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我写过五六本杂文集子，在桂林和重庆编集的，几乎全被禁止出版，连原稿也丢失了，在香港出过两本，现在也已经很难看到了。
杂文与政论，我的确写了不少，但是自己很不珍惜，上面所说的那些集子，也都是报社和出版社的同志代我编集的，现在，连集子的名字也记不起来了。
解放以来，这一类文章写得少了，但也没有完全搁笔。去冬，北京出版社要我编一个集子，凑集起来，也只是薄薄的一本。我自问并不懒散，也还经常有“不能已于言”的冲动，写得少，朋友们替我解释，说是忙的缘故，其实，这一类文章不是长篇大论，过去也都是在业余时间写的，写少了，不外是旁人不来逼，和自己不通自己的缘故。
现在搜集在这本集子里的文章，事实上都是逼出来的。报社和刊物出了题目叫我写，限期截稿，逼着写了，有时候内心激动，觉得非写不可，也就写出来了。由于这样，这本集子里的文章都是“急就章”。文章的好坏、工绌，表现着作者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低，在此，可以自慰的是这些文章没有伪饰，出自真情。
写于一九五九年一月
（载《杂文与政论》，北京出版社一九五九年三月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