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越多，好梦越少；妻子越多，安宁越少；女仆越多，贞洁越少；男仆越多，治安越乱。
——《塔木德》
有一艘船在航行途中遇到了强烈的暴风雨，偏离了航向。到次日早晨，风平浪静了，人们才发现船的位置不对，同时大家也发现前面不远处有一个美丽的岛屿。船便驶进海湾，抛下锚，作短暂的休息。从甲板上望去，岛上鲜花盛开，树上挂满了令人垂涎的果子，一大片美丽的绿阴，还可以听见小鸟动听的歌声。于是，船上的旅客自然分成五组。第一组旅客，因担心正好出现顺风而错过起航时机，便不管岛上如何美丽，静候在船；第二组旅客急急忙忙登上小岛，走马观花地浏览一遍盛景，立刻回来；第三组旅客也上岛游玩，但由于停留时间过长，在刚好吹起顺风时急忙赶回，丢三落四，好不容易占下理想位置；第四组旅客一边游玩一边观察船帆是否扬起，而且认为船长不会丢下他们把船开走，故而一直停留在岛上，直到起锚时才慌忙爬上船来，许多人为此而受了伤；第五组旅客留恋于美丽的风光，充耳不闻起航的钟声，被留在岛上，结果，有的被猛兽吃掉，有的误食毒果生病而死。那么，假如您是旅客，您会是哪一种呢？犹太人认为，第一组对人生的快乐一点也不体会，人生缺少乐趣；第三组、第四组由于过于贪恋和匆忙，吃了很大苦头；只有第二组人既享受了少许快乐，又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这是最明智的一组。
犹太人提倡的就是“适度的享乐，适度的工作”，这样的人生才是丰满、充实而有意义的。正是出于这个道理，犹太人认为享受人生乐趣是人类的特权和义务，漂亮的衣物、漂亮的家、贤惠的妻子、聪明的儿子，这会使人心情愉快，工作中也力量倍增。所以，拉比们把发誓不喝酒的人认为是“罪人”和“傻瓜”。但拉比们在对酒的态度上也体现了犹太人那种掌握适度的分寸感，故而他们也认为，酒这种东西最忌过度，一喝多了，麻烦就来了；“只要不沉溺酒杯，就不会犯罪”。想一想生活当中那些因烂醉如泥而丢尽脸面，甚至因饮酒过度而冻死在大街上，更觉犹太人的态度非常有道理。所以犹太人认为，当魔鬼要造访某人而又抽不出空的时候，便会派酒作自己的代表。当年诺亚种第一棵葡萄树时，魔鬼撒旦跑来问：“你在干什么？”诺亚说：“我在种一种非常好的植物。”撒旦表示他从来没见过这种植物长的什么样子。诺亚便告诉他：“它会结一种非常甜而可口的果实，喝了这种果实的汁后，人就会觉得非常幸福。”撒旦一听，来劲了，硬要加入这种幸福行列中来。于是，他跑去抓来羊、狮子、猪和猴子，把它们一只只杀死，拿它们的血作肥料浇下去，葡萄长出来了，最后变成了葡萄酒。因而，人们刚开始喝酒的时候，温顺得像只羊；再喝一点，就会有狮子那样的强大；再喝下去就会像猪一样肮脏；喝得实在是太多了，就会像猴子一样唱啊跳啊，全无一点自制力。这就是撒旦送给人类的“幸福”。当然，完全放弃享受，一味地拼命工作也不应提倡。所以，犹太人推崇真实，顺其自然，即使有不好的念头但只要不去做就是高尚的人，这才是真正的、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人为造出的不食人间烟火的“神”。
◇ 女性是一把进门的钥匙
伟大的艺术家都是一些至情至性的伟人，他们有对情感和欲望的强度、广度和浓度，这是最强大的神秘的生命原动力，在享乐中他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毕加索真诚地爱恋自己倾心的女性并不断地从她们身上汲取诗情画意，一位传记作家写道：“毕加索成年后恋爱、结婚到结交情妇，他从女性身上不仅得到了满足，而且吸取了素材灵感，他那艺术创作的一生和近乎虐待狂式的生活史，可谓一部‘创造’与‘毁灭’的记录。他还告诉我们，要真正进入毕加索复杂的艺术世界，女性是一把进门的钥匙。”1904年，毕加索还是一个未成名的穷画家，他在巴黎有幸结识了第一个情人奥利弗。当时，她知道毕加索是一位一文不名的穷画家，同情之心促使她与他真诚相爱，她经常帮助他收拾杂乱的画室，给他孤独寂寞的生活带来温暖。初交时，毕加索的情绪反复无常，但只要适合他，她任何时候都能通过调节他的生活使他狂热的情感得到满足。她的沉稳和他的狂乱互补而平衡，她那乐观的态度是他悲观压抑心情的一剂矫正良药，使毕加索变成一个男子汉，一个欢心乐观的男子汉，同时焕发出无穷的艺术创造力。不久，毕加索将感情转向了近3年来新认识的一位漂亮迷人的姑娘伊娃身上。伊娃比奥利弗更加文静典雅，这使毕加索的情感高潮起伏延绵，创造出很多清新美好的作品。3年后，伊娃因病去世，毕加索邂逅了热情漂亮的女舞蹈家奥莉嘉。炽烈的情火使毕加索将种种爱情的幻觉泼洒在画布上，他画了《拿扇子的女人》、《坐在安乐椅上的女人》、《坐着的女人》、《丑角》、《蛋糕》等重要作品，成为立体主义的典范。很快，他们举行了婚礼，3年后生下第一个儿子。毕加索于是以奥莉嘉母子为原型，创作了《母与子》组画，成为新古典主义时期的代表作。他们结婚10年后，由于性格、感情和性爱的日渐差异经常争吵和打架，最后感情破裂。这期间，毕加索被压制的情欲像喷泉一样涌在画面上，作品多为各种奇形怪状而破碎的画面。当然，就在他同奥莉嘉之间出现裂痕时，已与另一位年轻女郎玛丽保持着秘密的往来。玛丽具有奥利弗的冷静、伊娃的天真和奥莉嘉的美丽，她比毕加索小30岁。在她18岁生日那天，他终于启动了那少女怀春的情感。从此，毕加索一生最强烈的欲望开始了，没有限度，没有禁忌。玛丽被证明永远是个驯服情愿的情场牛犊，欣然接受毕加索的种种情爱试验，使毕加索从苦闷中得到解脱和满足，创作又产生了新的灵感。然而，毕加索还未与奥莉嘉离婚时，他与玛丽8年爱情的结晶——女儿出世了，几乎在女儿出世的同时，53岁的毕加索又遇到了一个可以取代孩子亲生母亲的人——年轻的画家和摄影师多拉。他和多拉的关系时好时坏，和玛丽的关系时断时续。7年之后的1943年，毕加索又邂逅女画家弗兰索瓦，他以她美丽的胴体为模特，又创作了许多无与伦比的艺术品。从1953年起，72岁的毕加索与弗兰索瓦的关系开始疏远，而与他的最后一任妻子27岁的佳克琳娜产生浪漫的恋情。他像年轻人一样，在佳克琳娜的室外用粉笔画了一只巨大的白鸽向她求爱，终于赢得了姑娘的芳心，并于1961年正式结婚。她是毕加索唯一允许进入他工作室的夫人，她的在场能使他青春焕发，精神饱满，她说：“多少个夜晚，我看他作画到天亮。”毕加索又一次显示了永不减退的创作激情和艺术魅力。毕加索的艺术离不开女性，爱情成为他艺术创作的催化剂。各种各样不同的女性，使他的艺术具有各种各样的创作风格和无限的诱惑力。
◇ 不脱离民族的慎独
犹太人有这样一个观念，即人类居于动物与天使之间，越靠近天使，便越接近神圣。“那么，神圣到底是什么呢？”一位拉比问学生。学生纷纷答道，为神牺牲生命是神圣；经常祷告是神圣；守安息日是神圣，等等。各种回答不一而足。可是拉比却说：“正确的答案是：“神圣就是选择吃的东西，和你怎样去做爱。”学生一听此言，顿时哗然：“什么？难道不吃猪肉啦，什么时候不可以做爱啦，就是神圣之事吗？”拉比给出的理由很简单，也很实在：守安息日的状态，大家都会知道；为了神而牺牲生命的事，别人一看也可以知道。然而，你在自己家里吃什么，别人并不知道。在做客时或在大庭广众之下，吃的都是犹太律法规定可以吃的东西；但回到家里却吃了完全不同的东西，这样的情形完全可能发生。性行为也一样。没人看得见你做爱时的情况，是否遵守律法的规定，只有你自己知道。这就是说，在家里饮食时和发生性行为时，人类可以任意站在动物与天使之间的任何一个位置上，而这个时候能够提高自己的人才是真正的神圣。在众人面前，受到社会的压力，遵守规范是比较容易的；而单居独处之时，外界压力完全消失，只剩下内心的良知抵御着蠢蠢欲动的恶念，此时能把持得住自己，方算得上有道德根底的人。所以，《塔木德》上有一句话，叫“在他人面前害羞的人和在自己面前害羞的人之间有很大的差别”。
这个差别，借用略显过时的文化学术语来说，就是“罪感”和“耻感”的区别。所谓“罪感”就是把罪之恶看作是由罪本身的属性决定的。无论何时何地，人知我知，犯罪就是为恶，就是一件应该激起愧疚之心的事情。而所谓“耻感”，则把罪之恶看作某种取决于外界状态的属性，罪中为人知者方为恶，否则，无所谓恶不恶。所以，犯罪者的愧疚或者更恰当地说是愧悔，不是为了作恶本身，而是为了作恶竟然被人发现。这种“愧”是为了“出丑”而愧；“丑”要是不出来，何愧之有？这种“悔”是为了搞错时机而悔，要是正逢无人发现的机会，何悔之有？从文化规范的内化程度来看，“罪感”显然远甚于“耻感”。在“罪感”支配下的个体行为要比在“耻感”支配下的行为在遵守规范时有着更大的自愿性、自觉性和自律性。这三种属性在犹太人的行为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它们反映的是犹太文化整合的有效，促进的是犹太民族的凝聚。犹太民族的大门始终敞开着，不能遵守上帝律法的人尽可以自己走出教门，何况连犹太共同体都长期处于某种“独居”状态，更不要说犹太人个体了，这样一个民族不能不要求其成员多多“慎独”，多多“知罪”。在拉比的教诲中，“独居都市而不犯罪”，之所以能同“穷人拾遗不昧”和“富人暗中施舍十分之一的收入给穷人”同列为“神会夸奖的三件事”，其共同之处，尽在一个“独”字。
犹太人的上帝所赞赏的“慎独”，其实正是犹太民族延存的基本要求。不过，犹太民族的“慎独之智”还不止于此。犹太民族褒奖“慎独”，但决不弘扬“独善其身”式的“慎独”。隐士式的“独善之人”不是犹太社会尊崇的楷模。从前有个优秀的拉比，受到大家的景仰。他的行为高洁，为人亲切而富于慈爱之心；做事十分拘谨，很注意小节，同时对神又非常的虔敬；生活谨慎得走路不会踩上一只蚂蚁，对神所建造之物绝不加以破坏。过了8O岁后的某一天，他的身体突然一下子开始变得虚弱了，并很快地就衰老下去。他知道，自己的死期已经临近，便把所有的弟子叫到了床边。弟子到齐了之后，拉比却开始哭了。弟子十分奇怪，便问道：“老师为什么要哭呢？难道你有过忘记读书的一天吗？有过因为疏忽而漏教学生的一天吗？有过没有行善的一天吗？您是这个国家中最受尊敬的人，最笃敬神的人也是您；并且您对那像政治一样肮脏的世界从来没有插过一次手，照道理老师您没有任何哭的理由才是。”拉比却说：“正是因为像你们说的这样，我才哭啊。我刚刚问了自己：你读书了？你向神祈祷了？你是否行善？你是否有正当行为？对于这些问题，我都可以作肯定的回答。但当我问自己，你是否参加了一般人的生活时，我却只能回答：没有。所以我才哭了。”以后的拉比们常用这则故事来劝说一些不在犹太人共同体活动中露面的人，以使他们一起“参加一般人的生活”。从这里不难看出，这个“一般人的生活”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衣食住行，也不是指常人的其他感性生活，而是特指犹太民族的集体生活。
《塔木德》明确宣布：如果一个犹太人完全与一切世事脱离，只是用功学习10年的话，10年后他就不能向神祈求宽恕了。因为不管你把学问做得多好，把自己与社会隔开，这本身便是罪恶。这意味着，犹太人之所以成为犹太人不仅在于他作为一个纯粹个人能够遵守犹太律法，更在于他必须是作为一个犹太民族的自觉成员能够遵守律法。犹太民族要的是“慎独”的民族成员，而不是为“慎独而慎独”，“慎独”到最后成了“一盘散沙”似的孤家寡人，这无疑会使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不复存在。所以，个体的这种有分寸的慎独，这种不忘民族身份、不脱离民族生活的慎独，才真正体现了更高意义上的整合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