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河西四郡设于何时，从宋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提出疑问，至今未得到妥善解决。特别是清代以来，专论和兼论过这个问题的人不少，当代注意的人就更多，仅兰州地区的刊物这几年就有四五篇文章论述这一问题，可见其重要性。
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不仅是研究中国通史、中西交通史、秦汉史的人需要明确，而且在当前还有很大的现实性。即将定稿出版的河西各地、县地方志的历史沿革部分，都要明确回答这个问题。如果仅仅是历史学范围的问题，还可从长讨论，但编修地方志，则迫不及待。我写出自己的意见，远非结论，仅仅为深入讨论提出些供思考的线索。
最初提出这个问题，是从《汉书·武帝纪》和《地理志》的分歧中引起的，如果仅仅从这两条记载中探求出一个正确的结论，就十分困难，而且得不出圆满的结果。现在的情况，不仅是把《史记》、《汉书》的纪、书、志、表、传中所有的有关资料基本上摆出来了，而且还使用了其他资料，包括新出土的有关汉简。资料越丰富，情况就越明，解决问题的条件就越好，因而离最后解决问题的差距就不远了。
在讨论问题之前，首先对如何看待、分析和运用这些资料提一点看法。
首先，研究西汉史，《汉书》当然是第一手资料，应当可信。但是，《汉书》前半期的资料，主要来源于《史记》，特别是本题所涉及的内容。相形之下，《史记》更原始，可靠性更大。但是，早期的《史记》是经过多次传抄的，其中错字错句，在所难免，班固修《汉书》，有的地方根据原档加以补正，这是众所公认的。两书传抄中，有的地方《史记》错了，《汉书》保留原状；有的地方《汉书》错了，《史记》保留原状，我们在研究中应该分别各种情况，正确对待，不能各持一端，互不相让。
其次，两本书的作者都是在掌握丰富资料的基础上完成各自着作的。在叙述中有的地方是用作者的文句表述的，有的地方则直接抄录原档（上谕、奏书等）。毫无疑问，抄录原档的部分就比作者转述的部分更可信。这两部书再同汉代简文作比较，书是根据官方文书档案或者是作者亲自考察的资料写成的，汉简则不一定全是朝廷文书，有的是地方事务性的记载。就全局说，两书的价值大。但是，汉简是当时遗留下来的东西，未经过别人抄改，因而更真实，特别是有关地方历史的内容。这些情况都需要具体分析，正确运用。
再次，《史记》、《汉书》各由本纪、书、志、表、传等组成，每一部分有它本身的内容要求，依例取材。一件事在几个部分出现，有的是专记，有的是“兼”记，体例要求各自的侧重点，分别取材。如“表”要求人物、时间严格、具体，“书”、“志”对事的发展原委要系统叙述等等。区别上述情况，就有助于在各个部分中选择所需的正确资料，免得真假难分。
最后，研究的结果正确与否，还要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检验，看它是否合乎实际，能否成立。不能以为掌握了一条资料，就以为掌握了真理，而要看这条资料是否合乎实际，是否反映了真实情况。反映真实情况的记载就经得起历史环境的检验，否则就漏洞百出，站不住脚。发现资料不容易，分析、鉴别、去伪存真地对待资料更不容易。在讨论本主题的过程中，我们首先考虑的不是谁先掌握了真理，而是考虑如何用科学的方法取长补短，共同追寻这个真理。下面略陈愚见：
一、酒泉郡
酒泉郡始设年代，主要有元狩二年、元鼎二年、元鼎六年、元封元年、元封三年、太初元年诸说。兹举数说略加分析。
（一）元狩二年说。此说的根据主要是《汉书·武帝纪》。
关于元狩二年（前121年）汉朝开辟河西地的经过，《史记·骠骑列传》有很详细的记载。《汉书·霍去病传》基本上抄录《史记》，但有几处重要补正。两书记载中关于出兵的起因、时间、兵力、路线、战役、战果以及汉军伤亡等情况，都有详细记述，唯独一字不提战后设郡立县之事。
两传中还记了这年秋季浑邪王降汉的经过。云：
浑邪王与休屠王等谋欲降汉，使人先要边。时大行李息将城河上，得浑邪王使，即驰传以闻。
《索隐》：“要边，谓先于边境要候汉人，言其欲降。”即向汉朝边塞官兵传达投降之意。当时接待浑邪王使者的是李息，他正在黄河岸边“将城”，将城就是主持修城，从情况分析，此城就是后来的金城。匈奴降者从张掖地方远道来金城要边，证明汉朝西部边塞此时仅到黄河，如果河西有汉朝政府的军政机构，浑邪王等何必舍近求远。当时“将城”者李息的官职是大行，又称大行令，是主管接待“诸归义蛮夷”的官员，不是地方行政长官。金城以西是羌胡等少数民族活动地区，李息在此一边主持修城，一边与少数民族交往，争取归附者，说明他是汉朝政府派驻西边的唯一官员。
汉朝政府接到消息后，立即派霍去病渡河迎接，最后将四万余众全部接到长安，重赏首领，分赐爵位，还将广大匈奴降众从长安分迁于边五郡故塞外之地，设置属国以处之。如果说河西有汉朝政府的行政管理机构，汉朝政府是不会这样处理的。
《骠骑列传》记述此事的下限到元狩三年（前120年）。传中引用奏书、上谕之处很多，这在《史记》、《汉书》中并不多见。最后一道上谕，带有总结性，详细叙述了诸将的战果和封官领爵的情况，最后只说，通过这次战争的胜利，“爰及河塞，庶几无患，幸既永绥”。河塞就是黄河天险要塞，当时只能使黄河以东地区从此再无战患，社会得到安宁，并未说河西，可见用词是有分寸的。
有人持这种看法，认为汉朝在元狩二年开辟了河西地，自然要设立行政机构，管理这块地方，这是理所当然。这个问题要放在当时的具体条件下考虑。《卫将军骠骑列传》记，就在这次战后的第三年元狩四年（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在大漠南北反击匈奴，曾至阗颜山赵信城，“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翰海”，几乎占领了整个大漠草原，使单于逃亡。但是汉朝政府并未在大漠设立任何军政机构，而是立即撤兵，两者情况相同。对汉朝政府来说，当时还没有力量管辖这些地方，那里也没有设郡领县的条件。汉朝政府出兵是为击败对方，而不是占领其地。
根据以上分析，元狩二年未曾设立酒泉郡。
（二）元鼎二年说。此说首见于《资治通鉴》，以后有信从者。
《资治通鉴》元鼎二年条记：“乌孙王既不肯东还，汉乃于浑邪王故地置酒泉郡。”
元鼎二年（前115年）一般说是张骞第二次使西域归来之年。司马光就在这一年把张骞二次出使西域的原因、经过、成果等报告内容统统放在一起叙述。《通鉴》是编年体，以年叙事，为了把几年间发生的事记于一处，他采用了“后”、“后岁余”等词语隔开。这段记载中，真正发生在当年的事，就是“是岁，骞还，到，拜为大行”几个字，“置酒泉郡”是文后附了一句话。
据《大宛列传》记载，张骞二次出使西域，在与西域各国联系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对河西的形势并未带来什么变化，乌孙不肯东返，河西的人口依然稀少。司马光记“汉乃于浑邪王故地置酒泉郡”，这个“乃于”并没有时间限制，可以后延。因此，我们不能凭这条记载说酒泉郡设于元鼎二年。
（三）元鼎六年说。此说起因于《史记》，近人多有从者。
为了研究，不妨把《史记》的几段记载摘引出来，好进行分析。《平准书》记：“其明年，南越反，西羌侵边为桀。于是天子为山东不赡，赦天下。因南方楼船卒二十余万人击南越，数万人发三河以西骑击西羌，又数万人渡河筑令居。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汉连兵三岁诛羌、灭南越，置初郡十七。”
《河渠书》记：“自是以后，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
《大宛列传》记：“而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三条记载都按它体例本身的要求，连续记述各自的事，每事并未表明其具体时间。兹略为考证。
《平准书》中的“其明年”，据《汉书·武帝纪》记，西羌起兵的时间应为元鼎五年（前112年）。汉朝出兵镇压在六年（前111年），《平准书》则连续叙述，未分开。征羌连兵三岁，就到元封二年（前109年），“置初郡十七”，或在战争期间，或在战后，酒泉郡是初郡之一，自不待言。但是，文中又说“初置张掖、酒泉郡”，接着是“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前面是郡名，后者又用地区名，这种杂乱现象《史记》中是少见的。而且“初置”二字并未标明年代，不能作为元鼎六年设酒泉郡之证据。
《河渠书》述水利灌溉事，“自是以后”后到什么时候不清楚，同样不能作为判断时间的根据。
《大宛列传》中“始筑令居以西”一语的“始”，在元鼎六年。《汉书·张骞传》注引臣瓒说：“筑塞西至酒泉”，未提设郡之事。从令居至酒泉不下一千五百里，在当时的条件下，就是修筑简单的障塞亭隧，也非一二年内能够完成。征西羌用了三年，起塞至酒泉也不下三年。
起塞至酒泉，并不等于立即设郡。郡以治民，郡守是管理民事的官员，“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与郡的性质不符。元鼎六年虽然开始向河西起塞，但是“河西地空”、“空无匈奴”状况并未改变，汉朝也未向河西移民，仅仅为通使西域而设郡，于情理不符。
根据以上分析，三条资料都未标明明确的年代，时间有伸缩性，加之河西当时还没有设郡的条件，所以元鼎六年说同样不能成立。
酒泉郡始设年代在元封三年（前108年）。
提出这种看法的主要根据，是《史记·匈奴列传》。文云：“汉使杨信于匈奴。是时，汉东拔秽貉、朝鲜以为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绝胡与羌通之路。”
在朝鲜设郡的时间，据《史记·朝鲜列传》记：“元封三年……遂定朝鲜为四郡。”《汉书·武帝纪》亦记于元封三年，云：“夏，朝鲜斩其王右渠降，以其地为乐浪、临屯、玄菟、真番郡。”既然在朝鲜设郡的时间已定，而同时“西置酒泉郡”的时间必然也是元封三年。这是有明确时间记载的，《汉书·匈奴传》照抄。
用其他资料旁证。《汉书·武帝纪》：“元封三年，武都氐人反，分徙酒泉郡。”
《后汉书·西南夷传》、《华阳国志》都有同样的记载。从语气看，后句是诏令，是汉武帝为设立酒泉郡采取的一项移民政策。《三国志》注引《魏略·西戎传》云：“自汉开益州，置武都郡，排其种人，分窜山谷间，或在福禄（应为禄福）。”禄福为酒泉郡治所在，移民于此，正是为了解决郡治“地空无人”的问题。武都郡置于元鼎六年（前111年），置郡设县排挤氐羌，从而引起氐羌造反，发生在元封二三年（前109～前108年）。汉朝将其镇压，徙一部分人于新设置之酒泉郡，分化其力量，同时为酒泉郡输送了一批劳动力。
将这种看法放在当时的客观环境中考察，也是合乎情理的。
第一，元狩二年汉朝虽然开辟了河西地，但是霍去病是孤军深入，无力坚守这块地方。加之北方形势紧张，仍然对汉朝造成严重威胁，汉朝政府不得不集中力量于北线。四年，北线击败匈奴，已是国库空虚，民力耗竭，为了与民休息，下令“减北地以西戍卒”。汉朝政府在北地西部大量削减防守力量，焉有在河西设郡增兵之理。何况酒泉孤悬塞外千五百里，供应如何解决。所以必须先修路后设郡。
第二，汉朝政府对河西地区的认识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元狩四年的战争结束后，汉武帝从张骞的口中得知，“乌孙……匈奴西边小国也。今单于新困于汉，而故浑邪地空无人。今诚以此时而厚币赂乌孙，招以益东，居故浑邪之地，与汉结昆弟，其势宜听，听则是断匈奴右臂也”。于是才有张骞再使西域的行动。张骞于元鼎二年回来，报告乌孙不愿东迁，汉朝结乌孙的力量对付匈奴的计划不能实现。假若此时已有酒泉郡，而浑邪故地在张掖，张掖在酒泉以东，汉朝焉能将“昆弟”之国置于郡县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