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为了改善海运，采取了一些措施。例如在沿海地区设立一些航行标志，白天用标旗，晚上用灯光，指挥船只进出；广泛采用了磁石指南针等航行仪器，来辨识航行方向。此外，还专门建立船只避风的场所，并对海运线路进行了多次探测等。但由于海上气候千变万化，人死船沉事故还是时常发生。如永乐元年(1403年)由江南运粮到直沽，全年总量为601230石，安全运达的只有49万多石，沉没、损失的粮食占总运量的17%。鉴于海运既艰险，又费时、费力，常是三年两至，所以永乐九年(1411年)会通河重新开通后，向北京输送各种物资的海运即告停止。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侍郎丘浚请寻海运故道与河漕并行，大略言：“海舟一载千石，可当河舟三，用卒大减。河漕视陆运费省什三，海运视陆省什七，虽有漂溺患，然省牵卒之劳、驳浅之费、挨次之守，利害亦相当。
宜访素知海道者，讲求勘视。”但其说未被采纳。以后，弘治五年(1492年)，又有请复海运者，但由于“河决金龙口”，朝议弗是。于是，终明朝之世，海运再没有恢复起来。
二、大通河的疏浚
明朝北京地区的交通水系主要是大通河，即元时的通惠河。其“发源于昌平州(今昌平县)神山泉(凤凰山白浮泉)，过榆河，会一亩、马眼泉，绕瓮山后汇七里泺(今昆明湖前身)，东入都城西水门，贯积水潭”；“又稍东，从月桥入内府，环绕宫殿，出玉河桥，由大通桥至通州，与白河合，袤一百六十里。……十里一闸，蓄水济运”。
(一)大通河的淤废
通惠河曾为元大都的繁盛作出过巨大的贡献，但到明朝初期，该河已淤废不能通。其主要原因：一是因为元末明初，北方战事频繁，致使通惠河年久失修，从而逐渐淤废；二是因为明成祖朱棣选定昌平的天寿山为陵寝地后，因为怕破土伤“地脉”，而不允许再在原通惠河的上段施工动土，并废弃了白浮堰，从而导致通惠河水量大为减少；三是因为明初改建北京城时，将皇城东墙移建于通惠河东岸，使城内通惠河故道的一段被圈入皇城内，不允许再在其中通船行舟，而后来展筑内城南墙时，又将崇文门(元文明门)外一段通惠河故道包入内城之中，这样严重地破坏了原有的旧水道系统。
永乐初年，明王朝为了营建北京的宫殿、园林、城池、王府、官署，以及修建祭坛、寺庙和皇陵等工程浩大的建筑，需从全国调运、采集大量的瓦、砖、木、石等建筑材料。其中除木材多运自西南，石料运自北京附近的房山外，施工人员所需的粮食等消费品绝大部分都是仰赖江淮地区的供给，“岁漕东南四百万石”。于是，永乐四年(1406年)、五年(1407年)和十年(1412年)曾几次疏浚通惠河和修缮闸坝，但成效不大。
(二)天顺年间修浚计划的提出
在明朝前期的很长时间里，大运河仅能通到今通州区东面的张家湾。江南漕粮货物运到这里后不能再水运，只好舍舟陆运。而陆运，一般都要先修路和加固桥梁，然后用人力或驴驮车拉着粮食和笨重的木石料转运到北京。如遇天降雨水，道路泥泞，一天仅能前进几里路，费时费力不说，还很费钱。从张家湾到北京的路程虽然仅仅几十华里，一年的脚价竟“高达二十余万两”。
为了省此运费，也为了方便运输，天顺二年(1458年)，漕运总兵官杨茂建议疏浚通惠河。他奏称：“每岁漕运，自张家湾舍舟陆运，遇雨泥泞，每车雇银一两，仅载八九石，其费皆出于车。通州至京城四十余里，古有通惠河故道，石闸尚存，永乐年间曾于此河船运大木。以此度之，船亦可行。先年曾奏，欲于此河积水船运，又有议，欲于三里河从张家湾烟墩桥以西，疏挑二十里湾泊粮船，以避水患者，二事俱未施行。今此河道通流，其水约深二尺，不劳疏挑，惟用闸蓄水，令运粮卫所每船二十五只造一剥船，自备米袋，挨次剥运。如此则运士得省脚费而困惫少苏矣。”
于是，朝廷命户部尚书杨鼎、工部侍郎乔毅前往视察。二人经过实地踏勘，认为“若从西湖源头将分水青龙闸闭住，引至玉泉诸水，从高梁河量分其数，一半仍从皇城金水河流出，其余从都城外壕流转通惠，流于正阳门东城壕，再将泄于三里河水闸住并流入大通桥，闸河随时开闭，天旱水小则闭闸潴水，短运剥船，雨涝水大则开闸泄水，以行大舟。况河道闸座现成，不用增造，官吏闸夫现有，不须添设。……止是闸座河渠间有决坏淤浅处，要逐加修浚，较之欲创三里河工程甚省。况前元创开此河，漕运七八十年，公私便宜，后来废弛。今若复兴，则舟楫得以环城湾泊，粮储得以近仓上纳，在内食粮官军得以就近关给。通州该上纳粮储又得运来都城。与夫天下百官之朝觐，四方外夷之贡献，其行李方物皆得直抵都城下卸。……乞敕各该衙门会计物料，量拨官匠并在营现操官军人等，自西山玉泉一带并都城周围堑及大通桥直抵通州张家湾一路河道，分工逐一修浚。如此，则不惟省一时粮运之脚费，实足以垂万世无穷之利益矣。”但这两种方案，因工程浩大等原因，均未施行。
(三)嘉靖年间的疏浚工程
成化十一年(1475年)，明宪宗诏平江伯陈锐等浚通惠河。成化十二年(1476年)六月，“浚通惠河成。自都城东大通桥至张家湾浑河口六十里，与卒七千人，费城砖二十万，石灰一百五十万斤，闸板桩木四万余，麻、铁、桐、油灰各数万。计浚泉三，增闸四，凡十月而毕”。这是明朝一次浚涤通惠河的大型工程，此工程完成颇不容易。但由于“独引西湖泉水之半，河窄易盈涸。不二载，涩滞如旧”难以行舟了。
此后，为解决京通间漕运难的问题，正德元年(1506年)、二年(1507年)，嘉靖元年(1522年)、二年(1523年)、七年(1528年)，明政府又多次疏浚通惠河。其中以嘉靖七年的疏浚工程动作最大，治理也较为彻底。
嘉靖六年(1527年)，巡仓御史吴仲根据前人的经验，从国家利益出发再倡其利。他认为：“何独至于我朝必欲置闸河于无，费脚价而不惜哉！”因此建言：“通州运河，元时郭守敬创建，已有明效。先朝漕运名臣平江伯陈锐等亦略以为请。今通流八闸遗迹尚存，原设官夫俱在，因而成之，为力甚易。……诚令闸运，岁可省脚价银二十余万。又汉、唐、宋时，漕皆从汴、渭直达京师，未有贮国储于五十里外者。今令京军支粮通州，率称不便。而密云诸处皆有间道可通，设虏因乡道，轻骑疾驰，旋日可至，烧毁仓庾，则国储一空，京师坐困，此非细故。请以臣言，下户、工二部定议修浚，僦舟夫略运百万，诚与陆运兼行，浚次第就渠径达京仓，此兴无穷之利，而杜不测之虞于计便……所谓富国强兵，殆一举而两得之矣。”明世宗采纳此议，并命其主持这项工程。翌年，仅用162天便整治通惠河成。此后，粮运自通州皆由水路抵达北京。同年“十二月粮运既至(北京)一百九十九万三千八百石有奇，(当年)省脚价折银十一万三千三百两”。
吴仲修复之后的通惠河，大体仍如元朝旧貌。由于江南船只能抵达崇文门东的大通桥，故明朝人称之为“大通河”。经过修浚，大通河呈现出“临闸有厅，栖粮有房，障提有桩，跨岸有桥，远近相望，联络不绝”，“候者鳞次，行者鱼贯”的景象。
吴仲考虑到修浚通惠河成功不易，为了使其长久不废，特提出如下切实措施，“大通桥至通州石坝，地势高四丈，流沙易淤，宜时加浚治。管河主事宜专委任，毋令兼他务。官吏、闸夫以罢运裁减，宜复旧额。庆丰上闸、平津中闸今已不用，宜改建通州西水关外。剥船造费及递岁修捻，俱宜酌处”，又“请留督工郎中何栋专理其事”。
以后，隆庆二年(1568年)，天启元年(1621年)，明朝政府还曾进行过两次疏浚大通河的工程。另外，明末还开辟了大通河北支，使大通河由东便门可直达朝阳门。
明时，温榆河也是北京地区的一条重要漕道。温榆河发源于北京市昌平县军都山麓，上游由东沙河、北沙河、南沙河3条支流汇合而成，全长47.5公里，其间又有蔺沟河、清河、龙道河、坝河、小中河汇入，流域面积达2478平方公里。元初，朝廷曾利用温榆河接运大运河的漕粮物资。明朝，温榆河被用来转运守卫皇陵官军粮饷，又将昌平所产干鲜果品顺流而下，运至通州销售。
（第五节）舆辂制度与交通管理
一、舆辂制度
明朝的舆辂制度，从明太祖开始根据古今礼仪着手制定，到永乐三年(1405年)最后确定为：大辂、玉辂、大马辇、小马辇、步辇、大凉步辇、板轿等。
据《明史·舆服志一》，大辂和玉辂均为皇帝乘坐之车舆，“皆以二象驾之”。而大马辇、小马辇与古代以人挽之的辇不同。“明诸辇有轮者驾以马，以别于步辇焉”。
大马辇的样式为：“高一丈二尺五寸九分，广八尺九寸五分，辕长二丈五寸有奇，辇座高三尺四寸有奇，余同大辂。辇亭高六尺四寸有奇，红髹四柱，长五尺四寸有奇。槛座高与辂同，四周红髹条环板。前左右有门，高五尺有奇，广二尺四寸有奇。门旁槅各二，后槅三及明栨，皆红髹，抹金铜鈒花叶片装钉。槅心编以黄线条。亭内制与大辂同，第软座上不用花毯，而用红毯。亭外用红帘十二扇。辇顶并圆盘高二尺六寸有奇，上下俱红髹，以青饰辇盖。其铜龙、莲座、宝盖、黄屋及天轮、辇亭，制悉与大辂同。太常旗、踏梯、行马之属，亦同大辂。驾以八马，备鞍鞯、秋辔、铃缨之饰”。
小马辇的样式则“视大马辇高广皆减一尺，辕长一丈九尺有奇，余同大马辇。辇亭高五尺五寸有奇，红髹四柱，长五尺四寸有奇。槛座红髹，四周条环板，前左右有门，高五尺，广二尺二寸有奇。门旁槅各二及明栨，后屏风壁板，俱红髹，用抹金铜鈒花叶片装钉。亭底红髹，上施红花毯、红锦褥席。外用红帘四扇，驾以四马。馀同大马辇”。
步辇的样式为：“高一丈三尺二寸有奇，广八尺二寸有奇。辇座高三尺二寸有奇，四周雕木五彩云浑贴金龙板十二片，间以浑贴金仰覆莲座，下雕木线金五彩云板十二片。辕四，红髹。中二辕长三丈五尺九寸，左右二辕长二丈九尺五寸有奇，俱以镀金铜龙头、龙尾装钉。辇亭高六尺三寸有奇，四柱长六尺二寸有奇。槛座红髹，四周雕木沉香色描金香草板十二片，抹金铜鈒花叶片装钉。前左右有门，高五尺七寸有奇，广二尺四寸有奇。门旁红髹十字槅各二扇，雕饰沉香色描金云龙板八片，下云板如其数。后红髹屏风，上雕沉香色描金云龙五。屏后雕沉香色描金云龙板三片，又云板如其数，俱用抹金铜鈒花叶片装钉。馀同马辇，惟红帘用十扇。辇顶并圆盘高二尺六寸有奇，其莲座、辇盖、天轮之属，俱同马辇”。
大凉步辇的样式为：“高一丈二尺五寸有奇，广一丈二尺五寸有奇。四面红髹匡，装雕木五彩云板二十片，间以贴金仰覆莲座，下红髹如意条环板，如其数。红髹辕六：中二辕长四丈三尺五寸有奇，左右二辕长四丈有奇，外二辕长三丈六尺五寸有奇，前后俱饰以雕木贴金龙头、龙尾。辇亭高六尺五寸有奇，广八尺五寸有奇，四柱红髹。前左右有门，高五尺八寸有奇，广二尺五寸有奇，四周描金香草板十二片。门旁槅各二，后槅三及明栨皆红髹，编以黄线条。亭底上施垫毡，加红锦褥并席。红髹坐椅一，四周雕木沉香色，描金宝相花，靠背、褥、裙、帷幔与马辇同。内设红髹桌二；红髹阑干香桌一，阑干四，柱首俱雕木贴金蹲龙；镀金铜龙盖香炉一，并香匙、箸、瓶；红锦墩二。外红帘三扇。辇顶高二尺七寸有奇，又镀金铜宝珠顶，带仰覆莲座，高一尺三寸有奇；垂攀顶黄线圆条四。顶用丹漆，上冒红毡，四垂以黄毡为如意云，黄毡缘条；四周施黄绮沥水三层，每层百三十二摺，间绣五彩云龙文。或用大红罗冒顶，以黄罗为如意云缘条，沥水亦用黄罗。顶下四周以红毡为帷，黄毡缘条，四角镀金铜云四。亭内宝盖绣五龙，顶以红髹木匡，冒以黄绮为黄屋，顶心四周绣云龙各一。辇亭四角至辇座，用攀顶黄线圆条四，并贴金木鱼。辇亭前左右转角阑干二扇，后一字带转角阑干一扇，皆红髹，雕木浑贴金龙，间以五彩云板。阑干内四周布席。其阑干十二柱之饰及踏梯之属，俱与马辇同”。
板轿，属于肩行之车，宋、元时期即已出现。而“红板轿，则自明始也。其制，高六尺九寸有奇。顶红髹。近顶装圆匡蜊房窗，镀金铜火焰宝，带仰覆莲座，四角镀金铜云朵。轿杠二，前后以镀金铜龙头、龙尾装钉，有黄绒坠角索。四周红髹板，左右门二，用镀金铜钉铰。轿内红髹匡坐椅一，福寿板一并褥。椅内黄织金绮靠坐褥，四周椅裙，下铺席并踏褥。
有黄绢轿衣、油绢雨衣各一，青毡衣，红毡缘条云子。嘉靖十三年谒庙，帝及后妃俱乘肩舆出宫，至奉天门降舆升辂。隆庆四年设郊祀庆成宴，帝乘板舆由归极门出，入皇极门，至殿上降舆”。
二、管理制度与机构
对于北京城内的街衢道路，明政府颇为重视修治和管理。例如，成化六年(1470年)，“令皇城周围及东西长安街，并京城内外大小街道沟渠，不许官民人等作践掘坑及侵占淤塞；如街道低洼，桥梁损坏，即督地方火甲人等并力填修”。弘治十三年(1500年)又奏准“京城内外街道，若有作践掘成坑坎，淤塞沟渠，盖房侵占，或傍城行车，纵放牲口，损坏城脚，及大明门前御道棋盘街，并护门栅栏，正阳门外御桥南北、本门月城将军楼、观音堂、关王庙等处，作践损坏者，俱问罪，枷号一个月发落”的制度规定。嘉靖十年(1531年)题准，“大通桥至京仓粮运陆路，每年二月内，巡城御史督并兵马司修筑”。万历八年(1580年)题准，“京师街道沟渠，近朝去处，间用砖石拦砌，以防车碾作践；及各腰墙、河墙、堤防、门厂修理，用银三十二万二千七十两有奇。凡五城兵马掌京城内外街道沟渠，各奉札付分坊管理。每二年申呈更调”。
明朝道路修筑管理政令，仍沿前代之制，由中央工部负责，要求各级地方政府对“道路津梁，时其葺治”，“务令坚固平坦”，并且制定了如“若损坏失于修理，阻碍经行者，提调官吏笞三十”的律令。对于北京和南京街区道路和有关沟渠、桥梁，更要求坚完，严禁“官民人等作践。间有街道低洼，桥梁损坏，沟渠淤塞”之处，要求工部“自行随时计工成造修理，或即督地方火即人等并立填修”。对于重大修路工程，或由中央特派大员主持，或令当地主要官员负责，发动广大军民施工。
另外，在明永乐二年(1404年)始于北京设置兵马指挥司，隶属于兵部。据《明史·职官志》，兵马司是负责“指挥巡捕盗贼，疏理街道、沟渠及囚犯，火禁之事，凡京城内外，各划境而分领之”的机构。五城兵马司则是“职专防察奸宄，禁捕贼盗，疏通沟渠，巡视风火，其责颇重”。由此可见，管理街道、沟渠也是兵马指挥司的主要职责之一。五城兵马司均为独立机构，各设指挥1人，副指挥4人。万历八年又进一步规定，“凡五城兵马，掌京城内外街道、沟渠，各奉札付，分坊管理，每二年，申呈更调”。
结语
从总体上来说，明朝时期北京交通所取得的成就不大，对内对外交通基本上承袭了前代的成果，鲜有创新。唯由于城市的改建，造成了城北交通及外城交通的很大变化，并基本确定了清朝、“民国”时期北京城市交通的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