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广西民族学院吴国富副教授
徐杰舜
徐：90年代以来，我国自己培养的人类学硕士、博士成为中国人类学专业研究人员的学术骨干，请你谈谈在国内攻读人类学的情况（包括简历、学历），以及最主要的学术收获。
吴：我1965年生于广西罗城，仫佬族。1981年考入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85年获历史学学士学位，同年考入同校人类学系中国民族史专业研究生，导师是我国着名学者陈国强教授和蒋炳钊教授，1988年获历史学硕士学位。我对人类学产生兴趣始于1984年。当时，美国依阿华州立大学人类学系黄树民副教授（美籍华人）应邀到厦大访问讲学，为我们开设了《人类学概论》和《应用人类学》两门课程，给我们很大的启迪。后来，黄教授建议我们班同学集体合译哈维兰的《文化人类学》教材，我也参加了部分章节的翻译，从中了解国外人类学的一些知识。念研究生后，老师们对我们学习人类学给予许多鼓励和支持，特别是在系里经费比较紧张的情况下，仍然挤出一部分经费给我们去办刊物《人类学新苑》，我们有了较多的机会去阅读中外文资料和动手调查、写作、编辑、参加学术活动等。我们在学习、实践的过程中，对人类学的兴趣愈来愈浓，以后逐步走上了人类学教学、研究的道路。我的主要学术收获是参加《简明文化人类学词典》、《崇武人类学考察》等书的编写，体会到人类学知识对于社会的价值。我毕业回到广西以后，先后参加了《广西通志·民俗志》、《广西百科全书》等自治区重点课题的研究工作，在仫佬族的族称、族源问题上基本澄清了过去学术界将贵州的“木佬”等同于广西仫佬族先称的错误观点。
徐：能否谈谈你近年在国外攻读人类学的一些情况及你的主要收获？
吴：我于1997年10月至1998年10月在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下到英国牛津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所进修当代西方人类学，我的主要工作是听课学习和阅读并搜集资料，导师是牛津大学活跃的汉学人类学家弗兰克·匹克（Frank Pieke）博士。听课学习方面，我有选择地听取过该所开设的一些相关课程，如《人类学思想发展若干问题》、《战后人类学》、《人类学理论中的比较问题导论》、《民族性》、《社会人类学与巨大时间跨度》等；听取和参加该所为博士预备生开设的研究方法训练课讨论，参加研究所定期（每周1次）举行的学术讨论会，以及其他有关的讲座。阅读方面，我按导师开给我的阅读书目，有针对性地阅读了相关专题的一批书籍，我自己也从牛津大学图书馆信息系统（OLIS）内挑选出一批书目，作为我主要查找的资料，我基本上按这两个书目查找、借阅。这一年里。我阅读（包括精读和泛读）过的专业书籍有近百种，同时还搜集并为本单位研究生教学建设购买了一批外文资料（包括从网上复制数千种书目），内容涉及当代西方人类学研究取向变化、世界各主要民族志区域的研究、前苏联民族学与西方人类学关系等，这些材料对我们从事民族学、人类学的教学研究有帮助。
徐：能否简要地介绍一下60年代以来欧美人类学的主要变化？
吴：60年代末期以来欧美人类学的主要变化大致可以概括为：一是回归本土；二是在反思中求发展。关于欧美人类学回归本土的问题，王铭铭教授在《文化格局与人的表述》一书和《本土人类学：超越文化局限的实验》等若干文章中已有比较全面、深入的评析。但人类学回归本土有着深刻的国际政治和学术背景并经历过一个从道德危机到学术质疑的过程，了解这一点，对我们认识近二三十年来的欧美人类学的变化有帮助。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殖民地的民族独立运动不断高涨，民族国家建立成为本世纪一股强大的世界潮流。从50年代到60年代末，殖民与反殖民的斗争在非洲如火如荼，起义、骚乱连接不断，政治势力分化、组合频繁。非洲先后有十几个国家取得独立。在亚洲，美国先后发起了侵略朝鲜和越南的战争，均以失败而告终。殖民主义体系在全球范围内的崩溃使西方社会陷入了一场深刻的道德危机，这种危机对人类学产生着直接的影响。1965年，霍洛威兹（Horowitz）发表了《凯米洛计划始末》一文，揭露美国国防部从事颠覆新独立的中南美洲国家政权的阴谋；1966年，罗威（Lowie）和乔治（E．George）发表了《密执根州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社会科学的两难境地》一文；1967年，布莱思楚（Breastrud）和彼特（Peter）发表了《研究人员帮助泰国叛乱：美国国防部从事反游击活动》，揭露“阿吉尔计划”（The Project Agile）为“五角大楼的世界闻名的反暴乱研究计划”，因为在泰国和东南亚一些地方，人类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十分卖力地为直接军事项目工作。这些文章对那些从来没有真正想过自己的学科目的的人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震动。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发现，他们自己或他们的同事的许多工作都被用于此类目的。向来自我标榜为人道主义的科学被用于从事非人道主义的肮脏活动，引起人类学家们对这门职业的担忧。一些人类学家亲自参与反种族主义和反越战的正义斗争，人类学为谁服务、它的真正功能是什么等等问题都被提了出来，人类学家的社会责任是什么等问题都被提到了中心的位置。1968年，《当代人类学》杂志编辑部组织了一次关于“社会科学家的社会责任问题”的大讨论，许多人类学家都参加了这场学术伦理的讨论。古彤·吉幸（Gutorm Gjessing）和凯思林·果夫（Kathleen Gough）分别发表了两篇题为《社会科学家的社会责任》和《人类学家的新口号》的文章，对人类学曾依附于殖民统治的历史作了全面的分析和批判。这场讨论给人类学家们思想的影响是巨大的。
在学术质疑上，60年代西方人文科学界开展了关于人文科学危机的讨论。盖尔纳（Gellner）等人发表了关于人类学危机的重要论述，利奇对英国社会人类学中占统治地位的功能学派大胆直言“功能主义的教条再也没有说服力了”，人类学危机的话题从此被提了出来。此后，像“人类学的终结”、“文化的终结”、“部落民族志的终结”等都给人类学家以警钟长鸣。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欧美本土人类学在研究对象、领域、方法和策略、认识论、学科分工等方面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从研究对象来看，原有的“部落社会”、“原始社会”已经消逝，人类学家面对的是国内妇女、儿童、移民、少数民族、街角社会等“边际社会”，后来又发展到对工矿企业、农场、公共政策、电视、收音机、新闻等大众文化和信息网络进行研究。人类学愈来愈多地借鉴和吸收了其他学科的方法、观点和材料，与社会学、民俗学、历史学、经济学、生态学、医学、文学、法律、文化研究等相关学科结合，出现了科际整合的大趋势。从研究领域来看，人类学与殖民主义体系和思想意识的关系，欧洲中心主义和男子中心主义给人类学“话语”的影响，权力与文化的关系，二战以前的英国社会人类学、“科学民族志”研究方法甚至是泰勒、鲍亚士等人类学家和他们使用的基本概念、学术思想等都受到了重新检讨和再认识，产生了许多新成果，也出现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如带有强烈反思性质的人类学史、妇女人类学、女性主义人类学和面向国内社会、服务于被研究对象和全人类的生态人类学、医药人类学、法律人类学、影视人类学等应用人类学的领域。主要学术流派方面，先后出现了阐释人类学、象征人类学、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实践理论、文化批评等诸多流派。近年来，以欧洲和欧洲人类学为研究对象的人类学得到了急剧的发展，在人类学中成为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地方。人类学家对作为“向上研究”一种典型的欧洲人类学和欧盟在塑造新的欧洲认同方面所起的作用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此外，欧美人类学对海外的研究传统虽然经历了一个“不景气的年代”（1960～1970年）。但并没有完全中断，人类学家们通过受聘于世界银行、国际粮食组织等方式继续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研究。近年来，他们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研究机构和个人的合作与交流越来越频繁，如跟中国同行的合作交流也在扩大。
徐：你能否对“欧洲人类学”做些介绍？
吴：“欧洲人类学”这一名称是近年来才出现的，与传统的人类学研究领域不同，它以欧洲国家、欧盟和欧洲的人类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它们对欧洲和欧洲以外的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等带来的影响。
欧美人类学者对欧洲和欧洲人类学的研究早在70年代就开始。当时，美国一批刚毕业的研究生到工业化、都市化的欧洲进行研究。在德国，70年代初法兰克福成立了“文化人类学和欧洲民族学研究所”。这些学者和研究机构的研究为欧洲人类学这一学术领域的形成打下了基础。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欧洲地区局势的急剧变化，欧美人类学家比较集中地讨论有关欧洲和欧洲人类学的问题，学术活动频繁。1989年，欧洲人类学家协会（EASA）成立。从1990年起，它每两年组织一次讨论会，办有《社会人类学》杂志和《欧洲人类学家协会通讯》，至1994年，它已有会员1100多人。1990年，美国人类学家协会（AAA）召开了一次小型讨论会，题为《欧洲人类学中的文化觉醒：使紧张变得有创造性》。1002年会议的主题是“西方化”问题。1094年，欧洲研究委员会资助哈佛大学的题为《在欧洲研究中人类学的作用、前景及问题》的会议。同年召开的美国人类学家协会双年会的主题是《美国视野中的欧洲人类学史》。这次会议讨论了欧洲人类学在美国的形成问题，与会学者倾向于将欧洲人类学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来重新认识，将欧洲作为人类学关注的一个焦点。1996年，美国人类学家协会下设一个“欧洲人类学学会”，表明“欧洲人类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和分支正式出现。美国学者对欧洲的兴趣主要是法国和德国，其次是英国，再次是波兰、意大利、西班牙，对其他地方兴趣不大。
在德国，1990年创办了《欧洲文化的人类学杂志》，主要发表诸如社会、区域民族运动、移民、都市化和多元文化主义、政治文化的发展、环境与生态问题、认同与差异这类文章。近年来，许多新大学的文化人类学都有侧重于欧洲研究的项目。
着作方面，较早的有伊力克·沃尔夫（Eric R．Wolf）的《欧洲和没有历史的人民》（1982）。近年来，由斯托金（G．Stocking）主编的《人类学史》丛书（已出版9本，不限于欧洲）、由布来曼（Jan vanBremen）等合编的《理解的地平线：欧洲理论人类学论文集》（1996）和由帕曼（Susan Parman）主编的《人类学想象中的欧洲》（论文集，1998）等都是较好的书籍。这些着作和论文集的文章涉及法国、意大利、希腊、爱尔兰、东欧、欧盟等国家和地区范围的人类学问题，而且大都带有较强的反思性，是我们了解欧洲人类学发展变化的重要资料。
徐：在学术上对你影响较大的人类学家有哪些？请你简要地介绍他们的学术思想和着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