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脚医生向阳花，人人见了人人夸。一根银针治百病，一颗红心暖天涯……”这，是20世纪70年代的电影《红雨》里的插曲。
赤脚医生，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这样的称呼也许比较陌生。但在当年的农村，那是知识与身份的象征。作为最基层的农村卫生室的医务人员，赤脚医生承担着为一个或更多村庄的农民祛除病痛的职责，他们的医术也许并不是很高明，却个个都是全能型，内科、外科、感冒、发热自不必说，触电的、溺水的、被蛇咬的也能施救，甚至还要学会应对妇科疾病。
说“赤脚”，其实并不是不穿鞋，而是指身份是农民。在当时为数不多的电影或连环画作品里，赤脚医生无论是男是女，都是帅帅的、形象高大的，就像插曲里歌颂的那个红雨。而实际上，赤脚医生也吃五谷杂粮，很平凡。起码，我们村里的赤脚医生就与电影里的对不上号。
当时村里的卫生室是两间平房，一间南北分开，前半间是门诊室兼输液室，放两张低矮的小床，后半间算是药库，另一间是主人的厨房兼卧室。赤脚医生是一个上了岁数的老头，白白的头发，高高的鼻梁，突出的眉骨里嵌着细细的眼睛，瘪瘪的嘴边留着密匝匝的胡须，看上去很像个外国老头。
那时候包括我在内的一群七八岁的小女孩，经常在卫生室门口玩，馋了，就向“外国老头”要润喉片吃。我们的喉咙都脆亮亮的，但那玩意儿甜，我们都把它当糖吃。“外国老头”好说话，先让我们帮他摘菜，或者同意让他密匝匝的胡须往我们的脸上乐呵呵地扎一下，这才从药架上拿出盛有润喉片的瓶子，倒一些出来，给每人分几颗。我们口含着润喉片一个劲地吸气，把整个嘴巴呵得一片清凉，幸福得要死。日子一长，我们都知道放润喉片的位置了，有时候只等那“外国老头”闪身进了药库，有的望风，有的就赶紧上架子找药，每每得逞。后来那“外国老头”看出了破绽，给我们使了一个坏，在原来放润喉片的位置，放了瓶外观和颜色差不多的、吃了又没后果的什么药，把我们个个搞得龇牙咧嘴的。几个小屁孩一边呸呸地直吐唾沫，一边悻悻地想那“外国老头”背地里肯定笑弯腰了。这样几次过后，我们几个都老实了很多。
后来，“外国老头”不幸中风，回了老家，赤脚医生就换了人。
这个赤脚医生很年轻，与我家同住一个墙门，高中毕业后到县卫生学校培训了一年半，结业后就回村当了医生。收入以生产队记工分代酬。他背一个印有白色“十”字的枣红箱子，里面装一副血压计和听诊器，还有钳子、药瓶子之类，每天走村串户，随手解决一些村民的头痛脑热、跌打损伤等病痛。双夏时，他更是头戴宽边大草帽，真正赤脚穿梭于田间地头，哪个农民中了暑或是手指被镰刀割破，都能在第一时间得到医治。村民们敬重他，都说他是村里的大知识分子，是大家的救命恩人。
墙门里有了个赤脚医生，就比过去热闹多了。因为毛病是不讲八小时工作制的，赤脚医生中午回家吃饭、晚上回家休息时总是有村民断断续续地上门求诊，以致他一顿饭总要好几次放下饭碗，有时碰到疮毒换药的，饭都没办法吃下去。但我们的赤脚医生总是笑吟吟的，不计较。
那时，我们仍然喜欢死皮赖脸地到他那儿讨润喉片吃，但一听说打针，我们就像老鼠见了猫一样逃之夭夭。他给小孩子打针很耐心，哄来哄去的，还给讲故事，有时甚至会送上一颗糖。待小孩注意力一分散，就利索地一针下去，等孩子“哇”地哭出声来，那针已经拔出来了。上当的次数多了，我们对他的戒备心理也就强了。那时每年都有各种各样的预防针要打，如果是在学校，奈何不得老师严厉的目光，只能乖乖就范。碰到放假在家打预防针，任务就落到了赤脚医生身上。这时候，小伙伴们就会商量集体“逃难”。有一次放假，又要打预防针，赤脚医生居然来了个“近水楼台先得月”，第一目标就是平时“哥啊、哥啊”喊他的我，我一见那阵势，夺门而逃，慌乱中竟然躲进了邻居家的猪圈，结果被赤脚医生大哥给逮个正着，毫不留情地往手臂上就是一针。
如今，医疗条件大为改善，农村医疗卫生网络也很健全，赤脚医生一词已经淡出了我们的生活。但当年赤脚医生那种救死扶伤的精神，已深深烙印在我的心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