重要的是，还要关注伴随收益增加而相应增加的风险。业绩只能根据一个明确的风险目标加以评估，“因为度量资产组合的风险水平可以描述这个目标，我希望在捐款投资结果的测度中，最终能有这样的风险指标。”
尽管出版的报告没有提及，但报告据以建立的数据全是在一份合约下收集和评价的。这份合约由罗瑞与里特公司达成，也即意味着由罗瑞与鲍勃·法赫伊、费希尔·布莱克达成。罗瑞在1967年1月或2月第一次遇到费希尔，当时他度假途中在里特公司做了停留，和他们就投资公司协会的项目进行了会谈（罗瑞刚失去妻子，正在去加勒比度假疗养的途中）。大概是在那次会谈中，费希尔了解到詹森有关共同基金业绩的研究成果。罗瑞离开时对费希尔的智慧和正直人品印象非常深刻，也许由此产生了将来有一天把费希尔挖到芝加哥大学的念头。毕竟，罗瑞是聘任委员会的成员，所以一直在寻找新的天才。显然，费希尔还没有那样的想法，无论如何，他的学位也是在别的领域取得的，但在此期间，罗瑞很乐意推荐费希尔做其他事情。当福特基金会的项目出现时，费希尔就是当然之选。
项目开始于1967年9月，并贯穿了整个1968年。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从遍布全美国的大学的财务主管那里收集有关投资实践和业绩的信息。项目的这部分基础已由特雷诺奠定，作为耶鲁大学项目的一部分，他已经做了有限的研究。更大范围的研究发现，没有两个机构的投资实践相同，平均而言，大学捐赠基金的投资业绩甚至比共同基金更差。显然，在投资管理上提高专业水准是很有必要的。
次要的任务是，发展适当的资产组合业绩评价方法，以便对转向较高风险资产的建议提供支持。对于费希尔来说，这自然意味着综合特雷诺、詹森和夏普的成果，这些成果在他做投资公司协会项目期间已经接触到了。他与特雷诺和詹森合作，于1967年11月15日完成的金融笔记第3号“测度资产组合业绩”就做了这方面的工作，而且还超出了指派的任务范围。原定的任务仅仅是要他们考虑如何运用资产组合业绩指标去指导资产配置。
应詹姆斯·罗瑞之邀，费希尔和特雷诺以这篇文章为基础，于1967年11月在芝加哥大学CRSP一年两度的研讨会上做了演讲。研讨会已经是一个著名的聚会场合，在这里实践者们（他们的公司为该中心提供赞助）聚集在一起，听取公开发表之前的最新的学术研究。特雷诺-费希尔演讲的题目是“怎样运用证券分析改进资产组合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