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夏，我在上海不能继续活动的时候，隐蔽了大约六七个月的时间。把日常习惯了的工作骤然的放下来，人往往会反而觉得疲劳，我在一个白俄办的小公寓里“休息”了几个月，写下了我最初的独幕剧《都会的一角》。这一年冬，用“徐佩韦”的笔名发表在《文学》上。第二年春，星期小剧场决定了上演这个剧本，而第一次上演，就遭到了意外的麻烦，为了最后两句教科书上常用的“东北是我们的”这句话，突然的遭到了工部局的禁演。我当时自己没有去看戏的福分，但是去看了的朋友来说，演员和观众，都是始而哑然若失，继而愤极而涕。那成问题的两句话的用意只是在唤起人们的注意，沦陷了多年的东北四省仍旧是中国的领土，而这话在当时也有被禁上演的资格了，——我叙述这往事的原因，是在请大家想想，当时，蒋汪当政的“敦睦邦交”时代，是怎样黑暗的一个时世！可是结果，还是我们胜了，这禁演的消息在上海引起了相当的激动，在新闻上登出来，都说被禁的原因是由于剧中有“东北是我们的”那一句，因之，“东北是我们的”这一句话反而成了人们嘴上的无法禁说的口号，而使我那应该是被人忘却的拙作增加了意外的“光荣”。
同在这年冬，写了另一个喜剧《中秋月》。这一直到第二年才以“徐至”的名字发表在《妇女生活》上。也就是在这个时间，我开始写《赛金花》和准备写《秋瑾传》。
《重逢》（《上海屋檐下》）作于一九三七年春，这依旧是在这个剧本中所写的黄梅天一般的忧郁时代，形式也依旧是喜剧。喜剧，本来大都是产生于忧郁时代的。一九三六年我曾译过果戈理的《两个伊凡的吵架》，那里面的一句作者的话：“我们的俄罗斯是如何的忧郁啊”——不知为了什么缘故，这句话者是留在我的心头。
黄梅天之后来了一阵大雷雨，抗战开始了。我离开了住了十年之久的上海，一九三八年这一年一直没有写文艺作品，到广州沦陷之前的一个月内我才写了《赎罪》和《一年间》。前者是“搭题”戏，后者是“急就篇”，粗杂是可以想象的。
一九三九年夏，为了探宁儿的病，我从桂林回到上海，那正是“汪先生”到上海的时候，他们那时候的工作中心是集中火力，打击抗日反汪的言论，我在那短短的一星期中看了各式各样的人，五月回香港，就在那里一晚上写了《娼妇》。
将这些看了一遍，全是写“小市民”的东西，就把这集子叫做《小市民》吧，对于“小市民”，我曾经在一个机会写过：在抗战中，这些小人物都还话着，而且，在一个不很短的时期之内，他们都还要照着他们自己的方式活下去，一种压榨到快要失去弹性的古老的意识，已经在他们心里抬起头来，这就是他们的民族感情。但是从他们祖先时代就束缚了他们的生活样式，思想方法，是如何的难以摆脱啊！我不想凭藉自己的主观和过切的愿望去强要他们的生活，我把他们放在一个可能改变，必须改变，但是一定要从苦难的现实生活里才能改变的环境里面。我想残酷的压抑他们，鞭挞他们，甚至于碰伤他们，而使他们转弯抹角地经过各种样式的路，而达到他们必须达到的境地……抗战中需要新的英雄，需要奇峰突起，需要进步得一日千里的人物。但是我想，这样的人物还不可能是大多数，进步迂缓而又偏偏具有成见的人，我想也还是应该争取的对象，而且是可以争取的。单单责骂和嘲笑是不中用的。这里需要同情，而我终于怜悯了他们。
这意见，到今天还不曾改变，所以有机会，“小市民”戏还要写下去（最近执笔中的《愁城记》，就是这一例）。
从一九三五年到今天，是五年了，而我留下的，是那么贫弱而可怜！集起来，作为这些忧郁的日子的纪念吧！
一九四0年四月
（原载《小市民》，新知书店一九四○年七月初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