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文物摄影工作者，省文物局文物处，是我们的上级，业务上常有联系，也经常得到陈孟东的支持。国家文物局要出版《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文物处把照相的这一任务交给我来完成。1985年秋天，由文物处陈孟东带领我们搞文字和摄影的一行人，前往陕北收集资料。我们在陕北看一些县的文物点时，陈孟东就仔细观察哪些古建需要维修，哪些需要保护，都一一的做详细记录。他有一个记事本，从不离身。他白天查看情况，晚上开会讨论如何修和如何保护问题，直至深夜，天天如此。在府谷县考察长城遗址时，是早上吃过早点出发，在人迹罕至的长城上从早上直到晚上，大家都水米未进。天黑后回到县城，还是谈当天的情况，他这种对事业认真负责的精神，值得我学习。
秦俑坑的发现，我是第一批派去的，一共5人，住在西杨村的饲养室院内，先进行钻探、试发掘工作。秦俑馆盖起来后，重新发掘，铜车马出土后，我第二次被派往秦俑考古队，这一去就是5年，得到省文物局和文物处的支持，工作很顺利。
经过考古队同志的辛勤劳动，秦俑坑的军阵有了一定的规模，由于当时形势所迫，在秦俑报告未出的情况下，我提出先出一本秦俑画册的建议。此提议得到考古队领导的同意，又得到文物处的支持，秦兵马俑画册，由袁钟一执笔撰写文字，由我拍摄照片。经过一段时间后，秦兵马俑画册就面世了，当时在国内外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我拍摄文物多年，但拍摄出版大八开的大型画册还是第一次，搞业务的人最注重自己的作品能成功出版，我从内心感激陈孟东多年来在业务上对我的支持，这个机遇难得，也不容易，是陈孟东给我启开了前进的大门，使我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一个人在一生中能遇到几个好机会，大事件，有的人在一生中连一个好机会都没有遇到，有时我想，受人点滴恩惠，当以涌泉相报，这句话就是不要忘记有恩之人。虽然后来很多出版物有我的名字，但我没有忘记20多年前帮过我的老朋友——陈孟东同志。
在上世纪70-80年代，陈孟东帮助过的人很多，包括我在内，谁也没有给过他点滴实惠之物，他所得到的是人们对他的尊敬、感激之情，陈孟东在业务上帮助我，在生活上关心我，我有病住院时（我家当时在农村），早点是一位医生朋友送来，午饭和晚饭是卢桂兰做好，陈孟东下班后急急忙忙骑自行车给我送来。特别难忘的是1980年4月2日我值夜班，东展室文物被盗，我当时报了警，但我万万没有想到。在两个小时内我成了疑犯。检察院把我起诉到法院，罪状有三条：一、我的年龄大，（共3人其他人年轻），二、我工龄长，三、我是共产党员。前后有8个月之久，法院终于要开庭了，我是建国以来第一个因值班犯渎职罪的，说要给我判刑，当时我是终日不得安生，谁来帮我，谁来替我说句公道话？馆内有些领导把责任全部推给我，那个时候各种捏造的谎言都有，我真正体会到了“墙倒众人推”的滋味。我真是气糊涂了，连给检察院的检讨都写不出来，这时真需要有人来帮我一把，我请卢桂兰帮我写了检讨。我从早到晚一个人东奔西跑忙我的事，晚上半夜回来，是陈孟东把开水壶灌好放在我的窗台上，我感动地哭了，人在危难之处才能见真情，才能看出谁是真朋友。我对陈孟东夫妇十分感激，有什么想不开的事，给他们俩讲，陈孟东夫妇常劝我不要生气，不断安慰我，在这漫长的8个月中，还有谁能理解我的处境！在法庭上经过7个多小时的辩论，当晚休庭，第三天法院通知我，检察院撤诉了，让我们三人去办手续，后由单位处理。经过这一次打击，我的情绪完全变了，性格也改变了，破罐子破摔，爱骂人，爱发火，这时谁也不敢理我，还是陈孟东夫妇接近我、劝我、给我讲道理，诚心地帮助我，为我做了很多事，我是永远记在心中的。
陈孟东老朋友，年刚半百，英年早逝，是全省文物事业的一大损失，对家庭来说是晴天霹雳，对同志来说惋惜的泪水难擦干，多少年长者老泪纵横。孟东去世后，卢桂兰病重住院，每逢祭日，我陪他们的孩子前去祭奠。直到20年后很多老同志谈起孟东都很怀念。去年我和陈全方同志去武汉出差，湖北省文物局一名退休的老局长，和我们在交谈中谈到了陈孟东同志。我们告诉他，孟东同志已去世了，他很震惊和惋惜，赞扬陈孟东同志人好，能干，可见陈孟东在很多人的心中是永存的，他的形象是光辉的，功绩是不朽的。
于2007年4月21日夜
罗忠民西安碑林博物馆研究员
怀念孟东
郑洪春
孟东同志，博学多才，行文流水，精明干练，为人谦和，有口皆碑。英年早逝，悲哉！痛哉！1988年春节正月初九寅夜，噩耗传来，惊愕不已，不能自已，遂亲躬灵堂前，敬鞔：壮志未酬身先亡，肝胆相照可对天。以表沉痛哀悼。
光阴如梭，时逢2008年是孟东同志20周年忌日，调寄陆放翁《卜算子·咏梅》，以示永久怀念。
孟公才子相，风流却无奈。生当人杰俱风骨，仕途吏子妒。
死亦为鬼雄，含笑得意人。悲欢离合总无情，唯留梅花味。
2007年春日
郑洪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渐行渐远
雒长安
有一次几个老同学聊天，大约是说到某地盗墓的事，在诸位很是愤慨了一番之后，有位民意代表顺势发表了一句名言：“历史上保护陕西文物最有贡献的当数清代巡抚毕沅，今天应当是陈孟东。”那时距孟东先生故去大约两三年了。他是偶发心脏病突然去世。对于他的离去，着实让人感到意外。但仔细想想，似有其必然，长期过度劳累，精力透支，再好的身体迟早会出事的。他的离去给不少中年知识分子敲响了警钟。
记得1984年夏季，孟东先生常常来省博物馆走动，一是组织安排编撰《陕西省文物志》，一是创办杂志社。在下虽然早就认识这位陕西文物的领军人物，直观的感觉他总是对工作忙碌不息和对下属的和蔼可亲，却并无近距离的接触。那时官场似乎没有太多的生分，同事们都不称他什么“长”之类，竟直呼其名“孟东”或“老陈”。对话之间，你会看到他那略见疲惫和瘦削的脸上不时地堆出笑容来，笑得真诚。
当时《文博》杂志社初创，尚无专门人才可用，仁波馆长就命在下权且滥竽其间。杂志社由一位副厅长任主编，据说可以壮大声势。孟东先生在处理完他的本职工作之外，还和吾等一样的爬格子、审稿件，竟也乐此不疲。那天他喊我来办公室，说是杂志的各种手续已经齐备，可以开始编目发排了，那你就辛苦一下吧。这次交给我大约五六十篇文稿，厚达半尺，足以编排三期。几十万字的稿件浸润着红墨水涂改之后的余香，每字每句都经他仔细推敲，足见其倾注了大量心血。文稿中还有他和夫人桂兰先生秦汉考古专题研究的手稿数件。他那时整天忙于协调各种关系和与业务研究者会商工作，来去匆匆，风雨兼程，真不知这么多的稿子他是如何赶出来的。接过他递来的这一叠沉重，令人不禁愕然。
自那以后好像有两三天了没看到他了，记得下午六点多已经下班。我和陈安利君正要走出办公室，忽然他风风火火地微笑着一步跨将进来，说这两天你们可辛苦啦。我说老陈啊你没失踪吧，他微笑着回答说我倒没失踪，是王某某差点见阎王爷了，为他的事我忙活了几天。老同学啊，刚借调到西安，一个人住在文化厅招待所，我本来是去找他谈杂志的事，可一进门看到他肚子疼得死去活来，大喊大叫。二话没说，我就急忙用自行车把他带到红会医院，不料红会不收，又折回头带到粉巷市第一医院，医院倒是收下了，因病情严重，下了病危通知书，他家属又不在西安，我只得先照顾着他。一天半夜，突然吐血不止，是胃穿孔，医生让马上做手术，家属虽然在场，但不敢签字，我又代家属签了字。所以折腾了好几天，没顾上来过问稿子的事。啊！原来是这样。听后我们立即也去了医院看望王某某。这时病人的情况显然已大有好转，不再要死要活了，茶几上放着孟东先生给买的吃的喝的。我说真有点惊险啊，吓人一大跳，工作上你就别操心，好好养病吧。他深有感触地说：这次多亏老陈啊，用自行车把我驮到医院，在医院里又背上我找医生，家里没一个人在跟前，没有他，我早就死啦！早就死啦！此君的习惯用语，激动时会连着说上好几遍。
1988年的春节之前，要放假了，我们在碑林广场碰在一起。仁波先生说杂志办两三年了，势头不错啊，订户有九千多，省级期刊中算是老大了！我说老陈功劳大大的有，他却说仁波馆长在各个方面确实都很支持，我说你们首长就互相吹捧吧。言谈之间孟东先生掏出三毛九的金丝猴烟给嘴里塞了一根，我问怎么提高档次了？他诡秘的一笑说是朋友送的。我说你还是少吸点烟，多吃点饭吧，看你瘦得皮包骨头，别人以为你生活在资本主义屋檐下呢。谁知说到他的瘦，他倒来劲了，说是你们别看我老陈瘦啊，我可是身体健康，与病无缘，白天干上一天，晚上加班写东西，只要有“大雁塔”吸，不累。仁波先生说你不知道吸烟有害健康？还是相信科学，少吸点吧。
令人意外的是，这竟是和孟东先生的最后一次晤面。节后来上班，刚跨进博物馆大门听到的第一句话就是说“陈孟东犯心脏病，走了。”我说开玩笑啊，这怎么可能呢！几天之前还好好的，还说自己如何如何健康，怎么会藏着心脏病？真是让人无法相信。尽管大家都不相信这个现实，不愿承认这个现实，但这位可亲可敬的学长还是不辞而别了。
转眼之间20年过去了，孟东先生几近模糊的身影也渐行渐远。我常常想，说人会流芳百世，那其实是假的，原因是世人的价值观念不同。比如最近有人提出诸葛亮的《出师表》应当从中学课本上拿下来，理由据说是本文反对国家的统一。这篇名着曾经让多少代人心潮澎湃，以身许国啊，怎么就反对统一了。诸葛亮何许人也？中国文人的万世师表呢。万世师表尚且如此，何况我们身边曾经的陈孟东。我想孟东先生如果依然在世，整天喝着浓茶、吸着劣质烟加班，整天为文化遗产的呵护和研究而忙碌，哪里会想到身后要流芳百世？冥冥之中，只要后人对孟东先生的为人处世，对他的是非功过有一个客观公正地评价，他应该很满足了。这位渐行渐远的学长，你说是吗？
2006年4月于西安南郊淡定阁
雒长安原《文博》杂志主编、研究员
深切怀念陈孟东同志
董一俊李自力薛东星
明年是陈孟东同志逝世20周年，这位将自己一生贡献给了陕西群众文化和文物事业的实干家，过早辞世，着实令人惋惜和遗憾。他那平易近人，勤恳从业，为陕西文化文物事业鞠躬尽瘁的精神，永远留在我们文化文博战线老同志的心中。
我们和孟东同志相识于上个世纪70年代，那时他在省文化局主管社会文化工作，频繁的各种会演、调演把我们联系在一起，每次见面安排工作，他都是那样和善可亲，总是以商量的口气对待下级，服务基层。从那时起，我们就有了工作上的交往并结下深厚友谊。每次开会都能看到他那瘦弱的身躯奔走于各地市代表团住地，经常会看到他参加大会评论、出材料，总是通宵达旦的加班，他对工作勤恳耐劳，一丝不苟。他是个热心助人，服务于基层，典型的好公务员的形象。
记得1971年全省第一次文物工作会议长达10天，就是在他的操劳设计组织下开成了一个丰富多彩、圆满的会议。这次会议为我们这些初涉文物工作的人奠定了热爱文物、干好文物这一行的基础。他到基层还经常给下面的同志讲解，传授文物知识，他也是基层文物干部的启蒙老师。数十年来我们和孟东同志既是上下级的工作关系，又成为同行良友，这一点最为深刻的体现在80年代改革开放后的耀州窑博物馆创建时期。
1984年铜川黄堡镇农民建石灰窑发现了宋代窑炉遗址，这一消息首先引起了他的注意（那时他在省文物局文物处），当时省考古所派禚振西、杜葆仁夫妇来铜川主持发掘后，果然出现了奇迹。1985年9月孟东一行前来发掘现场察看，回省后立即起草了一份“陕西省人民政府文物事业管理局1985第3号”送阅文件，发往国家文物局。在这份文件中阐述了耀州窑的历史地位和此次的重大发现，而且用了“重要的”、“突破性的”、“罕见的”等词语，特别提到“发现唐三彩遗址和三彩文物，为唐长安城出土的和流传在国内外的唐三彩提供了研究的可靠标尺”，还论断“黄堡镇是历史上陕西的手工业重镇”，并果断地提出“建立耀州窑博物馆进行保护”的意见。这份送阅文件引起国家文物局的重视，一个月以后国家文物局局长廖井丹、副局长沈竹、谢辰生同志专程前来视察，这就为以后耀州窑遗址的考古发掘、文物保护、建馆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耀州窑的保护和博物馆的筹建中，孟东同志常为我们建言指导，出主意想办法。为了加快项目建设，他建议我们铜川市提出方案，派出专人去国家文物局作详细汇报。当我们把写好的材料让他审阅时，他提出意见“要突出保护，不可过多地强调开发和利用”。经他指点，材料进行了修改，到国家文物局汇报后，果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在修建唐宋遗址保护厅时，他亲自带我们到设计院找专家，并三次主持在西安讨论制定方案。他想基层所想，急基层所急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在耀州窑保护和建设紧锣密鼓向前推进的时候，孟东同志突然离我们而去，令人悲痛，我们也为他没能看到耀州窑的今天而惋惜。虽然他没能看到耀州窑博物馆发展前进的今天，但他为耀州文物保护事业所作的贡献使我们永远铭记在心。
孟东同志，我们永远怀念你！
2007年7月20日于黄堡镇耀州窑
董一俊铜川市文物旅游局原局长
李自力耀州窑博物馆原书记、书法家
薛东星耀州窑博物馆馆长、研究员
梦绕圭峰
吴永琪
户县的宋村乡有一个村子就坐落在南山脚下，叫水堡子。站在堡子里向正南望去，一架秦岭葱茏横亘，其脚下有一奇峰突兀，挺拔昂立，乡人因此峰状类古礼器玉圭而名之“圭峰”。1977年，我与孟东兄皆为“省委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队员，在此地厮混了一整年，朝夕相处。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