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远古时期的纯粹隐士（选录8人）
（一）远古时代的社会与自然界的关系是怎样的呢？这对于现代社会来说，是有隔膜的和遥远的。我们只能从先秦典籍的着述中了解一个大概情况。
《孟子·公孙丑上》篇中说：“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交于中国：布满中原国土）
《孟子·滕文公下》篇中说：“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
由此可见，当时先民们与自然界的矛盾，主要是如何对付洪水、猛兽，如何获取食物而保存自己。那时的社会构建是以地域组成部落，部落之间又结成联盟，即传说中的父系氏族社会。那时社会结构简约单一，部落首领和联盟领袖富有权威，世上并无多余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几乎人人平等。人们崇尚清廉，社会风气淳朴，所以“让国”之风盛行。
尧为部落联盟领袖。尧将逊位，让天下于巢父（教民构木为巢而寝其上，故时号之曰巢父），巢父不受。又把天下让于许由（字武仲，尧的老师）。《庄子·逍遥游》中有一段关于“让天下”的对话。许由感到受了污辱，便逃到箕山之下，农耕而食。尧又让他做九州之长，他便跑到山脚下颍水北岸洗耳，表示这种不洁之语污染了他的耳朵。而此时，巢父正在颍水边饮牛，认为许由洗耳之水，污染了他的耕牛，于是就把牛牵到上游去。（你瞧，一个比一个更清高。）后世遂以“箕山之志”作为“隐居不仕”的代称。
尧又让位于子州支父（姓子，名州，字支父，隐士），子州支父曰：“以我为天子，犹之可也。虽然，我适有幽忧之病（犹今言暗疾），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损害生命健康），又况他物乎？唯无以天下为者，可以托天下也。”（即不以天下为己所有者，才可以把天下托付给他）（《庄子·让王》）
尧又咨询四岳部落首领，推举舜为其继承人。让舜“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史记·伯夷列传》）舜继位之后，用同样的方式挑选贤人，治理民事。
舜以天下让善卷，善卷曰：“余立于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于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处。今江苏省宜兴市西南有善卷洞，相传是他的归隐处。
舜以天下让其友石户之农。（石户，地名；农，农人）石户之农曰：“惓惓乎（忙碌呀）后之为人（后，指舜），葆力（勤奋）之士也！以舜之德为未至也（认为舜之德还有欠缺），于是夫负妻戴，携子以入于海，终身不反也。”（《庄子·让王》）
舜以天下让其友北人无择，北人无择曰：“异哉！后之为人也，居于畎亩（指田圃）之中而游尧之门，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见之。”因自投清泠之渊。
舜又推举治水有功的禹为继承人。禹继位又推举皋陶（东夷族首领）为继承人。后因皋陶早死，又以伯益为继承人。这就形成氏族社会部落联盟推举领袖的制度，史称“禅让”。
及至到了夏朝、商朝，这种“让国”风尚，还在延续。
当时，有卞随、务光等隐者。《庄子·让王》篇说：商汤曾向他们请教讨伐夏桀的问题。他们都说：“非吾事也”，拒绝回答。商汤灭夏桀后，想把天下让给他们，他们感到很气愤。
卞随说：“后（指商汤）之伐桀也谋乎我，必以我为贼也；胜桀而让我，必以我为贪也。吾生乎乱世，而无道之人再来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数闻也。”乃自投椆水（《吕氏春秋·离俗篇》作“颍水”）而死。
商汤又让务光。（《列仙传》：“务光者，夏时人也。耳长七寸，好琴，服蒲韮根”）曰：“知者谋之，武者遂之（完成它），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务光辞曰：“废上，非义也；杀民，非仁也；人犯其难，我享其利，非廉也。吾闻之曰，非其义者，不受其禄；无道之世，不践其土，况尊我乎！吾不忍久见也。”乃负石而自沉于庐水。（庐水，《释文》作北平郡界）
（二）由于缺乏史料，对这段历史中的“禅让”问题，确实存在太多的歧见和质疑。
尽管今文《尚书》有《尧典》，古文《尚书》有《尧典》、《舜典》、《大禹谟》，记载了关于“禅让”的事迹。这些事迹也被孔子、孟子所称道。可以看出，这些古代圣帝明君的政治，已被儒家推崇为古代的极盛政治，其中不乏溢美之词，所以，历代一直存在相反的议论。
《庄子·盗跖》云：“世之所高，莫若黄帝，黄帝尚不能全德，而战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尧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汤放其主，武王伐纣，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论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强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
荀子说：“世俗之为说者曰：尧舜禅让，是不然。天子者，势位之尊，无敌于天下。夫有谁与让矣！夫曰“尧舜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荀子·正论篇》）
韩非子说；“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誉之！”（《韩非子·说疑篇》）
童书业说：“尧舜禅让说经墨家的鼓吹，渐渐成熟，流入儒家的学说中。儒家本来是富于整齐增饰故事的本领的，他们既漆出舜禹禅让的故事来，于是尧舜禹成为禅让故事中的三尊偶像。”（《帝尧陶唐氏名号溯源》，《古史辨》第七册下编22页）
有谓尧到晚年，因德丧，为舜所囚，其位也为舜所夺。后来舜也被禹放逐，死于苍梧（苍梧，又名苍梧山，即今之九嶷山。在湖南南部宁远县城南60里）禹曾选定伯益为继承人，禹死后，禹之子杀死伯益，继帝位，确立传子制度。司马迁对“禅让”一说表示“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禅让”制度的有无，实在是大有值得思考的余地。“禅让”中处处隐现刀光剑影，嗅出血雨腥风之气息。由此推断，对卞随、务光、巢父、许由等人之让，是否就根本属于“子虚乌有”呢？
不过，经过历史一代一代的熔铸，尧、舜、禹，就成为历代君主的楷模。巢父、许由等人也成为历代封建知识分子敬仰和钦佩的榜样。
二、商周之际的迂腐隐士（选录2人）
西周之兴，有伯夷、叔齐出现。
《史记·伯夷列传》云：“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孤竹国，姓墨胎氏，今河北卢龙县）“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这就是一曰：“让国”。“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意谓“招贤纳士”），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表示谨奉父命，行父之志），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这就是二曰：逆历史潮流而动。“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今河南偃师县西北之首阳山），采薇而食（薇，今名野豌豆苗），及饿且死。”这就是三曰：绝食。从这三个焦点来看，伯夷、叔齐确实表现出一种迂腐木讷笨拙的性格，与世格格不入。这与司马迁在《伯夷列传》中所述事迹有关，在历代均有议论，略列如下：
（一）夷、齐故事，应该说始于庄周，成于司马迁。《庄子·盗跖》云：“世之所谓贤士，莫若伯夷、叔齐，辞孤竹之君而饿死于首阳之山，骨肉不葬。”《庄子·让王》中也只是说“昔周之兴，有士二人，处于孤竹，曰伯夷，叔齐”，而不称为“孤竹君之二子”。先于《庄子》的《论语》、《孟子》，皆未言伯夷、叔齐何如人也。不知司马迁据何而说。
夷、齐之事，司马迁认为“得夫子而名益彰”，但一经司马迁之手，写入《史记》，便成为历史了。而且《伯夷列传》还列在《史记》列传的首位。实际上，《史记》虽被称为“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但其中不乏许许多多的艺术曲笔。例如说刘邦是“龙种”等的撰述，就很荒谬，不应是史家之笔。《史记·高祖本纪》载：“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暝，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生高祖。”章太炎曾认为是奸夫假装蛟龙的故事挖苦汉高的私生。（见《国学概论》）本书作者认为太公的“龙种说”是为了掩盖家丑的托辞。在当时，人们并不认为是亵渎，反而认为是尊荣，由此可见古人思想的一斑。
（二）《孟子·离娄上》云：“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谓夷齐至周，在文王为西伯年代，怎么能说归于文王卒后呢？
（三）《书序》谓武王伐纣之时，嗣位已11年。《周纪》亦有“九年祭毕”之语。“毕”乃文王墓地，即今之陕西咸阳市西北，亦称咸阳原、咸阳北坂。文王、武王、周公都葬于毕。怎么能说“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
（四）首阳山，秋冬之季，万木凋零，空山无食，仅靠采野豌豆苗维持生计，岂能长久？难道像伯夷、叔齐这样的志士仁人，学养极其丰富，不会不想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不会不想到山亦周之山，薇亦周之薇，而仅“耻食周粟”，于义也不全吧！
（五）伯夷、叔齐饿死时，很有点“浪漫”情调，还唱着歌：“登彼西山兮，（“西山”，如何确定就是首阳山？）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适安归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这等于说：“哎呀！我要死啦，倒霉的命运该当如此啊！”司马迁说“由此观之，怨邪？非邪？”很显然，这是一首“怨词”，是一首“绝命词”。这与孔子的评价：“不念旧恶，怨是用希”（《论语·公冶长第五》）、“求仁得仁，又何怨乎！”（《论语·述而第七》）的说法不一致。而这首《采薇歌》，不见于先秦典籍，不知司马迁取自何处？
（六）武王伐纣之时，夷、齐归周已久，且与姜太公同处丰京（丰京与镐京同为西周都城，在今陕西长安县沣河西岸），不可能不知伐纣之事，那是需要大规模征兵、练兵、屯粮并诏告天下的大政。何不阻止于帷幄筹划之初，而非要“上访”于干戈既定的出征之时呢？当然，也可能初时已谏，未被采纳，临出征时再来拼死一谏，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以上质疑，也许是吹毛求疵吧！或可博得一粲。
我们再来看看历代是如何评价伯夷、叔齐的。
孔子曰：“古之贤人也。”（《论语·述而第七》），称他为“逸民”，即有德而隐处者。这个评价很高，但太简约。
孟子曰：“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与乡人处，如似朝衣朝冠坐于涂炭也。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孟子·万章下》）孟子的批评是准确的、公允的。这就活脱脱地刻画出一个清高、孤傲、自私、怯懦的知识分子形象。孟子还批评“伯夷隘”、“君子不由也”（《孟子·公孙丑上》）这就是说伯夷虽然德行高尚，但性格有缺陷：狭隘、偏激、迂腐，是君子不应仿效的。
韩愈在《伯夷颂》中说：“殷既灭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独耻食其粟，饿死而不顾。由是而言，夫岂有求而为哉？信道笃而自知明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独行，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这个评价显然是过誉了。
毛泽东主席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批评说：“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这里既批评了伯夷，又批评了韩愈。
由此可见，对伯夷、叔齐的评价，是毁誉参半，褒贬并存的。谦恭可以让国，但又不识除暴安良的义举，而坚持为旧政权殉葬。可叹！可悲！
不过伯夷、叔齐由此被称为中国隐士的典型代表和滥觞。随后在历代都出现一批又一批的隐士，一直延续中国整个封建时代。伯夷、叔齐就是他们崇拜的偶像。
三、周秦汉时期的智者隐士（选录41人）
从西周、春秋、战国，经过秦汉到三国的1300多年的历史中，“隐逸”曾出现几个高潮，在这一时期，产生隐士的政治原因，大抵是暴政、战乱、政权更迭所孕育而成的。
商朝之末，纣王“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史记·殷本纪》）导致武王东征伐纣，八百诸侯协从。武王驱战车四千乘，纣王调兵力70万，形成全国规模的对抗，结果殷商灭亡。于是孤竹君之二子扣马而谏失败，隐居首阳山之事发生；秦朝末季，楚汉相争，大小70余战，“商山四皓”出现；“汉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蕴藉义愤甚矣。是时裂冠毁冕，相携持而去之者，盖不可胜数。杨雄曰：“鸿飞冥冥，弋者何篡焉。言其违患之远也。”这就是说许多士人不愿与王莽合作，隐居不仕，以致于“光武侧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车之所征贲，相望于岩中矣。”东汉之末，“帝德稍衰，邪佞当朝，处子耿介，羞与卿相等列，至乃抗愤而不顾，多失其中行焉。”（以上引言见《后汉书·隐逸传·序》）是时，庞德公、司马徽、诸葛亮、庞统、徐庶辈出现。或忠于旧政权不合作新政权的，或为迎接新政权的诞生而待时的。当时的山林岩穴之士，当属于这两种情况。
这一时期的隐士，略列如下：（共选录41人）
吕尚夷、齐申徒狄介子推老子
黔娄范蠡老莱子鲍焦庄子
段干木田子方黄石公张良四皓
司马季主疏广谯玄向长逢萌
周党王霸严光梁鸿徐稚
申屠蟠台佟韩康法真徐干
仲长统庞德公司马徽诸葛亮庞统
徐庶黄承彦
吕尚（见《达观忧患的名臣隐士》一节）
伯夷、叔齐（见《商周之际的迂腐隐士》一节）
申徒狄，殷末人。姓申徒，名狄，传说中的愤俗者。不忍见纣乱，抱石投河而死。
《楚辞》屈原《九章·悲回风》云：
“望大河之洲兮，
悲申徒之抗迹。”
又见《庄子·外物》，荀子《不苟》，《淮南子·说山》，汉刘向《九叹·惜贤》。
《庄子·外物》：“三年，申徒狄因以踣河。”
介子推，春秋时晋国贵族。晋公子重耳遭骊姬之难，介子推等人曾从重耳流亡列国19年，受过千辛万苦，并曾自割其股以食重耳。后重耳回国即位晋侯，是为文公。赏赐随从臣属，结果“介子推不言禄，禄亦弗及。”竟把他给漏掉了。（这说来是很荒唐的，随从不多，怎么会忘掉呢？也许是有意冷落吧！）加上其他随从都在争功邀赏，介子推非常愤慨。从者遂作龙蛇之歌，书于宫门。其歌词略云：“龙欲上天，五蛇为辅。龙已升云，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独怨，终不见处所。”（《史记·晋世家》）。子推告其母曰：“献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怀无亲，外内弃之。天未绝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非君而谁？天实置之，而二三子以为己力，不亦诬乎？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下义其罪（指贪功者把自己的罪过当作义事），上赏其奸。上下相蒙，难与处矣！”（《左传·介子推不言禄》）于是遂奉母愤而出走，隐居绵上（今山西介休市东南绵山）。后来文公又想起他，寻找不遇，追到绵山，下令放火烧山，逼他出来。《庄子·盗跖》篇说：“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食文公，文公后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大概他认为宁愿饿死、冻死、病死以至烧死，再也不能与重耳和他的随从那帮家伙共事了，可见愤慨伤心至极。后文公以绵上作为子推名义上的供祭祀的封田，表示“以志吾过，且旌善人。”这已是介子推的身后事，与其无补了。文公只不过以一种自谴的方式给活着的人看而已。这里还应指出：子推老母的义行远远超过子推。在他产生隐退之意时，其母曾试探他的意志坚定与否后，才表示“与汝偕隐”。
介子推的行为谈不上什么“壮举”，但很惨烈。庄子批评他“皆离名（重名）轻死，不念本养寿命者也。”（《庄子·盗跖》）不过，无论如何介子推用自己的狷介忠贞保持了自己独立清白的人格和尊严，成为后世人们赞美、慨叹和遗憾的典型人物，而与世长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