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实解决地方政府履行社会管理职能的内部问题
1.按大部门体制调整政府机构设置
地方各级政府的机构设置要按照大部门体制进行调整，就是在政府的部门设置中，将那些职能相近、业务范围趋同的事项相对集中，由一个部门统一管理，最大限度地避免政府职能交叉或多头管理，从而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从2001年开始，农村税费改革在全国各地陆续展开试点工作，并取得阶段性成果。为适应和巩固农村税费改革的要求和成果，撤乡并镇、精简和规范设置乡镇机构的工作在全国各地陆续展开。从目前各地乡镇机构改革实践看，镇政府的机构设置主要实行综合性办公室制，即镇政府的职能部门由若干个办公室组成。一般设有党政办公室、经济发展办公室、社会事务办公室等其他办公室。党政综合办公室主要承担党委、人大、政府交办的各项日常工作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社会稳定、统计、工青妇及各部门、各方面的综合协调工作，督促检查有关工作的落实。经济发展办公室主要承担工业、农业、林业、水利和第三产业发展规划、招商引资、安全生产、公有资产管理等工作，协调与经济发展相关的其他工作。社会事务办公室主要承担人口与计划生育、交通管理、国土资源管理、村镇规划建设、环保、民政优抚、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科教文卫、民族宗教等工作，协调与社会事务相关的其他工作。
与上级政府机关相比，镇政府没有设置那么多的业务部门和机构，在广东，管辖范围和人口规模一般的镇只设有5～8个综合性办事机构，大型镇的机构设置数在10个左右，对辖区内的社会公共事务实行综合管理。为解决基层政府几个综合部门疲于应付“上面千条线”的局面，县级政府部门机构设置应切实按照大部门体制要求进行调整，以使上下机构设置基本相适应。这样可以强化责任落实，行政效率也会得到相应提高，避免形成“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局面。
2.明晰县（区）镇、镇村之间的权责关系
（1）明晰县（区）镇之间的关系。为了使县（区）镇两级之间的协调配合真正实现高效率，就必须理顺镇一级与县（区）一级的权责分工，对于已经赋予的责任，申请与之相对应的权力，把该履行的职责履行好，做好分内之事。通过制度化的方式保障县（区）镇之间的职责分工。针对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可在不违背现行法律的前提下，制定相应的制度规章，对县（区）镇之间的职权问题作出详细规定，形成上下配套、结构合理的制度体系，为各个部门更好地开展工作提供制度保障。积极探索委托执法、联合执法。现行法律法规明确赋予镇政府行政执法的职责，涉及三个领域：公共安全监管领域，主要是企业安全生产管理、销售与燃放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安全、机械使用安全等；市场秩序监管领域，主要是食品卫生、药品监管等；人口资源监管领域，主要是村镇规划建设管理、殡葬管理、人口和计划生育管理、环境保护、检疫监管等。在执法过程中，可以申请赋予镇政府相关部门受委托的执法职权，实现权责对等，同时也要对镇级受托行政执法主体的执法范围、执法权限以及执法方式进行严格的规范限定。由于镇一级是受托执法主体，其执法职权只限定于行政检查权、违法行为制止权、部分行政处罚权（指行政警告权和小额的行政罚款权）。此外，还必须规范受托执法责任，受托镇政府超越委托权限和范围行使行政执法权而产生的法律后果，由镇政府承担。
（2）明晰镇村之间的关系。加强制度建设。《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镇政府有权指导村委会的工作，但未对镇政府的这一职能权限的范围和内容作出明确具体的法律规定，致使目前各地镇政府与村委会的关系不是指导关系，而是领导关系。这种状况既影响镇政府社会管理职能作用的发挥，也使村委会不能充分发挥自治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的这一规定进行细化，制定详细而缜密的实施细则。对村民委员会的组织结构进行创新。从法律规定上看，村民委员会是村民会议或代表会议的执行机构，因此，村民委员会的组织结构是单纯执行性结构。这种单纯执行性的组织结构承担着法理上的双重功能，即自治功能和行政功能。从现实看，村民委员会的单纯执行性结构无法解决自治功能与行政功能相冲突的问题。为实现村民委员会的自治功能，有必要对村民委员会的组织结构进行创新，即建立“议事分设”的决策层和执行层分开的组织体制。村民委员会的议事决策层体现村民委员会对村务的民主自治，而村民委员会的执行层体现政府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即村民委员会对政务的落实。构造村民委员会和基层政府的合作契约关系，通过双方民主协商签订有关社区公共事务管理的契约合同，双方按照契约合同行事，从而改变基层政府职能的实现方式。
3.理顺政府部门间的关系
指挥统一是行政管理的基本原则。它要求行政机构的结构要完整严谨，合理分配职责，把同类业务、同类性质的行政活动划归到同一部门中去。如果同类性质的行政活动由几个部门分管，势必出现职权分割、职责混乱、事权冲突、互相推诿等弊端。理顺行政机构中横向部门之间关系的路径有：明确分工，职能定位，使其各司其职。建章立制，规范行为，使各部门有章可循，依章管理。完善协调机制，以便及时处理职责交叉问题。具体的协调模式有：会议协调、设立委员会协调、牵头部门协调。精简与调整机构设置。
4.充实基层管理人员
针对乡镇干部反映的人手不足问题，在现行严格控编的情况下，乡镇政府可以因地制宜，根据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招聘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人员，在保证人人有事做的同时，做到工作效率最优。同时，应鼓励和引导社会公众以多种形式参与社会管理和服务，大力倡导志愿者参与公益事业和社区服务，探索通过一些正式组织（如共青团组织等），把企业、社会志愿组织等组织起来，形成一个服务网络。此外，乡镇政府还可探索转变政府的管理与服务方式，通过委托、政府购买、业务外包等方式，更加有效地开展社会管理工作。最后，可以选聘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任职，这也是国家的重要政策之一。
5.建立经费保障机制
将财政预算与产出结果挂钩。即政府应讲究工作的实际效果，以结果为本，对政府各部门业绩的衡量重在结果而非投入项目的多少。为有效进行业绩测量，政府有必要实行按业绩付酬、按业绩进行管理、按效果作预算的制度和方法。逐步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按人头拨付经费，转变为按业绩、工作效果和质量拨付经费。明确界定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社会管理事权与财权，做到权责一致，财权与事权相匹配。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将更多的财政资金投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建立可持续的财政支持体系。建立规范化、法制化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高基层政府社会管理的财力保障水平。在政府采购方面，制定出台相关的规章办法，促进政府采购工作的规范化管理。
（二）探寻地方政府有效治理社会管理问题的路径
1.统筹编制城乡规划，推动城乡协调发展
地方各级政府应严格按照《城乡规划法》的规定和要求统筹编制城乡规划，并严格落实，维护规划的权威性。遵循制定和实施城乡规划的原则，即应遵循城乡统筹、合理布局、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和先规划后建设的原则，改善生态环境，促进资源、能源节约和综合利用，保护耕地等自然资源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持地方特色、民族特色和传统风貌，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并符合区域人口发展、国防建设、防灾减灾和公共卫生、公共安全的需要。注重城市规划与乡村规划相互衔接。城市规划应当与周边乡村发展相协调，体现城市建设对农村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乡村规划应当从乡村实际出发，尊重村民意愿，体现地方特色，同时应当与城市的建设和发展相衔接。科学组织实施城乡规划。地方各级政府应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量力而行，尊重群众意愿，有计划、分步骤地组织实施城乡规划。定期开展评估。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定期对规划实施情况进行评估，并采取论证会、听证会或者其他方式征求公众意见。建立健全规划监管机制，如规划行政层级监督制度、规划公众参与制度、规划管理行政追究制度和行政纠错制度等。
2.加大环境综合治理力度，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1）加强规模化畜禽养殖、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等污染治理。2010年公布的全国第一次污染源普查数据显示，2007年，我国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专业户）的畜禽粪便产生量为2.43亿吨，尿液产生量为1.63亿吨，已居农业污染源之首，且已成为部分水体水质恶化的重要污染源，严重影响村镇人居环境和人体健康。因此，应积极探索畜禽生态与健康养殖的路子，努力转变畜禽养殖业发展方式。在继续引导推广“养殖—沼气—种植”生态模式的同时，应进一步加强“高位床—液泡粪—环境控制”健康养殖模式的研究及推广应用。近年来，汕头市在这方面作了积极探索。据报道，以德兴种养实业有限公司为代表的生猪规模化养殖企业利用国家项目扶持资金和企业自筹资金，以该模式进行改造，新建猪舍，总面积超过5万平方米。通过设计建造现代化猪舍，采用智能电子感应温控系统控制猪舍温度和空气质量，配套大型沼气工程，实现排放物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处理以及提升猪群健康水平和生产水平效能，取得显著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2）加大持久性有机物、危险废物、危险化学品污染防治力度，开展受污染场地、土壤、水体等污染治理与修复试点示范。
（3）加强环境监管。健全环保政策制度保证体系。如着手开展《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条例》和《土壤环境保护法》两部法律法规的立法工作；完善环保政策，如完善“以奖促治”、“以创促治”、“以减促治”和“以考促治”的政策规定。加大环境执法力度。实行严格的环保准入，依法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强化城镇向农村产业转移承接的环境监管。建立和落实环保责任制。严格落实环保目标责任制，强化总量控制指标考核，健全重大环境事件和污染事故责任追究制度。
（4）积极探索农村环保新道路。建立农村环境保护机构。对于经济较发达、工业企业较集中、人口较多、环境监管任务较重的乡镇单独设立环境保护机构；对于中西部偏僻山区的乡镇以及小流域范围乡镇分片设立环境保护机构，对地理空间相连的几个乡镇进行统一的环境管理。增加人事编制，加大建立农村环境保护机构的调研和支持力度。结合政府机构改革，研究出台农村基层环境保护机构建设的指导性意见，对全国乡镇环境机构建设作出规划和部署。充分发挥村民自治组织的作用，动员村民参与乡村环境保护。构建多元资金保障体系。加大农村环境治理的财政投入，鼓励村镇自筹资金，实行市场化运作，引入社会资金。
3.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人共享基本生活权利
一个社会必须有健全、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以保证其成员都能享受到最基本的生活权利。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是地方政府的基本职责之一。地方政府要面对人口老龄化、乡村城镇化、劳动力就业方式多样化的现实，逐步建立与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相衔接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筹集资金，加强监管。多渠道筹集社会保障基金，确保社会保险基金保值增值。建立和完善各类保障制度。主要是养老、失业、工伤、医疗、生育保险制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适应农民工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医疗救助制度，涉及城市低保、农村“五保户”供养、特困户救助、灾民救助、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等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障制度，住房保障制度等。发展社会福利事业。发展以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为重点的社会福利。发展老龄事业，开展多种形式的老龄服务，形成以城镇敬老院为核心、村（居）老年人服务活动中心为补充的设施网络。完善优抚安置政策，做好对残疾军人、烈士家属、现役军人家属的优抚安置工作。发展慈善事业，完善社会捐赠免税减税政策，增强全社会的慈善意识。
4.全面持续发展文教事业
（1）地方政府领导要转变观念。长期以来，一些地方政府领导“重经济，轻文化教育”的思想比较严重，把解决“三农”问题简化为“抓票票”，把“经济中心”变成了“唯一”，变成了“全部”，这是导致农村文化教育发展相对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要全面持续地发展农村文化教育，首先要转变地方政府领导的思想观念，由轻文化教育向重文化教育转变，由无所为向有所为转变。
（2）制定和落实文化教育投入政策，制定鼓励社会办文化教育、多方位增加农村文化教育投入的政策，形成以政府为主、以社会为辅的多元投资体系。
（3）加强文教基础设施建设管理。一方面要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硬件”设施，如影剧院、图书馆、博物馆、文化广场（中心）、农家书屋、校舍和教学辅助设施等，不断满足大众求乐、求知和求健康的需求；另一方面要经营管理好公共文化教育基础设施，使这些设施得到有效利用和切实保护，坚决制止破坏和损害农村公共文化教育设施的行为，通过强化管理使农村文化教育设施进入制度化、规范化管理的轨道。
（4）着力抓好队伍建设。将有志于农村、热爱农村文化教育事业、有文化教育技能的青年人充实到农村文化教育队伍中来。积极推进文化教育用人管理体制改革，改革人员分配方式，实行合同聘用制。乡镇文化站、文化馆应充分发挥自身职能，加大对村级文化室人员的辅导和培训，尽快培养一批农村文化骨干队伍。通过培训和交流提高农村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
5.创新信访工作机制，妥善处理社会矛盾
（1）健全和落实信访工作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落实初次信访的“首问责任制”、“首办责任制”。在群众信访问题产生的初始阶段解决好信访问题，避免造成群众越级信访或重复信访，控制信访变量。鼓励群众网上信访，实行好领导接待日和领导下访制度，畅通反映问题与解决问题的“双向渠道”，使群众的信访问题在刚产生时就能得到就地、就近、及时的解决，提高初次信访的办结率和群众满意率。强化领导包案和责任追究，着力解决疑难信访问题，减少信访存量。经常性地对本地区存在的疑难信访问题进行专项排查调处制，对重复赴省进京上访及缠访、闹访不息的重大疑难信访问题实行领导包案调处，按照“包协调、包督办、包落实、包稳控”的要求，抓好疑难信访问题的处理，克服包案不办案、“挂帅不出征”等现象。对因严重失职、渎职损害群众利益，因处理不及时、措施不得力、方法不妥当或重大信访问题失察，致使矛盾激化导致恶性事件发生，造成重大政治影响等的责任人，信访部门要及时向政府报告，对其要进行严肃的责任追究。
（2）完善矛盾纠纷排查机制。排查是通过调查、检查等方式，掌握各种社会矛盾纠纷的活动，其目的是获取社会矛盾纠纷的情报信息。基层信访部门矛盾纠纷的排查范围是本地区、各单位各种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社会矛盾纠纷，应做到乡（镇）、社区（街道、村）层层把关，视角尽可能细微，以发现问题隐患，这一点可以借鉴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的做法。为了在短时间内在尽可能低的层面上和尽可能小的范围内发现矛盾，桃源街道利用自身的数字化、信息化优势，设置了数字化“一格三员”和“三室一站”管理机制。“一格三员”机制是指桃源街道将辖区划分为113个网格，网格与网格之间实行无缝隙对接，每一网格配备2名社区工作站的工作人员和1个办事处的责任科室（执法队、办、站），即1名社区工作站在编人员、1名综合协管员、1个办事处挂点科室（执法队、办、站），分别担任网格管理员、网格协管员、网格督导员。网格三员根据任务分工，对网格内的各种信息和事件进行排查登记、隐患上报、调解整治和追踪落实。网格人员在排查各类纠纷隐患时，要做到发现一宗解决一宗，并通过南山区社区综合业务管理系统上报，同时做好前期稳控工作，确保矛盾不升级，问题不扩大。在“一格三员”基础上，桃源街道又创建了社区“三室一站”工作平台。“三室一站”（即社区值班室、人民调解室、信访接待室、法律工作站）矛盾纠纷调处平台，在民意收集方面起到了显著作用。
（3）推行信访代理机制。针对弱势群体或信访者自我保护意识不强、不熟悉国家有关政策、不善于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情况，各群众团体组织、村（居）委会、律师等可以接受当事人委托，代表当事人到有关单位联系、落实信访事项，做信访者的代理人。北京市崇文区的“信访代理”模式就是这项信访机制推行过程中的典范。崇文区信访代理机制分为区领导代理，街道、委办局代理，社区代理三个层级。区领导重点解决疑难矛盾纠纷，委办局、街道专门解决突发事件，社区及时解决身边小事，全区86个社区全部设立信访代理站，群众信访不出社区，让“群众动嘴，干部跑腿”。该项工作实施以来，崇文区86个社区信访代理站代理办结信访事项3348件，2009年全区各单位共代理信访事项1579件，办结率达87%，来访件次同比下降58%，成效显著。信访代理机制与矛盾纠纷排查机制的不同就在于，前者是从上至下的排纷机制，后者是从下至上的诉求机制，两者在畅通信访渠道方面起到了上下呼应的作用，协同化解基层纠纷。
（4）建立健全矛盾纠纷联调机制。信访案件所反映的问题涉及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接访人不可能单一地按照行政处理方式去解决，必须综合考虑，按分级负责、归口调处的要求分类解决。针对基层信访部门“责重权轻”的问题，可以探索实行“一套班子，多块牌子”的工作模式，实现多部门联合办公“会诊”，即信访办、综治办、司法所和人民调解委员会等职能由一套人员班子承担，建立综治信访维稳中心，赋予其任务分流指派权、指挥调度权、工作进展检查督办权、责任倒查问责权和“一票否决”建议权。推行信息化管理，横向与职能部门数据交换、资源共享，纵向上下延伸到村（居）、县、市和省，形成“一个中心、五级平台、上下互动、联网互通”的格局。综治信访维稳中心由各职能部门派驻人员当值，实现集中办公，这实际上使得信访办具备了处理问题的能力。对群众来访，实行统一受理、统一分流、统一协调、统一督办、统一归档，综合运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等方法进行疏导化解，努力把各种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内部、化解在萌芽状态。另外，汕头市澄海区溪南镇司法所“围绕一个中心，通过两项延伸，注重三个结合，加强四项措施，聘请‘五老’参与”的做法，对推动基层民主与法制建设、维护社会稳定很有借鉴意义。
（5）完善律师参与信访工作机制。法治化进程是渐进的，信访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也必将伴随着法制的本土化前行。信访工作机制的不断完善与诉讼机制、人民调解以及社会治理改革等方面息息相关。为此，基层信访部门可以邀请司法部门派律师设点办公，聘其担任信访法律顾问，并参与涉法信访案件的处理；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涉法信访案件及时提供法律援助；对重大疑难涉法信访案件提出司法建议，以利于有关部门及时解决。
6.扎实开展计生工作，实现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1）强化计生宣传，转变人们的传宗接代和养儿防老观念。传宗接代和养儿防老观念一直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育观念，在农村这种观念影响更强。在宗族观念较为浓厚的潮汕地区，生男孩、生更多的男孩，不仅是一个思想观念问题，更多地表现为现实的选择。按他们的话说，就是不能绝后，要保持香火的延续，否则就会被街坊邻居看不起，骂作“绝户头”。在民间流传的一些活动仪式，更是强化了这种观念。如潮汕一些地方流行的“赛大猪”活动（“赛大猪”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六个字：“出丁头、摆大猪”，即互相攀比谁家人丁兴旺、身体好）无形中又在一定程度上更加强化和固化了人们要生男孩、生更多男孩的信念，因而超生情况屡禁不止，要想改变几千年延续下来的传统生育观着实不易。正因为如此，就必须坚持不懈地以农民喜闻乐见的方式向农民群众宣传新的生育观念、新的生育文化，使之形成新的生育理念。与此同时，政府部门还要向他们展示实行计划生育给他们带来荣誉、补偿、优惠等切实的利益，使他们有所得、有所乐、有所依；让他们对政府的服务性管理的一面有所认识，从而理解、配合政府部门的管理。
（2）逐步解决农民的养老之忧。地方政府对镇、村的敬老院、养老院，要从设施、人员和基金等方面予以配套、完善和加强，充分发挥敬老院、养老院的社会养老和服务功能，吸引更多的老年人进入“两院”安度晚年。与此同时，还要逐步建立农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从经济上、制度上保证养老制度的实施。
（3）建立和完善利益导向机制。建立健全对农村计划生育家庭激励扶助制度。要实施“少生快富”工程，把奖、优、补等优惠政策落到实处，如对计划生育模范户、独生子女户、双女户的医疗费减免、子女学杂费减免及贷款优先、扶贫优先等。完善保障机制。政府应尽快建立起计划生育公益金，对实施计划生育模范户、独生子女户、双女户及其子女提供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真正使他们在经济上有优惠、政治上有地位、生活上有保障，这样才能使计划生育变为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并乐于参与计划生育自治工作。
（4）加强流动人口计生工作服务管理。把流动人口计生服务管理工作列为“两无”活动的重中之重，思想上提高认识，行动上加强力度。着力建立起长效的管理机制，加大清理清查力度，开展经常性的管理工作。重点抓好居住半年以上出生人群的排查监控，抓好流动人口育龄妇女查环查孕和长效节育措施的落实工作。
7.强化社会治安管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1）强化地方政府治安管理行为。
转变治安管理模式。实践表明，被动的应急式治安管理模式效果有限，建构雷厉风行的治安管理模式势在必行。针对突出的“两抢”案件，地方政府要以地区稳定为宗旨，以预防和打击为手段，以严厉而快速的打击为原则，以地方公安局110指挥中心为核心指挥力量，常态化地从“点—线—面”上布控户外警力，构建快速“接警—联络—集结—围捕”的治安管理模式。
强化管理原则。一是“积极主动”原则。地方各级政府的治安管理职能部门，要改变以往消极被动的治安管理作风，对于事前预防、事中出击以及事后侦查等治安管理工作都应积极展开，恪守职责，切切实实维护地方稳定。二是“高效快捷”原则。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案件要快速予以查处解决，对群众的报警要迅速回应、积极行动，提高破案率。简化“两抢”案件的立案程序，降低立案标准，做到从报警到出警整个过程的方便快捷，为及时围捕犯罪分子、侦破案件赢得时间，切实维护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三是“严防严打”的原则。坚持以防范、管理、服务为主，积极排查治安隐患，充分发挥治安防控体系，积极鼓励群防群治。坚持严厉打击的原则，对重犯、恶犯从重惩处。
提升管理策略。一是技术上应以人防为主、技防为辅，人防与技防相结合。人防方面应做到：增强户外巡警；增加农村公安派出所数量；加强派出所基础建设；加强乡村治保会的建设；加强村（居）调解组织的建设；建设农村社区，建设农村社区警务；建立农村治安情报信息网络，积极对治安情报信息进行研判，将群体性事件等乡村矛盾纠纷及时消除在萌芽状态，防止矛盾激化和事态的扩大。技防方面应做到：充分发挥科技防控的作用，以区内交通要道出入口、市际交界处、镇际交界处、村际交界处为重点，布控治安监控系统。同时在各个村（居）设置适量的电子报警器，应该特派专员负责实时监控工作，才能真正收到技防工程建设的实效。二是时空上应讲究重点和针对性。即有重点地进行打防，有针对性地开展治安管理与整治活动，时间上考虑重点时段，空间上考虑重点地域。
（2）缓解基层政府组织压力。
调整组织目标。基层政府应以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为首要目标，把经济发展放在第二位，提高基层维稳意识，深刻认识治安管理工作对地区发展的长远作用。政府和执政党是公共秩序构建的主导力量，基层政府作为国家政权体系的底端，有职责维护好地方安定。尤其是基层公安机关应当发挥农村维稳的主力军作用，从思想上高度重视农村治安管理工作，把治安工作当作首要责任来抓，扎扎实实开展农村治安的防范和整治工作。
增强组织财力。以粤东潮南区为例。一是动员海内外乡亲筹集公益资金。发挥侨乡独特的优势和乡村族群关系优势，培植财源，筹集公益资金，保障治安经费。二是加强维稳资金管理，确保维稳资金专款专用，做到维稳财政的公开化、透明化管理，使维稳资金不被贪污挪用，让群众捐得放心、积极。三是兼顾发展地方经济。
重塑组织威信。一是打造责任型基层政府。建构责任型政府是对国内外一系列复杂环境的应对，也是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提高政府管理能力和水平的必然要求。现阶段，我国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发展结构失衡，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脱节，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不和谐：人民内部的利益矛盾错综复杂，人口、就业、社会治安问题突出，诸多的社会不和谐现象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与基层政府的责任缺失有关。因此，基层政府应切实负起社会管理的责任，不能将其简单地推给市场与社会，切实负起维护公平正义、调解利益冲突、实施社会管理、维护社会稳定的责任，同时对其公共政策和行政行为的后果负责。二是打造服务型基层政府。服务型政府是在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理念指导下，在整个社会民主秩序的框架下，通过法定程序，按照公民意志组建起来的以“为公民服务”为宗旨并承担服务责任的政府，是21世纪中国政府改革的目标选择。三是打造回应型基层政府。美国学者格罗弗·斯塔林认为，回应是指一个组织对公众提出的政策变化这一要求作出的迅速反应。对政府而言，是对公众所提要求作出超出一般反应的行为，而且更强调主动积极地回应，而不仅是消极被动地回应。其本质在于对社会需求与公民诉求的回应，对经济发展和制度环境变迁中出现的不协调因素加以协调与整合，主动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主要目的在于维护公共利益、促进社会公正。四是打造高效型基层政府。高效的基层政府，应该是“高效率+高效益”的高效能基层政府。
（3）提升组织文化。
就粤东潮南区来看，潮南区地方政府必须提升自身的文化环境质量，还要与村民一起努力提升当地的人文环境质量。
提升组织内部的文化环境质量。一是提高基层干部的文化水平。为了地区长远发展，当地政府应当秉承公开公正原则，面向社会公开招录文化素质优秀的人才到当地基层任职。二是提高基层干部的道德素养。基层干部的道德素养是执政的基石，潮南区地方政府应吸取当地优秀的文化精神，提高自身的道德素养；同时进一步发扬基层政府严格、公正、文明的工作作风。三是提高基层干部的专业素养。潮南区地方政府应该提高干部队伍的专业素养，从理论到实践，加强职业培训，提高责任感和使命感。
提升组织外部的人文环境质量。广大人民群众要提高自身的文化水平和思想道德素质，严格控制计划生育，坚持少生、优生、优育，改变以往“多子兴隆”的落后观念；剔除排外思想，坚决走正道致富之路；积极提高自身法制意识。
8.不断提升城市社会管理水平，促进城市和谐
（1）管住出租屋，管好流动人口，确保社会稳定和谐。管住出租屋，管好流动人口，事关社会稳定和谐。广州市的一项数据表明：85%的刑事案件是流动人员所为，这些犯罪嫌疑人落网前，80%以上曾在出租屋落脚，流动人口聚居区是各类案件的高发地带。因此，管理流动人口与管理出租屋密不可分，可以说，管理流动人口的关键在于管好出租屋。根据一些城镇的做法，一是设立管理服务机构，如在城镇、街道成立出租屋管理服务中心，在村（居）设立出租屋管理服务站，按一定标准配备出租屋管理员。服务中心和服务站除了做好辖区内出租及租住人员的管理、监督、检查工作外，还要接受公安部门、房管部门、地税部门、计生部门和消防部门的委托，开展全方位的综合管理。二是发动群众参与出租屋管理，实施旅业式管理，让房东承担起相应的管理责任。三是制定房屋租赁管理规定，明确房屋不得出租的情形和房屋租赁当事人应当履行的义务和遵守的规定。四是定期开展整治工作，主要整治出租屋消防安全隐患、出租屋结构安全隐患、出租屋产权关系、违法建设出租屋行为及违法租赁行为。实践表明，对出租屋实施综合管理很有成效，值得推广。
（2）强力推进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确保社会平安。安全生产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关系到社会的和谐安定大局。因此，需要努力构建“政府统一领导、部门依法监管、村（居）属地管理、企业全面负责、群众监督参与、社会广泛支持”的安全生产管理工作格局。具体来说，要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强化大众安全意识。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和经常化、制度化的安全教育培训，倡导和建立“以人为本、安全第一”的大众安全文化。强化安全生产监管系统自身建设。搞好安全生产监管队伍建设，提高安全监管人员的业务水平和执法水平；改善安监部门执法装备；建立健全安全生产信息化管理体系，增强安全生产监控和事故处理能力。开展专项整治，消除事故隐患，减少或避免事故多发领域重、特大事故的发生。建立健全应急救援预案。指导和督促生产经营单位建立健全应急救援预案，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
（3）完善城市危机管理体系，有效应对各种风险。建立城市危机管理指挥系统。在整个应急管理体系中，指挥系统处于“神经中枢”地位，它是一个常设机构，是使应急管理体系得以正常运作的领导、组织和管理机构。它主要由市长、应急管理委员会、应急指挥中心和各职能部门组成。构建城市应急信息管理系统。城市应急信息管理系统，是指在现代化网络通信技术基础上，通过建立统一的、法定的技术规范、数据标准、数据交换格式，制定相应的制度和管理办法，实现国内外、政府间、政府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其任务在于适时、适度地发布警情和公示，让居民获取有益、可信、清晰、及时、有权威和具有安定效力的信息。建立城市应急管理法律体系。我国已有《防洪法》《防震减灾法》《传染病防治法》《消防法》《气象法》等单体法律，但还没有专门的城市应急管理法律。因此，加强对城市应急管理的立法，进而形成城市应急管理法律体系应是当务之急。必须通过制定专门法律来规范和明示政府、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新闻媒体、市民在危机应对过程中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形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责任共担机制。
（4）创新城市社会管理模式，实施网格化管理。网格化管理是指在构建“和谐社会”的管理理念下，在以政府为核心的多元化的城市管理主体的参与下，建立在数字技术基础上的，借用网格概念，将管理空间细化，实现管理对象的精确定位、管理资源的全面整合、管理全过程的有效控制的一种管理手段。近年来，城市社会管理已经形成网格化和精细化的大趋势。从部分城市的实践操作来看，网格化管理模式有三个基本的要素：要依托信息技术，有一个科学设置的管理网格，也就是能够把一定的管理区域划分为若干个管理单元，把单元内的公共部件、社会事务等统一编码，建成数据库，构建清晰而全面的管理基础；要有一个灵敏、高效的指挥中心，能负责信息的收集、传递，问题的处理、反馈；要建立一个保障、监管、协调机制，把相关的职能部门或服务资源有效地组织起来，使其职能充分发挥出来。下面以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办的探索为例加以说明。
经过多年探索，桃源街道创建了如下社会管理系统：该系统以街道党工委为组织核心，以数字化“一格三员”为布局基础，以总值班室为指挥中枢，共由八个子系统组成。这八个子系统分别是：作为构成元素的人口与地理信息子系统；和谐社区建设子系统；和谐企业建设子系统；重点进行社会管理正面工作的社会服务子系统；安全生产子系统；重点进行负面问题处理工作的综合执法子系统；应急处理子系统；综治信访维稳子系统。这八个子系统之间构成社会管理严密的内在逻辑，紧密地结合起来，形成桃源街道社会管理系统总体框架。桃源街道社会管理系统的具体职能分工如下：
街道党工委：它是街道社会管理的组织核心，通过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全面引领街道社会管理工作的创新。
数字化“一格三员”：它是街道社会管理系统的布局基础，即根据辖区内的居住人口状况、出租屋（间）套数、社区管理工作难易程度等情况，按照权责明确、任务均衡、全面覆盖的原则，将辖区划分为若干网格管理区，每个网格配备3名人员（网格管理员、网格协管员、网格督导员），其中网格管理员为网格负责人。街道办分别指定分管领导挂点各个社区，负责“一格三员”反映的问题。所有分管领导由街道办主任统一指挥。每个网格内3名工作人员的工作内容具有综合性，包括：采集各类基础信息（如出租屋、计生、安全生产、综治维稳、劳动保障等信息），排查各类矛盾纠纷和问题隐患（如涉及劳动关系、房屋租赁、房地产、物业管理、城市建设等方面的纠纷，涉及治安、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城管、生态环境、城市“六乱”、综合执法等方面的问题），协助街道职能科室（执法队、办、站）化解各类不和谐因素。
总值班室：它是街道社会管理系统的指挥中枢，主要负责实施各类信息、指令的上传下达、跟踪掌握事件处理情况、及时向街道领导和上级相关部门提供事件进展情况等信息。它既是街道各类信息（如人口与地理、社区与企业、安全生产、综合执法、应急处理、综治维稳等信息）的汇集处，又是各种信息、命令的发布处，它把各个科室的工作衔接起来，实现资源整合，进而实行整体性治理。总值班室实行值班制，设置值班领导、值班科长、值班室主任和8名值班员，24小时值班。街道党工委赋予总值班室代表党工委指挥调度街道一切行政资源的权力，街道所属任何单位、个人必须无条件服从，保证总值班室的高效运作。
人口与地理信息子系统：该系统收集人口信息与地理信息，实现对社区人口信息管理的整合。通过地理信息模块可以查看、检索地理信息（包括辖区地图、社区信息、楼栋信息）、人口信息（包括人员信息、户籍信息、家庭信息）、维稳信息（包括社区管理人员、调处可依靠人员、重点关注人群、街道应急队伍），为指挥中心提供数字决策参考。
和谐社区建设子系统：桃源街道在各社区成立“三室一站”，进行矛盾纠纷调处平台建设。社区值班室主要负责日常值班工作，协助社区工作站和街道领导处理突发事件、重大事故；人民调解室主要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及时调解民间纠纷，把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信访接待室主要接待社区群众来访、政策咨询，按反映问题的内容批转相关人员处理；法律工作站主要围绕街道司法所工作重点，履行人民调解、法律保障、法律服务和法律教育等工作。
和谐企业建设子系统：桃源街道针对辖区企业多的现实情况，专门设立和谐企业工作室，负责排查劳动关系隐患、调解劳资纠纷、宣传法律法规、保障工人的正当利益和促进和谐企业的建设工作。
社会服务子系统：社会服务是做好社会管理工作的基础和前提，为此，街道办制定了明确的社会服务工作内容、工作规范，并公示服务承诺。推出了“五老爱心社”、“阳光心语”驿站等具有桃源特色的社会服务项目，其服务包括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民政、人口和计划生育、司法行政、科教文卫体等方面的服务。
安全生产子系统：设置安全生产委员会，负责对有关部门和辖区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巡查督促，落实各级领导关于安全生产的方针政策和部署，解决安全生产工作中存在的重大问题，制定辖区的安全应急工作预案，组织、实施、协调安全事故的救援工作，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和专项整治工作。
综合执法子系统：设置桃源街道执法队一支，全队分为案件审理科、两个执法中队和土地监察队，具体负责辖区安全；查处乱摆卖、乱搭建、无证经营等违法现象，保证辖区环境的整洁、有序；处理投诉案件并进行复查；管理辖区范围内的土地，抓查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等。
应急处理子系统：街道办利用信息化手段，建立实用高效、反应灵敏的应急处理子系统，建立由街道办主任担任总指挥，社区工作站、执法队、企业和武装部、工会、妇联、团委、派出所、武警等部门联动的应急处理机制，主要负责排查纠纷和不稳定因素，制定多种类别的应急预案，专门应对工人罢工，聚集堵塞工厂大门、公路或赴市区上访，业委会纠纷，森林大火和一些自然灾害等紧急事件。
综治信访维稳子系统：设置综治信访维稳中心，利用数字化的手段，将总值班室、综治办、维稳办、信访办、司法所和租赁所整合起来，完善数字化信息平台，排查辖区内的不稳定因素、矛盾纠纷，并组织人员进行排解。
桃源街道办通过整合管理资源（主要是机构整合、人员整合、信息整合、流程整合），充分利用数字化管理手段，构建“一格三员”与“三室一站”的基础结构，创建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系统的实践工作已取得显著成效。一是辖区经济发展实现明显好转；二是社会治安案件数量出现较大降幅；三是社区调处矛盾纠纷的能力得到加强；四是应急处理能力显著提高。
事实证明，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办创建的数字化社会管理的“桃源模式”值得全国其他相似地区的城市学习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