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止一次说过和写过,我不是一个作家,更不是一个文艺评论者,在半个世纪的岁月中,我只是一个文艺园地里的杂工,干了一些碎活。我喜欢文艺,读了一些书,但这不是有系统的学习、研究,而只是无计划的“杂览”。
从抗日战争前后起,我写了一些不合格的剧本,和相当数量的杂文随笔,现在看来,我写的东西极大部分是为了配合政治,为政治服务的。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个口号,经过多年的实践检验,证明它不仅不很完善,而且很明显地带有左倾思潮的烙印,但是我重读这些文章,却并没有后悔的意思,也不想加以修改,因为任何一个人,在一个特定的时代和环境中,不可能不受到历史、社会条件的影响和制约,而当时,正是革命和战争最剧烈的时候。因此,去年出版了两册作品选集和一本杂文随笔集,我都让它留下历史的斑痕,而没有加以装饰和掩盖。
今年,上海文艺出版社要出一套“作家谈创作”丛书,其中有我的一本,这对我说来确实是一个难题。“谈创作”的文章,我写过不少,可是如前所说,我是一个业余文艺工作者,更没有系统地学过文艺理论,我写过的这一类文章,都是我个人习作过程中的一些不成熟的、乃至带有主观性的感想和记录。从三十年代中期至四十年代末,我写得最多、最杂,也可以说,写得比较恣肆。五十年代以后,我担任了行政职务,讲话和做文章就不免要受到所处地位的限制,在左风压人的时候,也难免有违心之论,歌德之词。但是,对于创作的一些论点,例如文艺服务的对象要广,应该包括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文艺的题材要宽,作家可以和应该写自己熟悉的东西,文艺(包括创作和评论)的作用是感人而不是训人,文艺工作者要多读书、多联系人民群众、扩大知识面,要重视技巧,反对“直、露、粗、多、假”等等,则是前后一致的。我的这些想法——也可以说是我探索过程中的一些经验,在十年浩劫中都成了我的“滔天罪行”,甚至直到今天,也还有人认为这些都是“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我不想理会这些,自反而索,我是九死无悔的,因为我讲的都是真话。
按照茅盾同志的说法,这个集子的文章都已经是“陈年冷饭”,现在再把它集合起来,一方面可以让人们看到我在半个世纪中走过来的足迹,同时,对于开始从事文艺工作的年轻人,也许还有一点参考作用。
这本书是李子云(晓立)同志给我搜集、编辑的,她还给我删节了一些重复的章节,和校订了一些以前版本中的误植,对此,我对她的辛勤劳动表示感谢。
一九八一年六月
(原载《夏衍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十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