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日本政府派遣的歌舞伎访华使节团在北京演出了歌舞伎传统剧目《忠臣藏》。这出描写日本元禄时代四十七位壮士不畏强暴、勇于抗争，失败后全体剖腹的悲壮故事，对今天的观众来说，也许是很陌生的了。但是，早在近一百年前，晚清诗人黄遵宪对这一壮烈的故事已经作过详细的介绍。
他写了一首题为《赤穗四十七义士歌》的长诗，热情地歌颂了这四十七位义士成仁取义的壮举。诗中有云：“四十七士性命同日休，一时惊叹争歌讴，观者、拜者、吊者、贺者万花绕冢每日香烟浮。”
黄遵宪（公度），嘉应州梅县人。一八七六年中举。翌年，因中国出使日本大臣（公使）何如璋的推荐，任中国驻日使馆参赞。当时正在明治维新后不久，他深受“富国强兵”的思想的影响。在钱萼、孙仲联所撰《黄公度先生年谱》中曾述说：“是时日本民权之说正盛，先生初闻颇惊怪，既而取卢梭、孟德斯鸠之说读之，心志为之一变，知太平世必在民主也。”他的爱国民主思想反映在他的许多作品中。例如他在《己亥杂诗》中曾写道：“滔滔海水日趋东，万法从新要大同。后二十年言定验，手书心史井函中。”又在诗后自注：“在日本时，与子峨星使（何如璋）言：中国必变从西法。其变法也，或如日本之自强，或如埃及之被逼，或如印度之受辖，或如波兰之瓜分，则吾不敢知。要之必变。将此藏之石函，三十年后，其言必验。”他的诗歌是直接为他的政治主张服务的，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旧体诗的形式。他主张诗歌要反映现实生活，反映当代人的思想感情；他反对拟古主义，反对形式主义，成为晚清“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他的诗论是很有见解的。
他在《人境庐诗草笺注自序》中说：“仆尝以为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
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尝于胸中设一诗境：一曰，复古人比兴之体；一曰，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一曰，取离骚乐府之神理而不袭其貌；一曰，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其取材也，自群经三史，逮于周、秦诸子之书，许、郑诸家之注，凡事名、物名切于今者，皆采取而假借之。其述事也，举今日之官书、会典、方言、俗谚，以及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其炼格也，自曹、鲍、陶、谢、李、杜、韩、苏讫于晚近小家，不名一格，不专一体，要不失乎为我之诗。诚如是，未必遽跻古人，其亦足以自立矣。然余固有志焉而未能逮也。诗有之曰：‘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聊书于此，以俟他日。”这些话，现在看来，还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由于他的名著《人境庐诗草》的传诵一时，文学史家都公认他是晚清一位最杰出的诗人。但他的成就绝不局限于诗词方面。他还是一位有远见的政治家、新闻记者和颇有建树的外交官。他历任驻日使馆参赞，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驻英、法、意、比四国参赞，驻新加坡总领事。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他曾被任命为出使日本大臣，因病未赴任。在日本时，他主张中日睦邻友好，共御强俄。他在一首诗中说：“王告汝多士，豺虎在有北。
同在亚细亚，自昔邻封辑。譬若辅车依，譬若犄角立。所恃各富强，乃能相辅弼。同类争奋兴，外侮日潜匿。解甲歌太平，传之千万亿。”（《陆军官学校开校礼成赋呈有栖川炽仁亲王》）又说：“唐宋时遣使，车书万里同”，“益知唇齿交，道谊在和衷”（《送宍户公使之燕京》）。特别是在清末国困民穷的时候，他对中国的变法自强是颇有信心的。
一八九六年，他在奉旨入觐光绪时有一段话很能表达他的这一思想：“召见时，载湉问泰西政治何以胜中国，先生奏：‘泰西之强，悉由变法。臣在伦敦，闻父老言，百年以前，尚不如中华。’载湉初甚惊讶，旋笑颔之。”
（见《黄公度先生年谱》）
他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当他出任驻旧金山总领事时，为反对美国虐待华工，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近人司徒美堂在一篇文章中说他是：“中国历来驻外交官中唯一能做保护华侨工作之人。”这一点在当时也是难能可贵的。
黄遵宪历任驻日本、英、法、意、比参赞，一直受到何如璋、薛福成的信任。一八九六年被任命为驻德国公使，因为他是“新派人物”，遭到当时德国政府的拒绝。同年，又与梁启超合办《时务报》。特别是光绪召见时，他的革新主张受到了光绪的赞许。戊戌政变后，他就被“遣返乡里”，因此近代史家都认为他是康、梁同党。事实上，由于黄遵宪较早地接受了西欧的民主思想，所以他虽和梁启超有深厚的友谊，但是在思想上、政治上和康、梁都是有分歧的。这些分歧乃至对立，在他给梁启超的信札中明显地看得出来。例如他反对康有为的“尊孔立教”，他认为孔孟之道是一种政治主张、哲学思想，而不能把它当作宗教迷信。又如论到曾国藩时，他与曾绝然相反，同情太平军。一九○二年十月他在给梁启超的信中说：“彼（曾国藩）视洪、杨之徒，张（总愚）、陈（玉成）之辈犹潜窃盗贼，而忘其为赤子、为吾民也。”他的这种“民为贵”的精神在他的著作中是随处可见的。最近重读《人境庐诗草》，最使我感动的，是他驻外时期对驻在国的历史、经济、文化都作了深入的调查研究。例如，他在日本五年，就写下了《日本杂事诗》二百首，反映了明治维新后的人民生活、风土习惯和政治动态。一八八七年他还写成了《日本国志》四十卷，这是我国出版的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日本史书。
黄遵宪出使日本、欧美，正值清廷内外交困、日趋崩溃的前夕。作为一个弱国的外交官，他的处境是十分困难的。但是他一方面以不卑不亢的精神，为保卫国家主权、保护海外侨胞作出了显著的成就；另一方面，他又以豁达的态度、平易的作风，和驻在国朝野人士（上至王公，下及庶民）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孜孜不倦地对欧美、日本现实的各个侧面作了详尽的了解。日本历史学家称誉他是有清一代最有风度、最有教养的外交家；美国侨胞对他的保卫侨胞权益——特别是他任劳任怨地劝阻华侨械斗这一件事——至今惦念不忘。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评论历史人物，我认为黄遵宪是一个值得我们外交工作者尊敬和学习的榜样。
时间已经跨过了一百多年，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和五大洲的上百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我们已经有数以千计的外交官驻节国外。我希望我们的外交工作者能写出像黄遵宪《日本杂事诗》那样的诗篇，写出《日本国志》那样的史书，为促进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为共同反霸和保卫世界和平作出各自的贡献。
（原载《世界知识》一九七九年第四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