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去。
邓一群总体感觉很平静。机关工作就是这样，他慢慢变得有点习以为常了。邓一群知道，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和在机关工作阅历时间的延长以及生活的丰厚积累，他会变得越来越成熟。
在与上、下级的交道中，他学会了怎样比较妥当地处理一些问题和进行恰当的应付。他很谨慎，一点很微小的事情，也尽量把它解决好，赢得领导和同事的信任。他要求自己绝对不能把事情办坏，如果办坏，也一定要表现出自己已经尽了很大力气，而根本原因并不出在他的身上。他学会了什么时候讲究原则，什么时候又要运用变通。该钢则钢，该柔则柔。领导和同事都看到他越来越会“来事”了。他很注意学习，学习一切对他有用的东西。
六、七十年代的那种让人不寒而栗的政治运动早已成为历史，这时的老百姓已经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处室里的那些同事们经常会在一起大骂世风的日下，大骂在市场条件下道德的丧失与沉沦，大骂官倒与腐败，但内心里对那种腐败却不无向往。“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这是一句广泛流传于民间的谚语。人们有一种对权力不无滥用的神往和无奈。这是一个失去了秩序并需要重新进行规范的时代。在长时间的政治压迫之后，由于国门的大开，人们一下子发现金钱的能量。所以，通过各种手段获取财富也就不足为怪了。“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打麻将”，人们对这种现象嘲讽里透着辛酸。事实上更多的老百姓并没有从最初的改革里一下子尝到经济改革的甜头。暴富的往往是那些动用权力的官商。老百姓对改革也就产生了不少消极的情绪。但改革的大潮却是势不可挡。过去的十年文化革命把中国的经济完全搞垮了。中国需要大刀阔斧地进行经济改革。中国的改革也赢得了西方国家的欢迎，因为这对他们来说，无疑是得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市场。
邓一群从报纸里读到中国现阶段的改革，已是泥沙俱下。南方城市的种种经济、社会现象更是让一些人产生了“今不如昔”的感觉。尤其是一些失了势的老干部叹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他们想不通。邓一群当然也有牢骚。每个人都有牢骚。这种牢骚集中表现在城市，集中在知识分子身上。那时候流行语就像风一样刮得到处都是，“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杀猪刀的”，由于改革伊始，社会分配严重不公。但是邓一群的真正本领却是从不在办公室里发牢骚，最多只是回到宿舍的时候和室友小倪说一说，图个心里痛快。他知道在办公室里发牢骚是最不明智的。
广大农村，却是一片太平。老家来信告诉邓一群，说现在家里经济条件好多了，日子一天一天地好起来。吃饭再也不是问题了。但存在问题事实上也开始显露了，粮食打多了，但却一天天变得不值钱了。他的二哥现在也还没有谈上对象，他已经跟着村里的人到上海的一家钢铁厂去打工。邓一群心里安稳了不少。他不希望邓一明到陵州来。到上海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妹妹想跟嫂子的妹妹学烫发手艺，没有得到家庭的通过。嫂子的妹妹刘正红现在在镇上开的那个理发店生意红火得很，已经带过十来个徒弟了。邓一群心里不怎么高兴妹妹的想法。他们是个正经人家。他还是希望妹妹能够老老实实地在家种田，然后找一个老实的小伙子嫁人。
妹妹要是跟着刘正红学手艺，早晚要学坏，这就是邓一群的感觉。邓一群在几个月前又回过一次老家。他在镇上又到过刘正红那里去一次，他觉得她的屁股比过去更大了。她变胖了很多，脸胖得就像一张圆盘子，头发烫得蓬成一团，眉毛也描得很长，嘴唇涂得红红的。小小的理发店装修得很干净，墙上贴着一些香港男女影、歌星的艳照。屋里很暖和，刘正红只穿着一件大红毛衣，把胸前的两只奶子勒得浑圆。她手下还带着两个年轻的徒弟，那两个女徒弟其中的有一个看上去疯癫癫的，不像是个正经女子。邓一群和刘正红有一搭没一搭的说话，就进来一个男子，油头粉面的，她们叫他朱干事。邓一群猜想他是乡里的干部。他进来后就坐在了椅子上要刘正红给他修面。他对屋里的邓一群装着看不见的样子。刘正红热情地招呼服侍他，给他围上围布。他就半闭着眼睛开始享受起来。邓一群看到刘正红的手指真长啊，而且是那样的白。她的十指涂上了什么奶液在那个叫着朱干事的粗脸上按摩起来。那张脸大概开始热起来了，于是他就开始同刘正红调起情来。刘正红听了他的那些话就嘻嘻地笑，拿手轻轻地在他肩头上打。那人就夸张地唉唷唉唷叫起来。邓一群在心里就很不自然，心想：在他面前，她也真是好意思。她不是什么好女子。这个镇子上，那些男人对她都有点那么不三不四，尤其是镇上的那些小干部。邓一群在心里对这些干部开始产生了厌恶情绪。那人后来借势在刘正红的屁股上捏了一把，她就惊叫着跳起来，说：“死大朱，你干什么呀？我家亲戚还在这里呢？”那人才回头看了邓一群一眼，回过神来，客气地说：“啊，啊，你在哪里工作呀？”刘正红就抢着说：“他是省里的干部呢，大学毕业分配就留在了省里。”那个人就问：“啊，请问你在哪个单位啊？”邓一群说：“在省政府。”他有意没有说是机械工业厅。那人听了立马收敛了放肆。
权力和身份是如此的重要。邓一群有着清醒的认识。在机关里生活的时间长了，他才知道，自己仅仅满足于作一个城里人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尽管他目前生活在城市里，是一名国家机关的青年干部，但他农村出身的身份是永远也没法改变的。真正的城市人，他们还会用一种“外来”的眼光看着你。特别是在虞秘书长去世后，他感觉别人对他完全不以为意。这种感觉在他心里很强烈。是啊，他唯一的靠山没有了，谁会在乎他？机关里的那些人只会叫他干活，把最重的工作分摊给他，而丝毫感觉不到有什么不公平。在他们眼里，他这样一个农村出身的大学毕业生，能够分到机关里，已经是很大的运气了。
如果你获得了权力呢？那就不一样了。邓一群看到，机关里也有一些是从农村出来的人，今天完全没有人敢小瞧他们，因为他们手里有权。权力就是一切。而权力和身份的获得，就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所以，他要努力啊，全家的希望都寄托在他的身上，因为他是家庭里唯一上了大学的人，并且分在了省级机关。如果他将来能得到一官半职，那么不仅在机关里可以不再受小瞧，而且全家人都会跟着沾光，乡、村里就再也不敢有人欺负他们家了。
努力的办法就是在机关里要变得有城府，要在表面上表现自己的进步和积极。表面，这一点非常重要。就像对时局的看法，每个人都心怀不满，处于社会底层的觉得自己没有得到实惠，而已经得到实惠的又嫌自己捞得不够多。但这些牢骚绝对不能在政治学习的时候说。
邓一群开始是很不习惯机关的开会。平时处里的人都是笑嘻嘻的样子，连处长们也开一些玩笑，有些甚至还很有点色彩，但只要一开会，大家立即就板起了面孔，正襟危坐，严肃异常。讲话的腔调也变了，他们一个个都意识起自己的身份来。
处里很多人都是党员。他们在会议上不再骂娘，也不再发表对时事不满的意见，而是说些听起来非常虚假的官话。这就是表面。说这样话的时候，谁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但一个个表面上又很坦然。——单位里就是这样子，做表面文章可以更好保护自己。慢慢地，邓一群也会说起了假话和套话与空话，而且说得越来越流利，——当然，这都是他受他们熏陶的结果。
邓一群惊异地发现，他在开会时说的和自己当时心里想的完全不是一回事，但最奇妙的并不是这种意识的不同，而是他能够将这两种思维在同时进行。嘴上是一种声音，而心里却响着另一种声音。他在说的时候，脸不改色心不跳，说得非常沉着，而且坚决，有时甚至能适当地表达一下感情。他的这种功夫赢得了大家对他的佩服，他们发现他真的进步很大，而且越来越成熟了。
就是在这种大家对他成熟的看法里，他的地位实际上在慢慢地起着一种变化。
这是一段相对平静的日子，然而多年以后的邓一群回忆起他未婚前的那段生活，觉得还是充满了一种迷狂。这是一种低低的狂迷，但却让他心动。那段日子，对他来说，是一种不可多得的黄金时代。他在那时候内心里好像过得并不开心，事实上他在意识里还感到自己的处境还相当窘迫，可时间就像是一剂中药，泡得久了，就变得有点甜起来。
他之所以能够在生活里得到那种狂迷，而工作上一点也没受影响，并且还得到领导同事的好评，当然完全得益于在机关里对于做那种表面文章的锻炼。
邓一群要求入党。
姜副处长做了他的入党介绍人。
邓一群知道，姜处长所以做他的入党介绍人，是因为他欠了自己的一份情。一年前，邓一群出事了。一次机械厅派员去北京和德国一家公司商谈关于在陵州开展经济合作的事项，身在北京的处长周永胜让三科准备四份相关的材料，邓一群向当时在家的姜副处长做了汇报。姜副处长认为一些环节可以省略，于是另外准备了三份材料。其中一份材料的中、英、德三国文字翻译，田小悦与她的另几个同学翻译完毕后，让邓一群再看一遍，但姜副处长却催着让他赶紧送京，不再推敲。邓一群乘了夜班十一点多的火车，把材料送到北京后，周永胜看到只有三份材料，当时就大为不满，一把就把文件摔在了地上，破口大骂，把邓一群训得头都抬不起来，让他当天赶回陵州。
和德国的合作后来告吹了。最后查明告吹的原因就是因为那份翻译，其中德文的一个关键词的翻译把意思完全弄错了。厅长周润南非常生气，一桩四千多万的买卖就这样落空了，不能不让他气愤。机关里那一阵风声很紧，说一定要追究责任，可能要给予邓一群以处份。邓一群感觉自己是冤枉的。事实上，邓一群只负责整理收集和传送材料，而文字上的操作则完全是田小悦和姜副处长的事。但他如果路上认真看一遍翻译文稿呢？
周永胜回来后停了邓一群手里的工作。邓一群那一阵就非常的惶恐。真的，机关里一直存在人浮于事的现象，一些机关干部纪律散漫，更有一些人背地里向省委、纪委打周润南的小报告，周润南一直想借机整一整身上长刺的人，却一直也没有找到机会。这次的机会来了！他要来一次杀鸡儆猴。机关里的另一些人看得明白：周润南肯定无意于搞邓一群，但逢着这样的契机，牺牲一个毫无背景的小人物，是非常必要的。姜和田都不好处理，只有邓一群最合适。要处理，就决不会轻。
邓一群没有经历过什么大事，而这一次可算是天塌下来的了不得的大事了。几千万的损失，他真是越想越害怕。他们会干什么？会开除他吗？如果在他的档案里有一份处份，那么他短期的前程就完了。想到进机关的那些青年，谁也没有像他一样的倒霉。深夜的时候，邓一群睡不着，好几个晚上，甚至彻夜失眠。姜副处长找过邓一群谈话，让他不要紧张。其实邓一群心里清楚，姜副处长的意思是让他从头到尾一个人扛着。
他只有一个人扛着，他不扛，还有谁来承担这份责任呢？
人在倒霉的时候，更容易想起悲伤的事情。邓一群由自己又想到老家里的事，想到大哥邓一彬被村长的那顿痛打而又申冤无门，进一步哀叹自己的不幸。他想：如果我有背景，像田小悦，就不会被处份；如果我是一个小头目，一个副处长之流，也决不会成为这次事件的牺牲品。
厅里召开了厅长办公会。
一个多月过去了，邓一群没有被处份。慢慢地就有消息传了出来，——会上，周润南厅长开明宗义，要大家发表看法。一句话：处份还是不处份，而如果处份，应该把握在什么程度上。几个副厅长随口附和，都认为应该处理邓一群。但刘志新副厅长却反对这样做，说对邓一群这样的年轻人，应该做一次严肃的批评，但处份就算了。而且，他认为责任不应该由邓一群一人来承担。
邓一群在内心对刘副厅长感激不尽。
通过这件事，邓一群更加认识到自己一定要努力：当上一个干部，处境就能改善。世界上永远只存在两种人：性别上，是男人和女人；权力上，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当一个被领导者，永远都处于一种弱势。
他要改变自己处于弱势的位置。
与小倪相比，他虽然迟了一步，但毕竟还是向前走了一大步。在大学里的时候，邓一群竟然就没有想到要入党。当时，学校的党组织是想过发展他的，好几次催他写申请，但他却一直也没有上心。与社会上相比，在学校里入党是比较容易的。到了机关的这几年，他深深地感到成为一个党员是多么的重要。然而，这时的醒悟已经显得有些迟了。
机关里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入党非常困难，有时一年也发展不了三、两个党员。表面上看那是党员们对新进来的同志要求严格，事实上却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谁都知道，入党是做官的必要条件。一般而言，你要是在单位里表现一般，别人看不出你有做官的野心，对同事们威胁较小的，那么你入党倒容易一些，若是你平时的野心让人看穿，那么你入党必然是千难万难。给青年人设计障碍的，往往就是那些有一些年纪而始终没有得到提拔，牢骚满腹、意志消沉的“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