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的第六本杂文集子。但是《从春到秋》、《转形期》两本一九四○年在桂林夭折，不及和读者见面，《桂林论集》在香港排好付印的时候战争爆发，尸骨无存，因此，这就变成能够勉强出版的第三本了。——我用勉强这两个字，因为这本集子的篇幅本来还要多出三分之一以上，原来打算定名《屋上盆栽集》的，后来因为某种连自己也明白的原因，剪贴好了的原稿“卧病”三月，最后是自己动手术，割掉三分之一，剩下与国家大事无关的部分，而这部分恰好都是谈到剧运的文章，于是就把名字改成《边鼓集》了。
边鼓，是站在旁边敲敲边鼓的意思。大家知道目前的戏剧运动是在紧张、散乱而又使人焦虑的状态之下，替当事人着着急，打打气，有时候代人捏一把汗，出出外行主意，或者指出一些当事人忙迫中不及看到的现象……这就是在写这些文章当时的心清和目的。白尘兄《习剧随笔》的出版鼓励了我印行这个集子。船在险滩中不上不下的时候，不背纤不掌舵的乘客有时也难免惊骇呼号一下的，即使明知这呼号不一定对，也不一定有什么好处。
当然，我也不想讳言写了这些文章之后的寂寞。譬如《论正规化》这一篇发表之后，骏祥兄就从成都写信来代我寂寞过的，他说：“我不知道有没有十个二十个人在想这些问题。”有没有人想到这些问题我不知道，但是这样一个问题提出之后引不起一点波纹却是事实。有人说，“形势比人还强”，那么好吧，也许在将来，形势会逼着我们去思考的。
一九四四年九月
（原载《边鼓集》，美学出版社一九四四年十月初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