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隐士名称考辨
从上古尧、舜、禹的渔猎时代到夏、商、周的农耕社会,及至于漫长的封建农业社会,自巢父、许由、卞随、务光、伯夷、叔齐以下,到晚清封建社会谢幕为止,出现的隐士,有人说“不下万余人”(蒋星煜《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不知如何估算。但名见于经传典籍可考者,确实不少于几百人,甚至上千人。隐逸的名称虽则分歧杂乱,但实际上都是名异而实同。下面列出十多种隐士名称,并一一加以考辨,以示其形形色色,纷繁杂乱以及细微区别。
隐士·隐者·隐君子
“隐”,是隐蔽、隐居的意思。“士”,封建时代的读书人,士不见于世,所以称为隐士。在历代,把“隐士”称为“高士”的,也颇为不少,但最为习用、普遍、通俗,表意最准确的,还就是“隐士”这个词了。这个词也因之成为专用名词。
隐士、隐者、隐君子,三者大意相同。
隐士,是指隐居不仕的人,他们或是对统治者不满,不愿与之同流合污潇洒傲王侯、或有厌世思想自愿逸出红尘之外、或自愿纵情诗酒放浪陶醉于山水之间的、或时不相宜,准备待时而出的那一部分人。
《周易》上九:“肥遁,无不利。”(“肥”,通“飞”,远走高飞)
这是说君子应观察时势,如果不利于自己时,应该及时退隐,没什么不利的。如果隐遁得太迟,就有危险。(这多少带有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味道)
《元史·隐逸传·序》:“元之隐士亦多矣,如杜瑛遗执政书,暨张特立居官之政,则非徒隐者也。”
《史记·老子传》:“老子,隐君子也。”
《论语·述而第七》:“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
由此可见,君子仅为圣人之次位,在隐士中位于尊者之位。
逸民·逸士·遗民
逸民,亦作“佚民”。“遗民”之义应略小于“逸民”。
《明史·隐逸传·序》:“夫圣贤以用世为心,而逸民以肥遁为节,岂性分实然,亦各行其志而已。”
《汉书·律历志》颜师古注云:“谓有德而隐处者。”
《后汉书·逸民传》记野王二老以下共18人。
《魏书》有逸士传。
《论语·微子第十八》:“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此七人,除伯夷、叔齐、柳下惠外,其余四人已不可考。柳下惠,鲁国大夫,本名展获,字禽。在儒家着作中多次与伯夷、叔齐并列,誉为有德行的人,民间传说中“坐怀不乱”之人。
《论语·尧曰第二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
逸民释义大致有三:
其一,泛指避世隐居不做官的人。
其二,也指改朝换代政权更迭之后,仍然效忠旧政权不在新朝做官的人。
其三,也泛指亡国或大乱后遗留下来的人民。
例如:陆游《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
处士·处人
未仕或不仕的人,不官于朝而居家者也。
《荀子》:“古之所谓处士者,德盛者也,能静者也,修正者也,知命者也,箸是者也。”
《后汉书·刘宽传》注:“处士,有道艺而在家者。”
例如:
《孟子·滕文公下》:“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
《宋史·魏野传》:“魏野,字仲先,陕州陕人也。”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正月,诏曰:“……故陕州处士魏野……”
《元史·杜瑛传》:“金将亡,士犹以文辞规进取,瑛独避河南缑氏山中。”临终,遗命其子曰:“吾即死,当表吾墓曰:缑山杜处士。”
综上所述,古时称有德才而隐居不愿做官的为处士。这种处士的称谓有御赐、公认、自号三种形式。这里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先仕后隐”或“先隐后仕”者,纵考史籍,均不见称为处士者。大概人们视仕途为不洁之地,经过仕途的人就不纯正清白了。处士就像待字闺中未出嫁的处女也。
高士·高人
超脱世俗之人,多指隐士。
高士是根据《周易》蛊卦十八:“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而定名的。注疏说:“不复以世事为心,不保累于职位,故不承事王侯,但自耸高慕,高其清虚之事,故云高尚其事也。”
例如:
《战国策·赵三》:“吾闻鲁连先生,齐国之高士也。”
唐骆宾王《寓居洛滨对雪忆谢二(一作洛滨对雪忆谢二兄弟)》诗:“旅思眇难裁,冲飙恨易哀。旷望洛川晚,飘飖瑞雪来。积彩明书幌,流韵绕琴台。色夺迎仙羽,花避犯霜梅。谢庭赏方逸,袁扉掩未开。高人傥有访,兴尽讵须回。”
晋皇甫谧《高士传》载晋以前96人。
清高兆《续高士传》载晋至明143人。
幽人·山人·居士·散人
幽人,在昏暗僻静之处幽居幽栖之人,泛指隐士。
例如:
《周易·履卦十》:“履道坦坦,幽人贞吉。”指道路平坦,既无险难,故在幽隐之人,守正得吉。
南齐孔稚圭《北山移文》:“或叹幽人长往,或怨王孙不游。”
唐孟浩然《寻白鹤岩张子容隐居》诗:“白鹤青岩畔,幽人有隐居。”(张子容,生卒年不详,襄阳人。先天二年(713)擢进士,为乐城(今河北献县东南)令,后弃官流寓江表。初与孟浩然同隐鹿门山,诗篇酬答颇多。子容为诗兴趣高远,为当时文士所称。《全唐诗》录诗一卷。)
唐韦应物《秋夜寄丘二十二员外》丘二十二,名丹,浙江嘉兴人,曾官仓部员外郎,是诗人丘为之弟。韦应物寄这首诗时,丘丹正在临平山(今浙江余杭市临平镇黄鹤山)中隐居学道。诗:“怀君属秋夜,散步咏凉天。山空松子落,幽人幽人,隐居者,指丘丹。丘丹《和韦使君秋夜见寄》:“露滴梧叶鸣,秋风桂花发。中有学仙侣,吹箫弄秋月。”应未眠。”
山人,依山林而居者,多指隐士。
北周庾信《庾子山集》四:《幽居值春》:“山人久陆沉,幽径忽春临。”
唐王勃《赠李十四》诗:“野客思茅宇,山人爱竹林。”
在戏曲中,诸葛亮有时也自称山人。
居士,本指在家信佛的人,但亦有并不在家信佛的隐居者自称居士。
白居易自受贬谪后,意志逐渐消沉,晚年好释老之学,与僧如满结香火社,闲居洛阳履道里,疏沼种树,构石楼于香山,凿八节滩,以醉吟为乐,自号醉吟先生。暮节惑浮屠道尤甚,至经月不食荤,自号香山居士。着《长庆集》71卷。
尝与胡杲、吉旻、郑据、刘真、庐真、张浑、狄兼谟、庐贞燕集,皆高年不事者,人慕之,绘九老图。
以刑部尚书致仕,终年75岁,葬洛阳龙门山。龙门山(西山)和香山(东山)隔伊河夹峙如门,故名龙门,又名伊阙(《新唐书·白居易传》)
《闲居》诗云:
肺病不饮酒,眼昏不读书。
端然无所作,身意闲有余。
鸡栖篱落晚,雪映林木疏。
幽独已云极,何必山中居。
欧阳修自号六一居士,曾作《六一居士传》。有客问曰:“六一,何谓也?”居士曰:“吾家藏书一万卷,集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客曰:“是为五一尔,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
明倪瓒,自号云林居士。
散人,闲散、散淡不为世用之人,后来常以散人为隐士的泛称。
《庄子·人间世》:“且也若与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几死之散人,又恶知散木?”
唐陆龟蒙隐居不仕,以散人自居。常以舟载茶灶、笔床、钓具,往来各地,时人称之为江湖散人。尝撰《江湖散人传》云:“散人者,散诞之人也。心散意散,形散神散,既无羁限,为时之怪。”
明徐舫,筑室桐江水边高地,日苦吟于云烟出没间,翛然若与隔世,因自号沧江散人。
二、中国隐士产生的条件
中国隐士的产生,大体上应具备几个条件。
(一)中国隐士的产生,与中国先秦时期的先哲们着述熏陶是分不开的
中国的儒家、道家都极力推崇明哲保身哲学。这就是说,知识分子从政时,既要明智、眼睛亮、有远见、审时度势,又能够符合哲理,有智慧,这样才能不伤害自己,保全自己,以利于长远发展。
中国数千年历史的肥田沃土,产生和滋润了儒、道学派的经典理论,陶冶出一批哲人,而这批哲人反过来又影响整个封建社会的知识界。
这里先举一个有趣的例子。《庄子·人间世》讲述了这么一个故事(由于篇幅较长,略去原文,仅译述其概要):
有一个木匠,带着徒弟到齐国去采伐木材,看到一棵为社神的栎树。这棵树大到可以供几千头牛遮阴。树干有百尺粗宽,树身与山头比高。木匠不看一眼,直往前走。徒弟发问:“自从我跟师傅,从未见过如此大木,师傅不肯看一眼,直往前走,为什么?”师傅说:“不要说了,那是没有用的散木,用它做船,船就会很快沉没;用它做棺椁,棺椁就会很快腐朽;用它做器具,器具就会很快被拆毁;用它做房柱,房柱就会被虫蛀。这是不材之木,没有一点用处,所以才会有这么长的寿命。”
木匠夜里梦见栎树对他说:“你拿什么东西和我相比呢?那些材质、树形都好的树木,早就被砍伐一空,那是因为他们的才能害苦了自己,不能享受天赋予的寿命而中途夭折,这都是它们自己要显摆自己的价值,招来世俗的打击。一切东西无一不是这样。我只求做到无所可用的地步,才保全了自己,这正是我的大用和大智。”
木匠醒来把梦告诉徒弟。徒弟沉思了一会儿说:“啊!它意在求取无用。”
这段寓言启示人们:“无用”就是大用。“无用”,即不被当道者所“役用”,不沦为统治者的工具,才能保全自己,继而发展自己。有才者常常“以其能,苦其生”,所以智者学会“全生远害”。
元代许衡的《病中杂咏》(五首之一)中说:“花可为观遭夭折,草因无用得欣荣。”持同样道理。
《老子·七十六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
这段文字启示人们:事物是变化的,要辩证地去看它。遇事不可硬碰,柔弱者可贵。这为隐逸提供了理论根据。
《周易·艮(卦五十二)》:
《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
《周易·遁·卦三十三》:
上九:“肥遁(飞遁),无不利。”
《象》曰:“肥遁无不利,无所疑也。”
《周易·乾·卦一》:
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意志坚定不可改变,是隐居的君子啊!)
《周易·蛊·卦十八》: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则也。”(不事王侯,保持高尚的志向、人格和尊严,是有普遍意义的。)
《孟子·公孙丑》:
“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
古代先哲的着述,为我国的隐士文化奠定了基础。此后,历代的知识分子都以此为哲学的思辨模式,以此为安身立命的标准,去规范自己的思想和行动。诸如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吾观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皆殒身”;等等。这一理论对中国封建时代知识界的影响,确乎是至深至远的。
(二)中国地大物博、地广人稀以及漫长的封建社会是养育隐士的肥田沃土
春秋时期列国人口不可确知。在战国时期,据范文澜先生估计(以战车数量推算人口)约在两千万左右(《中国通史简编》)。相当于现在中国人口的1/65。1500年后的元朝初年,共有1300多万户,人口约5800多万,相当于现在人口的1/23。这正是那种“小国寡民,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八十章》)
孟子也说:“死徙(丧葬、迁居)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防寇盗)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至睦。”(《孟子·滕文公上》)这无异正是一个自给自足,故步自封,抱残守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的桃花源式的具有原始公社遗风的乡村宗族社会。这正是隐士能够存身的处所。
自古以来,中国的治国者一直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即崇本(耕、织)抑末(商、贾、手工业)的政策。如秦之商鞅的“抑末”政策。西汉晁错《论贵粟疏》,都强调“故务民于农桑”、“今法律贱商人”、“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以农为本”,无疑也是符合国情的、正确的。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为的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其实,治国者恐怕还有一个用意,那就是,如果农民不束缚在土地上,处于流动状态,国家是不稳定的,统治者是不心安的。李自成被称为“流民”、“流寇”,正是统治者心中的隐忧。这样一来,中国封建农业经济就延长了许多寿命。中国封建农业社会存在多久,中国隐士就会存在多久。
(三)战乱、暴政、政权易手是催生隐士互为因果的条件之一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尽管国家统一的太平时日占有大部分时段,而分裂和动乱只占少部分时段。但在所谓统一、太平的时段内,政治清明者占少数,昏暗腐败者又占大多数。每个朝代,大都沿着一条千古不变的规律前进着。那就是:开国时,统治者头脑比较清醒,政治较为清明;中兴时,社会繁荣,生产力发展,但统治者开始腐化堕落;末期社会,腐朽败坏,时局恶化,直到被一个新兴的王朝灭亡。
春秋、战国500多年的兼并战争、征伐、朝聘盟会的军事行动不下千次。仅“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即谓“春秋无义战”,人民苦不堪言。东汉末年到三国时期的天下大乱又是七八十年。东晋、十六国时期到南北朝的混乱时期,又近三百年,这是汉朝以来最纷乱的时代。篡弑逆乱,视为常事。南朝二十四君中,被弑者十一,被废者三;北朝二十六君中,被弑者十五,被废者一。五代十国时期又是半个世纪。宋、辽、金、元征战又是三百多年。每个新王朝的诞生都是以旧政权的被消灭为代价的,受苦的都是黎民百姓。正如张养浩发出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兴亡皆苦”的慨叹。真是“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啊!(唐·曹松《己亥岁》)
在这火与剑的煎熬中,“士”又能怎么办呢?“古之君子,负经世之术,度时不可为,故高蹈(隐居)以全其志。”(《元史·隐逸传·序》)这具有天然的合理性。他们的隐遁,有种种情况,应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也不可以偏赅全。
(四)科举失利是造成“隐逸现象”的重要因素之一
科举制度始于隋文帝杨坚开皇七年(587),终止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七月,在中国推行一千三百一十八年的科举制度寿终正寝了。
科举制度是封建社会选拔人才的一种重要制度,更是笼罩在知识分子头上的一张大网。唐太宗李世民就曾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五代王定保《唐摭言·述进士》)(“彀中”,比喻牢笼、圈套)通过县试、乡试、殿试,三年一举,天下举子云集京师,但考中的人却非常有限。举例如下:
隋朝政权短命,制度也不完善。
唐代科举取士的员额,一举只取进士二三十人。贾餗(su肃)任礼部侍郎时,共主持“三典贡举,得士七十五人,多名卿宰相。”(《新唐书·贾餗传》)平均每届25人,每届参加科考的举子都有千余人,录取比例约为百分之二点五。之前,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统治的五十年间,共取士一千余人,比例也大致如此。
北宋的科举制度比较规范。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待试京师恒六七千人”,仁宗之朝(40年),共十三举,录取进士4570人。一举考中者,约为350人,录取比例高于唐朝。“其考第之制凡五等:学识优长,词理精绝为第一;才思该通、文理周率为第二;文理俱通为第三;文理中平为第四;文理疏浅为第五。然后临轩唱第。上二等曰(进士)及第,三等曰(进士)出身,四等、五等曰同(进士)出身。”可见考试之艰,录取之难。如果“一不幸有故不应诏,往往沉沦十数年,以此毁行干进者,不可胜数。”(以上均引自《宋史·选举志》)
元代共举行17届科举,每次录取人数都少于宋代。每举录取进士达100人以上只有两次。总共录取进士1174人,平均每举录取69人。(据《元史·选举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