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个统一过程，经历了数千年之久的历史。而西北地区约在距今2000多年前这种统一局面就大体形成，以后进入不断巩固和发展阶段。西北各族人民较早统一于多民族国家的大家庭，有地理的、历史的、经济文化的等等各种原因，这些原因促进了民族关系的发展，从而也推动了中原与西北地区的交往，使西北地区很早就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一
我国西北地区位于亚洲中部，地理学家用“中央亚细亚”这个名称概括这一地区，属中央亚细亚东部。从民族学的观点分析，古代亚欧两大洲分布着两大人种，亚洲地区主要是蒙古人种，欧洲地区是欧罗巴人种。
蒙古人种和欧罗巴人种居民很早就开始了迁徙活动，蒙古人种向西迁移，欧洲人种向东迁移。因为在亚洲大陆上没有天然的不可逾越的障碍，于是在乌拉尔山脉以东，叶尼塞河流域以西之间形成了早期两大洲人种的接触和融合地带。这一融合地带，随着历史的前进，在不断扩展和深入，又出现了许多各具人种特点的族群。大体来说，融合地带西部，欧洲人种的体质特点表现得比较突出，东部则蒙古人种的体质特征表现明显。接触地带东部的延伸地带，发展至阿尔泰山以及天山山脉的北部和南部。后来，人们的语言形成和发展起来，蒙古人种大致操阿尔泰语系的各种语族、语支语言，欧洲人种则操印欧语系的各种语言，这样，人种和语言文化逐渐联系起来。在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中，中国在人种体质、民族文化方面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古代文明。中原王朝的建立和发展，对维系蒙古人种组成一个整体，起了不可低估的巨大推动作用。它的形成和发展促进了蒙古人种不断向更高的文明社会过渡。
考古资料证明，产生于中国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向西向北传播和发展，深入到甘肃、宁夏、青海和新疆东部地区，与当地的和其他系统的文化相结合，形成了各种独具特色的文化类型，如马家窑文化、半山文化、马厂文化和齐家文化等。西北齐家文化是龙山文化与当地原始文化结合后形成的一种文化。齐家文化出土物大都伴有青铜器，碳测年代为距今3645±95至4130±105年，相当于中原夏、商时代。同时，在内蒙古地区，龙山文化形成了河套地区的各种文化类型。仰韶和龙山文化向广大西北地区传播和渗透，说明中原地区的人民在距今五千年以前就已经向西北地区迁移，与当地居民建立起密切关系。人类学的资料测定，西北地区不仅有蒙古人种的北亚人种，而且东亚人种、南亚人种在甘青宁等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也有发现。这种情况说明，在中原王朝建立以前，我国境内的各种类型的蒙古人种，不受强力约束，可在各地区任意迁徙。迁居西北地区的，成为该地区的早期居民。还有人认为，位于甘肃境内的火烧沟类型文化、沙井文化、马文化均晚于齐家文化。根据遗存，它们与北方游牧民族都有一定的关系。
河西走廊是中西交通通道，也是居民活动、迁徙较频繁的地方。河西走廊地区在近2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中，包括几十处遗址和几种文化类型，但总的来说，中原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影响不仅贯穿整个走廊，而且占据着主导地位。仰韶、龙山文化发展到陇东、陇中和河湟地区，与当地的各种文化类型相互融合，形成马家窑、齐家等各种文化类型。这几种文化虽各自具有明显的特点，但仰韶、龙山文化的影响还是不同程度的保持着。这几种类型的文化进入河西走廊，又吸收当地土着居民的文化，使文化特征又有新的表现。
与河西走廊路平行的另一条路线，即青海湟水流域至柴达木的路线，沿途也分布着新石器时代遗址，包括马家窑、半山、马厂、齐家等几种类型，还有受其影响出现的“卡约文化”。都兰县“诺木洪文化”，向西延伸至柴达木盆地。诺木洪文化有自己的特点，但受湟水流域文化的影响是很清楚的，时代下限约在战国时期。
新疆天山南北地域辽阔，地理位置处于蒙古人种和欧洲人种接触线的东侧，是两大人种融合后的扩大地区，所以在考古文化类型中也表现出来。
天山南北旧石器遗址发现的不多，地层和脉络也不大清楚。衔接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的细石器文化遗存在天山南北广泛分布。细石器遗存是我国北方从辽东经蒙古草原到天山南北的一种游牧民族文化遗存。新疆的细石器与其以东的细石器遗存属于同一文化传统。
新石器时代遗址在天山南北均有发现。但可确定的属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并不多。与内地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不同的一个特点是，遗址多散布在小绿洲上，受地理条件的限制，当时的居民也是依附于绿洲，群体不大，说明相互间的联系不十分密切。虽然如此，影响还是存在的。新石器文化的另一个特点是多数遗址铜石并存，与中原相比，相对年代较晚，木器工具占比例较大。
彩陶文化遗存在新疆的哈密、巴里坤、奇台、吐鲁番、托克逊和且末等地均有发现。从彩陶形制和风格分析，它与甘肃的马厂类型、火烧沟类型和沙井类型文化等有相似之处，受甘肃地区彩陶文化传统的影响较大，与中亚、西亚和欧洲地区出土的彩陶在特征上有着明显的不同。20世纪70年代在乌鲁木齐附近的阿拉沟、鱼儿沟墓葬清理出的大批彩陶，专家们认为：从彩陶图案分析，可以明显看到接受过甘肃河西走廊地区一些古代文化的影响。例如，它们和玉门县清泉公社火烧沟遗址中出土的陶器形制及彩陶图案，就有不少的共同点。当然，火烧沟遗址的绝对年代更早（《新疆古代民族文物》第4页，《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第173页）。这些墓葬的人骨测定，有不少属于深目高鼻的人种体型，与蒙古人种杂处，说明人种融合在这里已经突出表现出来。
阿勒泰至准噶尔盆地北部的广大地区，发现了大批石人石棺墓，墓葬跨时代较长。遗物内涵比较复杂，有石器、铜器、陶器、骨器、铁器等。从人体形象特征分析，他们和我国北方的呼揭、铁勒、突厥等有着族源关系，是阿尔泰语系居民的一部分。
楼兰遗址的发现，曾两次轰动世界，一次是在20世纪初，一次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后者是孔雀河古墓沟的发掘，遗物以木、骨、角器为主，还有较多的草、麻枝编织品，石器极少，未见陶器。从尸体测定，墓主人有雅利安人种的特征。综合罗布泊及其以西包括于田、疏勒的古交通线上，分布着互不相属的许多古代遗址，其中包括石器和铜石并用时代的遗址。居民和文化内涵有较多欧洲人活动的遗迹，蒙古人种数量不占优势。而在昆仑山中，从若羌至葱岭，氐羌人活动较多。
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即中国春秋末期，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向其邻近地区的居民展开征伐活动，其中包括不属同一种族，也不是同一民族的所谓“塞克人”。塞克人泛指分布于中亚两河流域中下游和黑海以东的许多部落，语言、习俗并不相同。在征伐塞克人的过程中，一批塞克人东下，进入伊犁河盆地，另一支越过天山进入塔里木盆地西部。新疆考古工作者在伊犁河流域发现了大批塞克文化的遗址。这一类型的文化遗存向东一直延伸到天山东部，与“车师文化”和中原西传到哈密、吐鲁番盆地的文化相衔接，形成一个较大规模的民族文化融合区。这一融合区对以后新疆民族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二
传说炎、黄二帝曾在西北地区活动过，后来这许多传说被记载了下来，如《山海经》、《史记·五帝本纪》等史书。我们不去研究这些传说的可靠程度，但共同反映的一个事实是值得重视的，即先秦时期通过传说把三皇五帝和周边各族的关系联系起来，一方面是对大统一要求的需要；另一方面是中原王朝在接受四方来贡的同时，也把一些宗室、属民陆续向四边迁移，在周边民族中落户后融合于周边民族之中。与考古文化相印证，西北地区与中原的关系是源远流长的。
进入殷商时期，中国历史就进入了有文字记载的文明阶段。殷商的少数民族状况，在着名的《伊尹四方献令》中有详细记载。西周建立初，东都洛阳王城既成，大会诸侯和“四夷”重申商代《伊尹四方献令》，后来文收入《逸周书·王会解》中。献令中规定“正西昆仑、狗国、鬼亲、枳己、耳、贯胸、雕题（齿）、离上、漆齿，请以丹青、白旄、纰罽、江历、龙角、神龟为献。正北空同、大夏、莎车、姑他、旦略、豹胡、代翟、匈奴、楼烦、月氏、奸犁（《史记·匈奴列传》称“薪犁”）、其龙、东胡，请令以橐驼、白玉、野马、騊駼、駃騠良弓为献。”以上所举除少数为西南、东北民族外，多数为当时西北民族。商王朝规定贡献内容，而且这些贡物正好是该地区民族的特产，说明朝廷同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密切的。当然这篇文献经过后人的多次改动，出现了以后的一些族名，但总体来说，还是可以反映商代西北民族情况的。个别族名需要加以解释，如狗国可能指犬戎，鬼亲可能指鬼方狄，奸犁可能是秦汉时期的新犁等。西羌是商的西方大族，献令中未曾提及，这是因为商代视羌人为可任意宰杀的奴隶，地位极低，不能与诸侯“四夷”并列。
商代中后期，曾发生过又一次大的民族迁徙活动。犬戎（昆夷）从黄河下中游向西迁移，一度成为西方大族，与周族进行过长期的斗争，最后势力衰弱，部落分散。周族原来居住于山西汾水流域，从古公宣父开始西迁，经过长途跋涉，逾梁（山西吕梁山）至岐（陕西岐山）下，同行者还有大批戎狄。羌族分布较广，殷墟卜辞中所指的羌人，分布于晋西地区；周族西迁岐，与之结为婚姻集团的姜氏之羌，较早就居住在关中西部及陇东一带。而河湟地区后来被称为羌人（西羌）的各种部落，商代还未称其为羌，从《逸周书·王会解》和《禹贡》等书记载，昆仑、渠叟、析支、织皮等，大概就是这一地区的民族。后来，羌人西迁，以游牧为生的各族逐渐被中原人称为羌，原来的族名逐渐消失，“西方牧羊人”这一解释，正反映出羌人是泛称，包括许多族体。在这一时期，因商朝势力的发展，推动了中原地区民族的西迁活动。
西周时期，全国政治文化中心西移于陕西关中，民族迁徙活动不仅在青铜文化中得到反映，而且还见诸记载。周穆王西游，造父为其赶车。《秦本纪》记：造父为帝颛顼之苗裔，世代仕舜、禹、商，为殷诸侯，居山西中部。后西迁，“在西戎，保西垂”。周立，归周，以保穆王西巡有功，赐姓赵氏。传至非子，居犬丘（陕西兴平东），“主马于淠、渭之间”，世代为周“和西戎”，“保西垂”。后又迁于西犬丘（天水地区），在西戎中壮大起来。陇山东西地区的发展与秦族的西迁有极大关系。周室东迁，关中及其以西成为秦的势力范围。秦穆公称霸西戎，又促进了许多民族的西迁。晋西北、渭北、陕北多次民族的迁移与秦、晋有重大关系。秦厉公时，秦国逃亡的奴隶无弋爰剑到达河湟地区，用先进的文化、生产技术教导西羌，发展农牧业生产，统一各部落，对战国时期西羌的发展起了巨大带动作用。
进入战国时期，民族西迁活动次数更多，规模更加扩大。秦献公（前334～前362年）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淼戎，于是再次引起西羌部落的迁徙，印羌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渠西数千里，到达酒泉、敦煌之南山中，后来有少量进入居延海地区。在此前后，参狼羌迁至武都，白马羌迁至广汉（川西北），牦牛羌迁至越嶲。西迁各族又推动了原在张掖、酒泉间的印羌向西迁徙，分布于罗布泊至葱岭间的昆仑山中。这批羌人的西迁，历史很远，战国时期，人数在不断增加。
与羌有关但属不同族系的氐人，也伴随羌人迁徙。秦汉史籍中常见的氐族，实际就是甲骨文中的鬼方，又称翟、狄等。有一部分西南下，较早进入渭水流域的中上游地区，道、狄道等都是他们遗留的地名。又有一部分继续西迁，河西走廊出现了氐池、氐置水等名称。这些名称虽首见于《汉书·地理志》，但其迁入的时间不会晚于战国时期。他们与羌杂处，后来一部分人随羌人迁居西域南山中。
秦称霸西戎时，西戎八国中有义渠之戎、朐衍之戎等。义渠原在山陕交界的西河郡，以后迁至安定、北地郡，汉代部分进入张掖一带，仍有王，部落内部首领又称千（户）长，人数不少。朐衍之戎迁到张掖以北绿洲，汉字别以“居延”称之，居延泽、居延水、居延塞等都是因该族曾居于此而得名，后来又迁至天山以北，一度为匈奴、乌孙争夺的对象。
大夏人的西迁，在中亚引起巨大震动。春秋时，大夏人居甘肃南部大夏河流域，后来迁至河西走廊。汉张骞出使时，大夏已在大宛西2000余里妫水（阿姆河）南立国，都城为蓝氏城。张骞在大夏国见邛竹杖、蜀布，据称来自身毒。汉武帝为取近道使大夏，大动人力物力开辟从四川、云南通印度、大夏的路线，因山势险峻，终莫得通。大夏所得的邛杖、蜀布云来自身毒，并非由四川经云南至印度，而是经甘肃东南、青海高原进入印度北部，大夏人西迁和羌人西迁，都曾有人经由此路，邛杖、蜀布或许就是他们带去的。当时华夏族的政治军事力量虽然没有达到这里，而民族迁徙活动早已多次取道这条路线。
秦、汉王朝，是我国统一多民族中央集权制国家形成、巩固和大发展时期，也是民族关系的大发展时期。这时，北方的匈奴族逐渐兴起，登上历史舞台。战国后期，这批新起的匈奴人南下，逐渐统一了商周以来活动在这里的猃狁、犬戎、丁零、鬼方、屈射、新犁、林胡、楼烦、白羊等，建立起草原南北第一个大国，与秦抗衡。秦汉之交，冒顿单于乘中原楚汉相争，无暇北顾的机会，四面发展，势力更加强大。
匈奴国家的强盛，推动了西北民族的大迁徙，西击走月氏，接氐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