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京城里发生了六君子事件，依克唐阿奉旨前往京城制裁维新运动，临行没有归还他借去的半部手稿。第二年初，依克唐阿在京城一命呜呼（也有说依克唐阿死于八国联军侵华的时候）。随后发生的义和团（被诬为“拳匪”）运动，声势浩大，发展迅猛。蒲英灏奉命镇守西丰县，由于得罪了乡宦劣绅，被诬通“拳匪”，很快被罢官革职，寓居西丰镇。兵荒马乱之中，势单力微的蒲英灏向谁去催讨稿本呢？这半部《聊斋志异》手稿无法找寻，就走上了不归之路。就是这剩余的半部《聊斋志异》手稿在蒲英灏手上也险些不翼而飞。有一次，蒲英灏外出，他的一个儿子把它偷卖给了商务印书馆。蒲英灏得知后，恨得气不打一处出，便亲自赴商务印书馆好说歹说，急得老泪婆娑，赔偿了对方一笔损失，终于物归原主。稿本差一点全部遗失，家有不孝之子，使英灏加速了衰老，以致于一病不起。临终前他决定把剩下半部稿本交给小儿子文珊。
蒲文珊是蒲松龄的第九世孙，喜欢诗文书画，剩余的半部《聊斋志异》手稿担在他的身上，当时蒲文珊正任西丰县图书馆馆长。
1931年春，蒲文珊应上司奉天省图书馆馆长袁金铠的主张，携剩余的半部《聊斋志异》手稿前行，与对方面谈选印事宜。两人谈妥后，将手稿寄存在奉天银行保管。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沈阳城沦陷，选印之事直到1933年夏才有下文，是为胶版影印本，选出有王士祯评语的14篇及刻印本未编入的10篇，共计24篇。
《聊斋志异》手稿选印出版了，蒲文珊的西丰县图书馆馆长一职不久也弄没了，还是这手稿的缘故。其时，袁金铠做上了“伪满”的国立奉天图书馆馆长，还是伪满洲帝国的一员参议；为了讨好主子日本人，他打起了《聊斋志异》手稿的主意，他与“伪满”奉天中央银行行长陈漱六沆瀣一气，由陈漱六出资购买，为此，蒲文珊回覆如下：“先祖遗墨，仅此稿幸存，虽有欲购者，但贫不卖书，古训昭然，又何忍负先世保存之苦心也。”袁金铠只好作罢。搁置了不少时日，蒲文珊才把手稿取回来，而他的西丰县图书馆馆长一职被解除了。
袁金铠还是不甘罢休。后来蒲文珊供职的康生医院遭到邻近的日本医院的指控，因为日本医院麻醉药丢失一事，这次康生医院的所有华人在狱中关押4个月。袁金铠已爬上了伪满洲帝国的尚书府大臣。袁金铠派了西丰县县长的儿子再续购买手稿，以此答应可以让蒲文珊早日出狱，可以等他出狱后办理手稿交接事宜。深明大义的蒲文珊一口回绝了。日本人逼迫紧严，蒲文珊以已送回山东老家为由予以拒绝。蒲文珊还曾到奉天找寻《聊斋行乐图》，未果而归。
这波渐息，下波又起。蒲文珊买了元宝沟屯的一个大烟鬼的薄田，收成太差，就贱价卖出了。没想到1948年初，刮挖浮财风时，大烟鬼以无法回赎自己的田地为由，抄了蒲家，等到做小学教员的蒲文珊夫妇回家一看，剩余的半部《聊斋志异》手稿也落难了，蒲文珊为此生了大病。
正当蒲文珊一筹莫展的时候，新中国建立了。西丰县政府的秘书长刘伯涛上门来告诉他找到《聊斋志异》手稿之事。刘伯涛到元宝沟屯检查工作时，发现农会里的旧书堆的两函《聊斋志异》手稿，为补全它，他再度到元宝沟屯查询，了解到另外二册的下落，半年后，被带往哈尔滨的女干部王慎之将二册手稿寄到了刘伯涛手里。当蒲文珊见到四函已装裱的《聊斋志异》手稿时，他完全接受刘伯涛的动员，把《聊斋志异》手稿捐献给国家保存。
《聊斋志异》版本以青柯亭本影响最大，为通行本，该本曾改过原稿中不少政治性的词语，后来发现的铸雪斋抄本是现存诸本中最不接近原稿的本子，擅改与妄改很多，而作者的手稿本的价值则非同一般了。国泰民安，书亦然。经历了两个多世纪风风雨雨的《聊斋志异》手稿安家辽宁省图书馆，学者据此进行了校勘，出版了最优秀的点校本《聊斋志异》。
列藏本《石头记》手稿回归之谜
《红楼梦》原名《石头记》，是中国着名的古典文学名着。《石头记》的最早抄本为戚（戚沪、戚宁）蒙（蒙府）三本，接着出现的是八十回初评整理本，即师大三本（怡府、北大二本与新近出现的北师大藏本的合称）和列藏本（即列宁格勒藏本），随后出现梦稿本、舒序本、梦觉底本、程甲底本、重评本。今天人们见到的1986年中华书局影印六卷本线装书和六册本精装书、平装书的列藏本《石头记》，说起来还有一段回归的故事。
1984年年末，正值北国冰封雪飘，中苏关系冻结许久，但毕竟冬天终将过去，春天的脚步悄悄地走来了，一股沁人的暖流正暗自传浮，这便是列宁格勒藏《石头记》的回归传递着早春的暖意。
《红楼梦》原名《石头记》，是我国久负盛名的古典名着，这无须赘言。《石头记》为现存最早抄本，如戚（戚沪、戚宁）蒙（蒙府）三本。接着出现的是八十回初评整理本，即师大三本（怡府、北大二本与新近出现的北师大藏本的合称）和列藏本（即列宁格勒藏本），随后出现梦稿本、舒序本、梦觉底本、程甲底本。最后是重评本，即1927年在上海所发现的甲戌抄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列藏本颇有价值，例如它属于八十回脂评本系统，其七十九回、八十回未分，它本均无此现象；在列藏本某些章回中，指示代词“这”写成“只”，这可供认识《红楼梦》初稿的原始面貌和当时的北京话。今天人们所能见到的1986年版的中华书局影印出版的六卷本线装书和六册本精装书、平装书的列藏本《石头记》，说起来还有一段回归故事。
1985年3月20日，中央负责古籍整理的领导李一氓赋诗一首，诗前撰有小语，其诗序并下：
“《石头记》清嘉道间钞本，道光中流入俄京，迄今已百五十年，不为世所知。去冬，周汝昌、冯其庸、李侃三同志亲往目验，认为颇有价值。顷其全书影本，由我驻苏大使馆托张致祥同志携回，喜而赋此。是当急谋付之影印，以飨世之治汉学者。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日李一氓”
泪墨淋漓假亦真，红楼梦觉过来人。
瓦灯残醉传双玉，鼓担新钞叫九城。
价重一时倾城外，冰封万里识家门。
老夫无意评脂砚，先告西山黄叶村。
黄叶村在北京西郊，曹雪芹晚年在此着《石头记》。这里所提到的“道光中流入俄京”，时间在道光十二年（1832），曾随第十一届俄国传教团来华的大学生库尔梁德夫将《石头记》传入俄京。李一氓所谓的“迄今已百五十年，不为世所知”，略有些夸大其词，其实，在1962年，该书被前苏联汉学家里弗京（汉名李福清）发现于前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1963年2月12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故宫博物院联合主办“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纪念展览会”，当时的情形不允许也不可能使列藏本出现在展览会上。1964年第5期前苏联《亚非人民》杂志登载了前苏联两位汉学家里弗京和缅希科夫（汉名孟列夫）合撰的《长篇小说（红楼梦）的无名抄本》，顿时引起中国红学家的极其关注。1982年，台湾学者潘重规先行一步，在香港《明报月刊》上发表题为《列宁格勒藏本（红楼梦）考索》的文章。以上两文提到的《红楼梦》，名为《石头记》为妥。但真正跨出鉴定其版本价值和谈判影印出版这关键的一步的，是在1984年年末，这样算来，就是李一氓说的“迄今已百五十年”了。
1984年12月16日，受国务院、外交部、文化部的委派，在李一氓的直接领导和安排下，周汝昌、冯其庸、李侃三人成行，乘飞机前往前苏联鉴定列藏本的版本价值并与前苏联谈判争取取回胶卷合作出版事宜。冯其庸任组长。当时，周汝昌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红学专家，冯其庸为文化部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红学专家，李侃为中华书局总编辑。其实，在该年上半年，中国就把鉴定和谈判的日程提交给前苏联，而一直弄得有些“未有期”的悬念，拖到快年终了，就在于前苏联两位汉学家的断言在前，一旦鉴定出该书版本价值不够，苏方担心会见笑于国际学术界，所以，此行责任重大。
前苏联很重视这次行动。16日正午时分，三人在莫斯科机场受到了前苏联国家出版委员会委派的外事局副局长奥·李·别兹罗德内依、汉学家里弗京的欢迎与接待。同车路上，里弗京表示期待中方对列藏本的评价。次日夜半时分，前苏两位专员陪同中方三人乘列车赴往列宁格勒。快下午3点，终于见到列藏本，三人直看到5点天黑掌灯时。当晚，三人交换看法，统一观点，以便到时发表意见。19日下午3时10分，三人结束看书过程（前后阅读约5小时左右），冯其庸代表小组发言，明确肯定列藏本所用的是早期的一个好底本，抄定时间在乾嘉时期，值得影印，前苏联学者的发现与研究是具有贡献的。苏方很兴奋，很快直接谈妥合作出书事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