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时的京开路，由大都起向西南70里而至良乡(今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镇)，又60里而至涿州(今河北省涿州市)，然后奔正南，70里而至新城(今河北省高碑店市新城镇)，再向正南微东，70里而至雄州(今河北省雄县)，又60里而至任丘(今河北省任丘市)，又60里而至河间(今河北省河间市)，又60里而至献州(今河北省献县)，又70里而至阜城(今河北省阜城县)，又80里而至景州(今河北省景县)，又60里而至陵州(今山东省德州市景县)，继续向南直至开封。这条驿道从开封还可再往南延伸，直达安南的大罗城(今越南境内)，其沿途设有驿站115处。
京开路上还有两条支线：一条从陵州向东南，由平原(今山东省平原县)渡河至徐州(今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县)；一条从陵州向正东偏南至益都(今山东省青州市)。
元朝时的京郑路，由大都经卢沟桥，过良乡，到涿州后，又70里而至定兴(今河北省定兴县)，又60里而至见白塔(今属天津市蓟县)，又65里而至保定(今河北省保定市)，90里而至庆都(今河北省保定市望都县)，再至真定(今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然后一路南下直达郑州。而从保定往东南经蠡州(今河北省保定市蠡县)至大名(今河北省大名县东)，可上京开路。
（第五节）元大都地区的水路交通
忽必烈把元朝统治中心转移到了大都后，除了修筑通到四方的驿站道路外，大力发展水路交通也提到日程上来。因为，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人口众多的大都城，其附近地区出产的农产品不能满足需求，南粮北调成为必需，而且运量相当大。同时，食盐也一直是大宗物资运输。《元史》载：“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氓(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
当时，要把江南丰富的物资千里迢迢运到大都，元朝政府采取的是河运与海运并行的措施，有时侧重于河运，有时以海运为主，但从总的情况看是以海运为主。元朝漕运(见图34)的规模远大于前代，并一直是整个大都地区的两大经济命脉。
一、河运的发展
早在蒙古国时代，今北京地区漕运河道的重新疏浚工作就开始了。窝阔台汗五年(1233年)，蒙古国政府调集民夫4000人，沿隋唐旧运河修筑堤坝，挖掘河塞，使之恢复行舟的功能，从而使今北京地区的漕运在战乱之后再次通行。忽必烈定都大都后，为了供应大都地区日益增长的粮食和消费品等的需要，元朝政府新开辟了连接大都至通州的通惠河和连接大都与江淮地区的济州新河及会通河。
(一)通惠河的凿通
元朝定都大都城后，江南和中原各地运往大都的物资越来越多。南方漕粮运抵通州后，由于无河道可用，只能经陆路车载驴驮、人拉肩担地转运京城。因此，元朝初年，由大都齐化门往东至通州的道路变得异常繁荣。这条道路成了大都的生命线，元朝政府十分重视对它的整治，经常征调大都地区的军民去修葺。如泰定三年(1326年)十月“发卒四千治通州道，给钞千六百锭”，顺帝至元二年(1336年)八月“大都至通州霖雨，大水，敕军人修道”等。尽管这条道路只有四五十里路，但到了夏秋霖雨季节，由于道路泥泞，搬运困难，既耗费大量人力，又耗资甚巨，所以效率极低。
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郭守敬在经过实地勘测、设计之后，提出引白浮泉水至大都的运河工程，以使漕运船只直接驶入城内的积水潭。他向忽必烈建议：“疏浚通州至大都河，改引浑水溉田，于旧闸河踪迹导清水，上自昌平县白浮村引神山泉，西折南转，过双塔、榆河、一亩、玉泉诸水，至西水门入都城，南汇为积水潭，东南出文明门，东至通州高丽庄入白河。总长一百六十四里一百四步。塞清水口一十二处，共长三百一十步。坝闸一十处，共二十座，节水以通漕运，诚为便益。”忽必烈非常高兴，立即命他和段桢、范文虎等人共同主持这一工程，同时“命丞相以下皆亲操畚锸倡工，待守敬指授而后行事”。
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开凿通惠河的工程开始动工。该工程“浚通州至大都漕河十有四，役军、匠二万人。又凿六渠，灌昌平诸水”。第二年秋竣工。据记载，在开凿通惠河的一年多时间中，“凡役军一万九千一百二十九，工匠五百四十二，水手三百一十九，没官囚隶百七十二，计二百八十五万工，用楮币百五十二万锭，粮三万八千七百石，木石等物称是”。
北京地区的地势是西北高东南低。通州在大都的东面，处在河道的下游，漕船由东向西行驶，也就是从低处向高处行驶。为了解决这一难题，节制水流，便于行船，郭守敬将通惠河设计成一条闸河，即在通惠河的主要干线上修建了一系列水闸，共建有坝闸11处24座，用坝闸来调节水量。当漕船开到坝中，先将后闸落下挡水，然后再将前闸提起放水，待水面涨平，漕船即可继续西行。通过这种方法，使漕船一级一级被抬高，最终直达积水潭码头。
郭守敬当时修建的是木制水闸。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元月，都水监官员上奏道：
“通州至大都运浪河闸，始务速成，故皆用木，岁久木朽，一旦俱败，然后致力，将见不胜其劳。今为永固计，宜用砖石，以次修治。”武宗采纳了这一建议，开始实施将木闸改建成石闸的工程。这一巨大工程，一直到泰定四年(1327年)才告竣工，持续改建了16年之久。
通惠河总长164余里，分为3段。第一段大致是从昌平县白浮村神山泉至翁山泊(今昆明湖)。当时郭守敬从白浮泉引水，由东向西沿山前修建了一条东水西调水利工程，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白浮引水工程，名叫“白浮堰”。修建这一段工程的目的就是要把神山泉等清水注入翁山泊，最终达到补充高梁河水源的目的。第二段是从翁山泊至积水潭。这一段河道，即前面提到的高梁河，主要作用是导引玉泉山泉水和翁山泊之水流入积水潭。第三段是通惠河的主要干线，它从积水潭起至通州，行船漕运主要在这段河道中进行。
巨舟驶进积水潭是元朝初年的一大创举。据《元史·郭守敬传》记载：“(至元)三十年(1293年)帝还自上都，过积水潭，见舳舻蔽水，大悦。”为了褒奖郭守敬，忽必烈特赐予他12500贯钞。忽必烈还将疏凿的运粮新河赐名为“通惠河”。当时的积水潭东西宽约2里，“汪洋如海，都人因名焉”。元人的《海子岸望海潮》词中曾描述道：“十里烟波，几双欧鹭，两两渔舟。”王元章诗中说：“燕山三月风和柔，海子酒船如画楼。”当时江南及中原运河中的粮船、南来北往的大宗货物及商船都可直达大都城内的积水潭，在这里吞吐，使大都地区的交通运输更加便利。
通惠河的开凿，在北京交通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首先，把昌平白浮泉及其西山沿麓诸水汇集导流入翁山泊(今昆明湖)，将元大都的水源开拓到昌平西部不仅大大开拓了元大都的水源，而且使通惠河漕运水量更加有了保障。其次，标志着京杭大运河的最终完成，同时也是元朝的河运系统最终得到完善的标志。此前，隋唐大运河只能通到通州，而通惠河的成功开凿，使京杭大运河的北端由原来的通州潮白河岸畔一直延伸入大都城内积水潭，从而使大都城有了通畅的水路进出通道。
据记载，元朝中后期，每年都有二三百万石或三四百万石的米粮从南方运到大都，基本上解决了由中原或江南向大都运输各种物资的这个难题。此后，再无需由通州向大都陆路转运漕粮了。元朝时，积水潭码头由于成为京杭大运河的终点，南来的漕船、商船等纷纷聚泊在这里，因此围绕这一带的地区一时成为了全城最繁华、最热闹的地方。
(二)济州新河及会通河
元朝在攻灭南宋之前，中原丰富的物资均由以洛阳为中心的隋唐旧运河北运。攻灭南宋之后，中原、江南大量的物资要北运至元大都，于是元朝希望新开运河不再绕道洛阳，以缩短河运里程。至元十八年(1281年)十二月，元朝廷“差奥鲁赤、刘都水及精算数者一人，给宣差印，往济州，定开河夫役，令大名、卫州新附军亦往助工”。开始安排开凿济州新河。
至元十九年(1282年)十二月，正式兴工修浚济州河。次年(1283年)八月，完成了自济州(今山东省济宁市)至安山(今山东省梁山北)的济州河开凿工作。济州河开通后，元朝设立了都漕运司主持航运工作，并命造船三千艘，专用于济州河运粮。
至元二十六(1289年)正月，元朝政府又“沼出楮币一百五十万缗、米四万石、盐五万斤，以为佣直，备器用，征旁郡丁夫三万”，在“起于须城(今山东省东平县)安山之西南，止于临清之御河”，与运河相接，开凿了一条长达250余里、设置31座水闸、“度高低，分远迩，以节蓄泄”的运河。开凿这条运河仅用了5个多月的时间，当年六月便先竣工，赐名为会通河。
会通河的开凿，大大缩短了江南到大都的水道线路，许多江淮地区的物资由此新开运河直接北上大都。元朝政府遂先后设立了济州漕运司、会通汶泗河道提举司等机构，专门管理新开运河的漕运事务。
济州新河与会通河的开通，不仅便利了大都与江淮各地的交通往来，加强了南北之间的经济联系，而且在客观上促进了南北的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至元末年，由于海运的开发利用颇见成效，这段新运河(即济州河与会通河)曾一度废弃不用。但不久，到成宗时(1295-1307年)，由于运输的需要，再度启用这段新运河。而自临清以南的隋唐旧运河，这时仍是中原地区通往大都的主要水道运输线。每年由此北运大都的粮食和其他物资，其数量十分可观。元朝中期的京官袁桷曾云：“厥今漕渠之粟，岁致千万石，数倍于辽海。不害于民，而京师益以羡。”
(三)其他漕运河道
除了上述新开凿的漕运河道外，坝河和金口河也是大都地区重要的漕运河道。所谓坝河，顾名思义，就是因河中设坝以调节水位而利于行舟而命名的河道。在通惠河开通之前，坝河曾是大都地区最重要的一条漕运水道。据记载，至元二十年(1283年)，元世祖令上海总管罗璧等用60艘平底船海运46050石粮米到达直沽(今天津市)，然后经白河运至通州，再由坝河转运抵大都。
坝河又称“阜通七坝”，原是高梁河下游往东的一条支流，至通州北注入温榆河。早在元世祖中统三年(1262年)，水利专家郭守敬即建议重开金中都旧漕渠，导引玉泉山水向东至通州以通漕运，但未能实行，那时的漕运河道就是坝河。
元代的坝河是在金代的基础上扩建改造而成。至元十六年(1279年)，坝河漕运开始，并大规模疏治坝河。当时坝河的漕运路线起自通州，沿温榆河至深沟坝，由此入坝河，自东向西先后通过王村坝、郑村坝、西阳坝、郭村坝、常庆坝、千斯坝等坝，然后到达大都的光熙门。《元史·百官志》还载明，至元十六年“始置新运粮提举司，秩正五品”，以管理坝河漕运。据《元史》卷一八三《王思诚传》记载：这次“开坝河，设坝夫户八千三百七十有七，车户五千七十，出车三百九十辆。船户九百五十，出船一百九十艘”。可见，当时的漕运颇具规模。
通惠河开通后，江南岁运达京师的粮食逐年增加，仅靠通惠河的载运能力不能完成运粮任务，故坝河仍漕运不辍，元朝廷因此也积极治理坝河。如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十二月，“辛卯，浚运粮坝河，筑堤防”。又如《元史·罗壁传》记载，大德三年(1299年)郡水监罗璧曾浚阜通河。但是，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年)，元末农民起义遍及全国，致使漕运阻断，漕舟不再抵达通州，坝河的漕运也开始衰落，直至最后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