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秋,《愁城记》在重庆上演(那时候,我远在香港),M 兄看见了这出戏,觉得导演演员都十分成功而卖座相当凄惨的时候,在他给我的信中引了“早知不入时人眼,多买胭脂画牡丹”之句。他,似乎是在代我愤慨。
其实,引用这两句诗,已经是一种出于友情的对作者的宽容与宠纵了。从这两句诗的字面,不已经确定了作者“能够”画牡丹这一前提了么?
但在我,坦白地说,愿不愿画之前,还随附着一个能不能画和能不能画好的问题。一个想要从事于绘画的人,我想,各种形象,各种色彩,都应当尝试一下的,尽管怎样选择题材,怎样运用色彩,怎样表达作意,都可以一任作者的主观和偏好,但是,在画布上有自信地调彩作画之前,能够使之像一朵花,像一瓣叶,像一个人的肢体,也自有它基本上的必要吧。年轻的画家们在画室里兀兀孜孜,画石膏,画裸体,画苹果,难道他们终极的目的是在成为一个石膏、裸体、苹果的画家吗?名画家们手本上的一勾一抹,一些造意的素描,也许依旧可以供后人的参考与随喜,但很明白,这些都只是一个画家非跨过不可的“作品以前”的东西而已。
在今天的中国从事于新的艺术,我老觉得是一件幸而不幸的事情。一方面说是寂寞,但另一方面却也在每个人前面展开着许多诱人取巧的捷径。多买胭脂,将色彩的堆积当作牡丹,这是捷径之一。一方面因为没有鸟而满足地将蝙蝠当作飞禽,他方面将分不出枝叶色彩与线条的凑合叫作“作品”而沾沾自喜,不也是习见的现象吗?——这种现象常使我憬然。自己,还正在一个在画室里用面包屑擦木炭纸的阶段呢,当然,有时候从画室里出来,看看世界,偶有所喜,偶有所感,不觉也在画本上勾描几笔,这一是为了练习,二是为了保存一些容易被时光冲淡的形象。这些“作品以前”的étude,充其量,也只能逗熟朋友们的一笑而已,不幸得很,这些étude 不仅被当作“作品”,而且还被当作了商品!出身限制了主观,经历限制了生活,技术限制了形象,“凄惨”不是题中应有之义了吗?
几年来,由于朋友们和观众的宠纵,有所喜和有所感的,常常使我放胆涂抹,凭着一个知识人的良心,我相信所喜所感的还不会离开自己所该担负的责任太远。但,我诚实自供,我还没有把握将我所喜所感者如愿地传给我的读者与观众,天真的批评家们将我所勾抹的评为“素描”,评为“淡彩”,那我将惶恐地回答,因为我十余年来的摸索才找到了做人和治学的门径,因之那些étude 并不是“作品”。
《法西斯细菌》上演中,D 告诉我从偶然的机会,在旧货市场中买到了些油画颜料,他说:“在绝对没有油画材料和工具的时候,当然要用别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各种工具的表现中,还是要画油画才好,这也不一定是学院派吧”,作为一个以绘画为终身事业的人,我想这要求是合理而自然的,谁能把一个不能master 油画的人叫做画家?我在此更痛切地感到有从速毕业于素描阶段之必要了。人物不能凸出,性格不能鲜明,结构不够坚实,表现不够强烈,这都不是可以用什么“风格”之类的美名来辩解的。要画油画,我还得从基本学起。《法西斯细菌》中不是写下了这样的话吗?“我的身体还不算坏”,“我还有一大段的时间”,我侥幸着还有一份不肯服输的健康和斗志。
从戏院回来,已经是上午两点半了,鸡在啼,山城的夜雾还是那样的浓重。拥挤在戏院门口的观众,反映在几千双眼睛里的他们的感情起伏,那样地为着一个“习作”而流汗的演员和工作者们的声音笑貌,和表现在舞台上的我所描画的那些浮光掠影般的人物的形象,混淆地扰动在我的心中。责任是如何的重大,而力量又是如何的渺小!
一九四二年十月
原载《法西斯细菌》,开明书店一九四六年一月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