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然的抗争
自然界的发展和演化孕育了人类，人类又随着自我的发展与完善，逐渐与自然界分离，组成了相对独立的人类社会。人类从诞生的那天起，就同自然界存在着息息相通的关系。人要生存，就必须依赖于自然，向自然界去“索取”，然而自然界并不总是那么“慷慨无私地奉献”，人类在征服自然的同时，也受到自然界的报复。所以，人与自然的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人与自然的抗争是从多方面展开的，其中最重要的恐怕还不是怎样获得劳动资料和怎样支配自然界的问题，而是怎样生存和怎样使生活延续的问题。
这种不老不死的愿望，可说与人类的历史同在。在远古时代，由于生产水平和科学知识的限制，人们对大多数疾病都束手无策，所以那时因病死亡的人数相当多，人的平均寿命也很短。人一旦生病，往往去请巫觋驱鬼邪，祈福禳灾，长期以来与巫医分不开。
当人们同疾病斗争的经验已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便出现了早期的医药学和医疗技术，人类的许多疾病才得以治疗。
在古代封建社会，我国的医药学在世界上是相当先进的。早在公元3世纪的战国末期，就出现了一部重要的医学著作《黄帝内经》，记载了当时形成的中医理论，对脏腑、经络学说以及诊脉和针灸等技术都有细致的描述。到了东汉，大医学家张仲景又进一步发展了前人的中医理论，写了一部很有影响的著作《伤寒杂病论》。
治病自然离不开药，史书《山海经》曾记载一位名叫神农氏的人为给百姓治病，曾“尝百草之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神农因而被奉为药学老祖宗。
我国最早的药书就起名为《神农本草经》，假托古人神农氏所作。到了16世纪末，我国明朝又出现一位伟大的医药学家李时珍，他不畏艰难、呕心沥血，花费了大半生的时间总结和整理我国的医药学宝藏，写成了50卷本的《本草纲目》，记载了1892种药物和上万条处方。代表了我国古代医药学成就的最高峰。
与我国的中医中药学交相辉映的西方医药学，通过对人体解剖及医药化学的研究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也为人类与疾病抗争做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近代西方工业革命后，医药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更为迅速，成果显著，在许多方面已走在世界前列。这为人类重要的药物——青霉素的诞生提供了条件，正是在这片沃土中，蕴藏着一项伟大的创造。
向细菌挑战
近代医学的一个最大成就，就是发现了人的许多疾病是由人体内极微小的微生物——细菌引起的。19世纪70年代，法国科学家巴斯德发现了微生物后曾预言：“人们的传染病也是由于微生物造成的。”几年后，德国人科克验证了这一事实，明确指出了各种传染病均由一定病原菌引起。当时德国的牛羊正在流行着炭疽病，科克经实验证明炭疽病的病原菌是细长形状的微生物。他还成功地培养和繁殖了这种病原菌，后来，他又把这些微生物染成红色和蓝色，让人们在显微镜下清楚地看到了它们。
此后，医学家又发现了一些细菌，如伤寒菌、淋菌等。科克出于医务工作的需要，对各种疾病的细菌进行了验证。为此他对细菌赖以生存的培养基进行了种种改进，发明了固体的培养基。科克还用自己发明的新技术分离出各种细菌。1882年，他用染色的办法发现了比以前看到的细菌还小得多的细菌——结核杆菌。1884年，他又发现了霍乱菌，进一步也就产生了抑制霍乱传染的办法。长时期危害人类生存的霍乱与结核病由于病原菌的发现而逐步得到控制。可见，巴斯德和科克等人对细菌的发现与研究给人类带来了多么大的益处啊！有人说，他们的发现使人的平均寿命延长10年，这也许并不夸大。
尽管人在与自然的抗争中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离最后的胜利还差很远。到本世纪20年代时，细菌仍是人类的大敌。尽管细菌学家已发现了成为病因的种种细菌，但还是没有找到对付这些细菌的有效办法。有些化学药品虽然可以杀菌，却也会同时伤害人体。小小的细菌就像传说中的小精灵一样，时常出现缠绕着人类，对人类肆无忌惮地进行挑衅。但人们更相信自己的力量，勇敢地迎接挑战，那种既能杀死病原菌又对人体无害的药物一定能被发明出来！
起初，科学家们对溶菌酵素抱着很大的希望，可是，随着研究工作的进行，渐渐知道溶菌酵素溶解的只是对人体无害的细菌，重要的病原菌并不为其所溶化。后来，德国科学家又发明了磺胺类药剂，实践证明，这种药剂对各种细菌性疾病发挥了极大的效力，且副作用又不大，所以大受人们欢迎。这类药剂即使在今天也是医院里常用的抗菌药。可是，还是有一些“顽固”的细菌不怕这种药，仍然危害着人们的健康。
难道没有别的药品可以克服那些病原菌吗？人类在与自然的抗争中，需要的是敢于向困难挑战，勇往直前的英雄，这些英雄用他们的智慧、勇气、毅力和才华，方能谱写出人类战胜自然的篇章。在这千万个英雄之中，亚历山大·弗莱明就是极突出的一位。
弗莱明的探索
弗莱明生于1881年，他父亲是英国爱尔沙亚的一个庄园王，特别爱好自然科字。弗莱明14岁时遵从父命到伦敦去同在那儿当医生的哥哥住在一起，随后在一家船运事务所当小工。后来，弗莱明继承了一笔为数不多的遗产，得以在圣玛丽医院学医。
在学习期间，聪颖的弗莱明差不多取得了所有的奖金和奖学金。1906年，弗莱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实现了自己要当一名医生的理想。于是，他离开圣玛丽医院，在赖特的预防接种站找到一份临时工作。
没想到，在那里一呆就是半个世纪。
赖特也是一位著名医生，他深信疫苗对抵抗细菌入侵具有神奇作用，所以，他长期以来以宗教般的热情从事他的研究工作。他的接种站的经济来源，很大一部分是靠出卖疫苗而获得的收入。弗莱明来到赖特的预防接种站不久，便成为研究小组中一名能干的成员，他发明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制作了一些仪器，深得赖特先生和同伴们的赞许。弗莱明很快便成了研究梅毒和用注射洒尔福散治疗梅毒的专家。
正当弗莱明雄心勃勃准备在传染病治疗领域大干一场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残酷的战争使医生这种职业显得更加重要。弗莱明和赖特在这期间一直在战地医院，从事伤口感染的治疗工作。
弗莱明是位很有事业心的医生，他并没有因为战争而中断自己的研究，他把研究传染病的热情转移到研究病人伤口感染上，正是这一转变，他很快就抓住了问题的要害。
一天，在弗莱明的主持下，医生们以近乎万无一失的方式进行了消毒灭菌，用抗菌剂对伤员的伤口进行了外科处理，大家一致认为不会出现伤口感染了。可是，几天以后竟有一些伤员因伤口感染、化脓而死去，这件事使弗莱明异常震惊。
从此，弗莱明把注意力集中到给伤员敷用的抗菌剂上。经过精心的观察和反复实验，弗莱明终于找到了使伤口感染的“罪魁祸首”。原来，当时医疗用的抗菌剂实际上是有“毒”的，为此他发明了用来给新的抗菌剂评估的试验方法。由于弗莱明的出色工作，他所在的医院成为防止伤口感染的最佳医院。
战争结束后，弗莱明又回到了赖特的接种站，继续从事他心爱的研究工作，战争使赖特接种站的伙伴们减员了许多，但战后的重建工作又为站里增添了新生力量。不久，艾利森大夫成了弗莱明的助手，两人配合默契，工作又取得了新的成效。
1921年，弗莱明和艾利森发现了溶菌酶，溶菌酶是一种大量分布在动植物组织中，能够溶解病菌的生物酶。当时，弗莱明和助手正在做一项生物培养抗菌试验，研究细菌的性质因一再的培养而渐渐变化的现象。当弗莱明观察培养液时，培养液板恰好被一种十分稀少的生物孢子污染。这种偶然的现象一下子把弗莱明的注意力吸引到早先并不认识的具有溶菌作用的酶上。随即，弗莱明转向对酶的研究，他同艾利森一起对溶菌酶开展了大量试验，这为后来发现青霉素奠定了基础。
弗莱明和他的助手研究溶菌酶一晃就是7年，本以为它能够成为一种重要的疫苗或有效的抗菌药物，但他们的目的并未达到，因为溶菌酶对病原菌几乎丝毫不起作用。科学技术研究总要面临成功与失败，有时可能是无数次的失败才会换来一次的成功。
失败固然可惜，但宝贵的经验却是千金难买的。没有失败经验的人，不可能尝到成功的甜头。1928年，弗莱明终于发现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药品原料——青霉素，在科学技术的历史上写下了令人永远难忘的一章。
千呼万唤始出来
1928年夏天，天气格外炎热，赖特生物研究中心破例让大家休一次避暑假，大家都跑向海滨避暑胜地或一些清凉宜人的地方去了。几天来的连续失败使弗莱明心情格外烦躁，他胡乱地放下手中的实验，准备去海滨避暑。天气热得透不过气来，什么事也干不下去，望着实验台上杂乱无章的器皿，弗莱明心灰意冷地锁上了实验室的房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