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来是在1970年8月初，夏收夏种正进行得热火朝天。那天我的任务是打稻。下午两点，本已是“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再加上踩了大半天的打稻机，腿酸得像要断，只是一种爱面子的信念逼着我，让我使出残存的所有力气而不肯松劲。这时，队长传过话来：公社的电动打稻机过来了！
公社的电动打稻机是用船上的柴油机发电，全公社轮流使用，每个生产队可以用三四个小时。当我把稻子放到这不用脚踩就会自己转动的机器上时，我想，什么时候，我们农民可以每天用上它呢？
面向黄土背朝天的种田人，早就有了用电的理想。那是1958年，人民公社刚建立，人们憧憬今后的美好日子，描绘的是“电灯电话，楼上楼下”，这里，电灯是放在第一位的。
回忆起来，我们北仑区最早有交流电是在1959年10月1日，也就是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国庆节。那天，新路水库的电站开始发电，大碶的“碶上墩”庆祝国庆的彩牌楼上，亮起了昏黄的电灯。它，不仅引来了层层围观的群众，更引起了人们对“电气化”的热切向往。
但是，新路水电站的200千瓦发电机，也只能够对付大碶镇的几盏电灯？所以，“电气化”离人们还是非常地遥远。我的姐夫曾经把瓦楞纸板挂在屋梁上，用一条绳子拉动着使空气流动，他戏称之为“电风扇”。我的二哥爱好无线电，他装半导体收音机时，焊接电路用的烙铁是用煤油灯加热的。而我在学校里上晚自修，教室上方挂着的是咝咝发响的两盏汽灯。
新安江水电站的建成，使我们对电有了盼头。1964年，读初二的我们，在老师的指导下为学校装起了电灯。因为当时连来电的消息都没有，所以当我们电工小组的师生把一间间办公室、一间间教室的电灯安装完毕后，甚至没法试一下线路是不是通了。
新安江的电正在一步步向我们走来。在我们用公社电动打稻机打稻的第二年，生产队的大田里终于竖起了水泥电线杆。记得我结婚的时候，队长允许我从队里拉了三天电，让我的新房明亮了三天！那时，我梦想着，当我的孩子上学时，能在电灯下做作业。果然，70年代中期，“电先生”走进了每家每户，电灯不再是城里人的专利。人们是多么珍惜这灿烂的光明，孩子读书写字开15瓦的灯，而半夜起来，就只用发出幽幽绿光的3瓦小灯管了。
土生土长的乡下人，都开始用起电器来了。70年代后期，结婚的新人一定要买来零配件安装一台落地式电扇，还要会摇头的，称为“摇控”；也一定要请木工打一个自制的音响，里面放上一个收音机、一个电唱机。当转动的塑料唱片放出《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一曲时，大家深深体会到，“电先生”的光临，真的使我们的生活充满了阳光。不是吗？在我二哥装出九寸黑白电视机后不久，大多数人家的屋顶上，都有了电视天线；在冰箱洗衣机也继续凭票买的年代里，宁波产的凤凰牌冰箱和新乐牌洗衣机，也陆续进入了千家万户。
改革开放、百废待兴，百姓生活要用电，百业生产更要用电。我们都还记得，从上世纪80年代起，用电量显得紧张了。许多单位自备了发电机，而专门用来应付停电的“逆变器”，成了畅销商品。百姓有时会抱怨，经常停电，这电器买了有什么用啊？可是抱怨归抱怨，买归买，家里的电器是越买越多、越买越高级，而停电却是越来越少见，不知从哪天起，除了故障、维修等原因，再不见停电了。
现在，生活中没有了电器，谁都会很不习惯。年轻人无法想象，从前，没有电冰箱的时候，年货是怎么存放的；没有油烟机的时候，厨房是怎么保洁的；没有电扇的时候，夏夜是怎么熬过的；没有空调的时候，严寒是怎么抵御的；没有电视的时候，一天是怎么打发的；没有电脑的时候，信息是怎么获取的。更难想象，没有电，剧院怎样演戏唱歌，饭店怎样开出晚宴，商贩怎样计量算价，医生怎样开刀手术……
今天，当我吃过用电磁炉做的菜和用电饭煲烧的饭，坐在空调下打开电脑敲击键盘时，我记起来，从大碶“碶上墩”彩牌楼上亮起第一盏电灯到今年国庆，“电先生”光临北仑已五十多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