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九月七日，是云卫兄四十初度的日子。当日朋友们在各报副刊写了些回忆与杂感之类的纪念文章。其中我在《新民报》上写的文章说及：假如要以一个人的经历来传记中国新兴戏剧运动的历史，那么应云卫正是一个最适当的人选。朋友们对这提议发生了很大的兴趣。中午，之的找我说：“抗战以来我们表扬过新闻界，歌颂过教育界，因为他们在抗战的宣传教育上都尽了常人所不曾想象和估计的力量。但，我们戏剧界呢？我们不想怨尤别人没有提到我们的工作，但是，当我们自己觉得走完了一段艰苦的路程之后，我们也该回过头来看一眼这二十几年来的足迹，我们就来写一个戏吧，戏名就叫《戏剧春秋》……”他又说：“方才和于伶谈了，他也非常兴奋，我们三个之外，还有什么人呢？中国艺术剧社上演了《杏花春雨江南》之后，就没有戏了，《云彩霞》不能通过，那么几个人赶一赶，这题材是容易引起每一个人的写作兴趣的。”
立刻，我们就想起了白尘。要是他在，四个人一凑就成功了，可是他远在成都，时间的限制是不容许两地有信札往返磋商的余裕的。接着就找到了于伶，下午一同出席了在“中青”举行的云卫四十诞辰座谈会，我们听了浅哉先生和孑农兄的怀旧谈，想写这个戏的兴趣更浓厚了。这时候于伶和之的正忙着“中剧”的行政工作，我也正在计划另一个剧本。但这要写的冲动是不容许放过的。“在没有时间中分出时间来”，这是我们的口号。最初是鼎坐杂谈，追忆一些二十年来的琐事，几次之后，我们三个要写戏的人终于被“被写的”那些人物和故事所俘虏了。这一切，那些可笑的，可悲的，可愤怒的，可骄矜的一切，不都是我们亲身经历过的事吗？一个多礼拜，我们三个沉浸在回忆的悲欢哀乐之中。领导我们的，跟我们一起工作过来的，还支撑着的，已经倒下了的，那些伙伴们的面影，那些殉道者的謦欬，一个个的浮现在眼前。从文明新戏、爱美剧、话剧、到新兴演剧运动，这是一条不平凡的路呀！在外，他们遭受到的是无比的冷淡，是无穷的蔑视，是被看作“戏子”，是被当作海派的代表，社会贱视他们，朋友漠视他们，各种各样的势力阻压他们；在内，穷困鞭责他们，人事苛扰他们，理解和技术限制他们一群被认为不足道的人在旷野中长行，谁能不感到凄苦？是的，凄苦和寂寞咬嚼着我们的心。我们是知道即使在今天，在一切所谓“文化人”、“艺术家”、“社会教育工作者”这许许多多的美名下面，也还是掩饰不住蔑视的眼光与口吻的！我们要申诉！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要使社会认识，为什么二十几年来，会有这么许多善良的男男女女，一定要拣择这一条荆棘的道路？
为什么会有这许多人，九死无悔地守住这一个岗位？我们的目的非常卑微，卑微到只想使我们的先行者，在寂寞中感到一丝温暖，使同行者在困顿中回想一下过去的艰辛。在第四幕之尾，一个我们的伙伴在后台独语：“拍手，是的，你们知道的只有拍手，可是，有谁知道：这欢笑后面，包藏着多少人的血汗，多少人的眼泪！一批人来，一批人去，一批人暂时被人当作宠儿，明星，一批人又渐渐地从人们记忆里面消去，云霓是死了，是的，她是会被人忘记的，可是，这些被忘记了的，渺不足道的人，他们的尸骸，筑起了一条道路，不踏过这些人的尸骸，中国新剧运动是不能达到他的目的地的。”
是的，我们要感谢这些人，不辜负这些人，我们是打算追随这些人们的。
戏，开始于“五四”之后，结束于“八一三”抗战之前。最初，我们是打算献给一个人的，但，结果，是迫使我们不能不改变计划而成为献给一群人了。我们虚构了一个故事，而在这虚构的故事中间，容纳了我们的心声和泪影。朋友们，要索隐某一个人，考证某一件事，这努力会是白费的，甲中有乙，乙中有丙，这一群人中间，我们是计划着包容了我们大家的成功、失败、光荣、耻辱、长处和缺点的。
从开始到脱稿，我们花费了月余的时间。日子很短，杂务尤多，但是在我们自己，却感觉到在所谓“集体创作”中，这是较和谐，较认真，也是比较的合作得满意的一次。执笔是分头的，但故事结构，人物性格，情节发展，却完全出于合议和共同的创造，我们在写完之后感到若干的兴奋与欢喜，这心情不在于写成了这么一个剧本，而在于我们这三个还有一种不避忌任何讥评，而终于还能在短期中突击出一点东西来的稚气。稚气，是的，没有一份稚气，也许谁都会在那些困难和讥笑前面沮丧和却步的。
一九四三年秋
原载《戏剧春秋》，美学出版社一九四四年十月初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