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袍充满古典的灵性，内敛含蓄又妖娆多情。女人穿上它，便将中国几千年岁月积淀的隽永和优雅集中体现。旗袍从女人抒情的颈部出发，经过胸部、腰部和臀部的惊险情节，一路跌宕起伏，达到一个神圣的高潮，最终指向一条暧昧的缝隙，泄露出女人在旗袍包裹之下隐约着的温柔蚀骨。所以旗袍的出场，总是诱发中国男人无穷的想象力。
旗袍是华美女人艳丽的风情。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旧上海，在百乐门的跳舞场上，黄浦江畔的路灯下，常常有这样的女子闪过：烫发，描眉，勾眼，点唇，身着及膝或高衩的旗袍，织锦缎、洒花绸，朱红、翠绿、宝蓝、金黄……衣香鬓影，流光溢彩，营造出十里洋场的冷艳香凝和繁华，让人感觉亘古的忧伤和哀怨。不管经历多少沧桑岁月，旗袍的通透华彩始终长留天地人心。
旗袍又是寻常女子淡雅的风景。白夏布、丹士林布旗袍，少了繁复的手工和精致的装饰，透出的却是平和、温厚和安心。在黛瓦粉墙的小院里，青石铺就的小巷里，临河而筑的木桥旁，总有小家碧玉忙碌的倩影。如果让“五四”女学生在蓝布旗袍上再围上一条长垂于胸的围巾，其端庄、朴素的书卷气，就伴随着意气风发的热情呈现在我们面前。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这是张爱玲在《天才梦》中给生命的隐喻。那惊世骇俗的比喻，在她的衣着上有着同样的诠释，以至成了无数小资们津津乐道的语言。
张爱玲一直轻盈地漫步在自己的旗袍世界里，用她清冷的眼光瞟视着世俗。当爱情来到身边时候，一向喜爱深绿、紫色的张爱玲也如艳丽的女子般穿起了桃红色的衣裳。胡兰成在《今生今世·民国女子》里有这样一段话：“一日午后好天气，两人同去附近马路上走走。爱玲穿一件桃红单旗袍，我说好看，她道：‘桃红的颜色闻得见香气’……”
旗袍是张爱玲眼中女人生命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痕迹，就像种子一生会经过开花、结果。她笔下穿旗袍的人物往往是唯美的，就像毕加索的画，是一种凄婉哀怨的唯美。而她自己更像绽放在20世纪40年代上海沦陷区废墟上令人目眩的红罂粟，是民国时代临水照花人物，是沦落悲凉的最后的贵族。
“束身旗袍，流苏披肩，阴暗的花纹里透着阴霾”。这是张爱玲笔下的上海女人。美丽的女人，低绾的云髻，素手上温润沁透的碧玉镯，耳畔轻轻摇曳的珠坠，配一双精致的绣花凉鞋，在心情淡雅的日子里，穿上适意的旗袍，走在秋日的清风中。此时，旗袍的下摆垂在脚背上，风不经意地拂过，让陪伴身边的男子怦然心动。他们就这样徜徉在古典中，如同细小洁白的栀子花香飘在繁华浓艳的上海滩；或是帷幔低垂的绣床边，烛影摇红的纱灯中，檀香扇散发丝丝缕缕的香味，坐在古朴藤椅上的对镜女子轻绾青丝长发，柔点朱唇，淡施胭脂……低眉敛目间恍恍然演绎出了一幅古代仕女图。此时的旗袍，将女人的心思、故事连同这个时代、这个城市系在了一起。
当旗袍遇到张曼玉，60年代的香港恍惚之间移了魂，旗袍的“花样年华”在另一个时空再度绽放成妩媚的烟火。影片中张曼玉或高贵典雅，或哀怨娇媚，一袭旗袍被她穿出了百样风情千种情调，旧上海的轻歌浅笑迷离如梦，剪不断，理还乱，都在不经意的举手投足间流露出从容淡定，让现代女子无一不被她那雾似的眼神所飘湿。岁月的风尘，没能锁住旗袍的魅惑，几经沉浮，又在怀旧的女人心头一丝丝地复苏。
穿旗袍会让人感到线条的美，一个女人若能穿出旗袍真正的意韵，穿出摄人心魂的魅惑，须得有标准的“东方身材”：修长的腿，细溜滑腻的肩，盈手可握的小细腰，胸部丰满，凹凸有致。因此，并不是每个女人都能将旗袍穿出玲珑剔透温婉雅致。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午后，阳光慵懒的幽深小巷，一袭旗袍的背影摇曳生姿地印在长满苔藓的墙壁上，恍惚中有丁香一般的女子从小巷幽然飘过。蓦然回首间却让人心情颤抖：女子腋下的赘肉勇敢地澎湃，瞬间把别人的审美情绪淹没，活生生糟蹋了旗袍的那份活色生香。
旗袍是狭隘的时装，就像显影药水，会把女人的缺点无尽地放大：胖了，像一包脱脂棉；瘦了，单薄得失去风韵；矮了，显出腰眼下坠感。甚至对脖颈都比较苛求，唯其颀长，方显贵族味。它的残忍，让许多女人望而生畏，也让聪明的女人胆战心惊。但却也有很多女人拿出拼死吃河豚的勇气，蹂躏它的美丽。
今天，当旗袍淹没在大大小小酒店的服务员身上，象征美丽的旗袍已成为一种流俗在城市里沦落：旗袍的衩越开越高，高到几近乍泄春光；旗袍的配饰越发低劣，猩红的指甲，拖沓的凉鞋；旗袍的去处越发悲情，穿梭于碗碟间，徘徊于夜色中，搔首弄姿于妖冶下。它标志着一个女子婉约历史的终结，令张爱玲长叹，教张曼玉短吁。
现在的旗袍长满了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