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莹同志的两本长篇小说《两种美国人》和《宝姑》，将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和广大海内外读者见面了。
这是王莹同志的遗著。
作者的亲属和小说编辑要求我写个序言，我当然不能推卸，这是我应当履行的义务。
我认识王莹同志是在一九二八年，由日本回到上海之后。当时正是大革命失败，革命的低潮时期。上海挤满了各革命地区被迫出亡的革命人物：有斗争中的幸存者，逃亡者，老老少少，各式各样。其中有不少是女青年，留着还存有剪刀痕迹的短发，大睁着稚气的眼睛，带着发自内心的炽热的革命激情，散发着随时都准备为革命冲锋陷阵和牺牲生命的浪漫气质。这正是“五四”运动的狂飙时期培养出来的新女性的一种典型，现在从某些老革命大姐和女知识分子身上还常常能够见到。
王莹就是这些女青年中的一个。她的特点是人虽显得老练，但其实年纪还轻。完全没有革命低潮时期常见的那种悲观消极情绪，而是热情积极的。
另外就是对革命文艺的深切爱好。
正是由于后面这一特点，王莹和我有了工作上的关联，并比较接近。当时左翼力量正在电影和戏剧界展开工作，王莹在这方面显现了她的才能。她接连主演了好几部进步电影和话剧，成了通常所谓的电影明星。这个称号和所带来的名声、地位和物质享受，曾经腐蚀过不少年轻有为的女演员，毁灭她们的高尚理想于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之间。但是王莹是受过严酷考验的革命者，能够抵拦住物质的诱惑。这在王莹和我的接近中，我能深刻地感受到。
王莹每次和我谈话，总是提出革命面临的问题，并寻求答案。这显现出来王莹魂牵梦萦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精神境界。王莹曾因参加革命活动，多次受到反动派的追捕和迫害，而始终保持了节操，表现得十分勇敢和倔强。后来，王莹愤懑地呼喊出“冲出黑暗的电影圈”的口号，曾经引起了不少人的反对，她也并不因此而表示丝毫的妥协；随即离开上海，出走日本。
一九三五年王莹从日本回国参加电通公司拍摄《自由神》影片，参加业余剧人协会。抗战开始参加洪深领导的救亡演剧二队，热情地投身于抗日宣传的演出活动，作出了为人称道的成绩。
我再见到王莹，是一九四二年太平洋战争，香港沦陷之后。我和范长江、金仲华、司徒慧敏诸同志从香港取道澳门返回重庆，其中就有刚从南洋宣传抗战到达香港的王莹在内。她化装成一个村妇与我们同行。虽然岁月无情地给这个昔日的少女增添了老成和持重，但她的革命热情仍然丝毫不减当年，言谈笑语间依旧闪现着她昔日的光彩。
返回重庆后不久，就听说她和谢和赓同志到美国去了。王莹一去十三年，这期间祖国解放了。大家都为新中国的诞生而兴奋和忙碌，我也不例外。忙到连怀念远方战友的时间都没有，只是心想，到了该回来的时候，王莹当然是会回来的。
王莹夫妇回国是一九五四年底，是被美国移民局驱逐出境的。一九五六年她被分配在当时的北京电影剧本创作所，即后来的北影编辑处作编剧。她们夫妇来看过我，但是来去匆匆，我们深谈不够，我对她的关心也不够，这真是十分遗憾。
王莹夫妇走上工作岗位没有多久，她的丈夫谢和赓同志，一个一九三三年入党的老党员，就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送去北大荒劳改去了。王莹在香山乡下租了几间住房，从城区搬走，再不进城，极少见到。一九六○年文代会期间，周总理在香山邀集电影界举行宴会，发现王莹没有参加，临时派人接她与会。见她意态消沉，坐在一个不显眼的角落，默默地不发一言。当时我对她的情况竟然全不了解，此后，也再难得见到她了。
十年浩劫开始，我立即失去了自由，无暇他顾。待到漫长的九年之后我重新得到了自由，才知道王莹早已于一九七四年死于狱中。她的死讯曾使谢和赓同志神经失常，入安定医院多方治疗才得痊愈。并且还知道，王莹罹罪于我的同一专案，并且有一阵还与我关押于同一监狱，虽然我完全不可能知道，但她是为我吃了苦的。每想到这里，我总是十分难过。
从三十年代开始，王莹就爱好文学，她耽于阅读，好学深思，文思敏慧，行文细腻，叙事委婉多姿。我相信她的小说一定能得到知音者的赏识。
这两部小说共近六十万字，而且还有多种异稿和修改稿。这件事实本身，就表明演员王莹又是一个多么勤奋的作家。这样的同志是不应当忘却，也不能忘却的。
于是便写了这篇类似序言的文字，以作纪念！
一九八0年春写于北京
（原载王莹著《两种美国人》、《宝姑》，一九八二年九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