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新闻社成立于一九三八年，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艰难岁月中奋斗了整整十年，于全国解放后宣告结束，迄今也已经过去了三十八年。实际主持这个新闻机构的范长江、孟秋江、陈同生等同志和全力支持它的胡愈之、金仲华等同志，都已相继去世。在文网周密的恶劣环境中，为了争取团结抗日、民主进步而作出了重大贡献的这个民办通讯社的功绩，在近代中国新闻史上也还没有一部系统的、实事求是的著述。因此，《国际新闻社回忆》的出版，无疑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一二·九”事件和“西安事变”前夕，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风起云涌。
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在胡愈之同志主持下，办了一份会刊《救亡日报》。参加这个刊物的新闻界同人恽逸群、杨潮、石辟澜等，为了团结新闻工作者参加救亡活动，曾和潘汉年、刘少文同志商谈，打算组织一个“新闻界救亡协会”。但由于国民党内的顽固派对新闻界控制严密，争取各大报头面人物参加还有困难，于是就开始筹备组织一个以新闻界“少壮派”为主体的“青年记者学会”。抗日战争开始，这个建议得到当时在《大公报》工作的范长江同志的赞同。于是“青记”（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就于一九三八年在武汉成立。我是一九三七年八月，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创办机关报《救亡日报》的时候才从事新闻工作的。上海沦陷之后，《救亡日报》迁穗，从那时起，就和“青记”及范长江、孟秋江、陆诒等同志保持着工作上的联系。
一九三八年十月广州沦陷，《救亡日报》又从广州迁移到桂林复刊。这时，范长江同志和我谈起了“青记”打算办一个通讯社的问题，他说：“青记”是一个统一战线性质的民间组织，以青年记者（当时的主要成员都是战地记者）为骨干是必要的，但是这条战线一定要扩大，要争取更多的新闻界知名人士参加；其次，这个组织一定是做一点实际工作，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要办一张报纸还有不少困难，“青记”这个小团体有人力而无财力，况且桂林已经有了《救亡日报》，长沙有了《抗战日报》，办起来也只会分散力量，所以他想办一个通讯社，发挥“青记”在各地会员的力量，通过香港、仰光等地，将解放区和国统区的真实信息发往香港、南洋和海外的侨报，为争取团结抗战、民主进步尽一点力量。他还说，这个设想已经酝酿了很久，在武汉也经章汉夫请示过恩来同志，并得到他的赞成和欣赏。当时我在桂林办《救亡日报》，一方面是国民党的“中央社”实行“新闻垄断”，而我们又没有可能派记者到战地去采访，所以当长江说“青记”在延安和晋冀鲁豫都有会员，可以通过这个通讯社向国内和海外进步报刊提供战地通讯时，我就举双手表示赞成。一九三八年是一个很不平常的年头，希特勒在欧洲蠢蠢欲动，日本帝国主义者和汪精卫等正在千方百计地向重庆“诱和”，企图破坏国共合作。在这种情况下，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向大后方和海外侨报透露一点党的方针政策，传播一点抗日最前线的真实信息，无疑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长江同志的意见很快得到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同志和桂林文化新闻界的支持，对建社方针、具体业务，长江和胡愈之、张铁生、陈此生等同志作了反复的讨论，最后决定了两条基本原则，这就是：政治上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同时，为了适应当时形势，范长江和主要负责同志都以爱国民主人士的身份和各方（国民党、民主党派、桂系）联系，争取公开合法。这样，“国际新闻社”就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在桂林正式成立。由于当时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已有近千人的会员，并在延安、华北、重庆、香港等地有了分会，所以，“国新社”除总社设在桂林之外，“青记”的各地分会也就成了“国新社”的分社。据我记忆，“国新社”成立时只有一个小而精的办事机构，脱产的专业人员很少，绝大部分社员和社友不仅都是义务撰稿，而且还为总社筹募基金。
“皖南事变”之后，“国新社”桂林总社和《救亡日报》先后被国民党反动派封禁，在大后方的工作被迫停止，但是在解放区和香港的分社依然存在。一九四○年二月，长江和我都到了香港，与在港的金仲华、郑森禹、胡仲持、杨潮、王纪元、张明养等同志一起，在廖承志同志的支持下，加强了香港分社的工作。为传播解放区和大后方的真实信息，反对英、法、美等国的绥靖政策，揭露帝国主义的“东方慕尼黑”阴谋，在香港及东南亚华侨报刊上起了很大的影响。同年五月，由邹韬奋、范长江、茅盾、沈志远、金仲华、于毅夫等联名发表的有名的宣言《我们对国事的态度和主张》，也是通过这个通讯社用中、英文传播到南洋和欧美的。
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在港文化新闻界在东江纵队的大力协助下，分批经东江、澳门撤退到韶关、桂林。范长江和韬奋转道赴新四军根据地。
国新社的工作中断了一个时期，但它的社员和社友们依旧在新闻战线上艰苦奋战。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国新社又在上海和香港等地恢复工作。继续为中华民族的解放、民主和自由而奋斗，直到一九四九年大陆解放，宣告结束。
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和国际新闻社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艰难地工作了整整十年，历史是短暂的，岁月流逝，人事沧桑。这两个组织的领导人范长江、孟秋江、陈同生、金仲华都在十年浩劫中被迫害致死；建社初期的“青年记者”和一大批“小青年”，现在也已经年逾花甲、古稀，他们在“文革”中也无一例外地遭到了诬陷和迫害。到现在，即使在新闻界，知道“青记”和“国新社”的人，可能也已经不多了。但是，范长江、孟秋江、金仲华、陈同生这些先驱者的名字，将在中国新闻史上永久发光。“青记”和“国新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推翻三座大山和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而作出的卓有成效的贡献，也必将永远不会被人忘。
《国新社回忆》的出版，对中国近代新闻史提供了许多真实可贵的史料。
作为“国新社”的社友，愿把这本书推荐给有志于新闻工作的读者和其他读者，以奠故人，以励来者。
写于一九八七年三月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