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流逝，陈此生同志离开我们已经整十年了。
此生同志和我相交近四十年，但在一起工作却只有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一年在桂林的两年，此后我就奔走于香港、新加坡、重庆、上海之间，很少有面晤的机会了。当然，我们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奋斗，我们也可以说是工作在一起的。四十年代初，是一个四海翻腾、五洲震荡的时代。在国内，汪精卫叛国投敌，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不止一次掀起反共高潮。在国际，西欧列强对希特勒和日本的侵略采取绥靖政策，终于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在这个艰难的时刻，我和《救亡日报》同人赤手空拳地从广东撤到桂林，奉中共南方局和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在广西这个复杂的环境中建立一个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公开合法的传媒据点。经李克农同志的介绍，我认识了李任仁先生，他在广西文化界有很高的威望，对《救亡日报》寄予了很大的同情，于是他就把沟通广西地方势力，联系桂林文化界的任务交给了此生同志。
此生同志和我同年，他比我大八个月，我们这一代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经历，也同样走过一条崎岖的道路，我们在少年时期都受过“五四”运动的影响，这主要是爱国主义和要求自由民主。他和我一样，都到过日本，住过上海的亭子间，参加过左翼文化运动，只是抗战之前我一直留在上海，而他则来往于广州、上海、桂林之间，由于此，他的许多朋友——如陈望道、邓初民、胡愈之、杨东莼、陈汝棠、杜君慧……，也都是我的朋友。友谊是可贵的，患难中的友谊和支持，更使人终生难忘。
不久前看了一部名叫《桂林文化城》的电视片，看后我有一种感觉，这部影片主要是记录抗战之后桂林文化界的史事，但是，说得准确一点，桂林的进步文化运动，应该是早在一九三五年陈望道、施存统、马哲民、陈此生等同志办广西师范专科学校就开始了的。据杨东莼同志告诉我，广西方面和救国会，也是一九三六年春，粤桂湘三省准备联合反蒋抗日的时候，是李任仁先生请陈此生同志到南宁去接上了关系的。在西安事变之前，中共还不能在国统区公开活动，而以沈钧儒、邹韬奋等七君子为首的救国会（民盟前身），则在人民群众中有很大的威望和活动能力。因此，一九三六年初，广西地方势力得到救国会的支持，陈此生同志的功绩是永远不能忘记的。只因为大批进步知识分子集合在桂林，桂林才会有“广西建设研究会”，才会有“广西建设干部学校”，才会容许《救亡日报》、“国际新闻社”、“青年记者学会”在广西得到公开合法的地位。此生同志是一个务实的人，是一个默默奉献的人，他为党和进步文化界在广西地方势力之间穿针引线、铺路搭桥，扫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但他却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他写学术论文，写政论，也写了不少精彩的杂文，但从来不以文学家自居；他交游广阔，马相伯、马君武、柳亚子、郭沫若都是他的知交，茅盾、田汉、宋云彬在桂林，也和他有很深的友谊。但是他“一空依傍”，他曾对我说过：他最讨厌的是沽名钓誉，所以“你在报上（按：指《救亡日报》）千万别提我的名字”。在广西，他是最早拥护共产党，反对托派的人。从三十年代起，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到新中国成立，特别是皖南事变前后，白崇禧和广西地方势力向右转，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被撤销，《救亡日报》遭到查封的时候，此生同志冒着生命的危险，按照中共中央南方局和李克农同志的嘱托，做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工作。他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发起人，任民革中央副主席，又是民盟西南支部负责人之一。全国解放之后，他担任过广西省政府副主席、教育厅长，任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以及他去世后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等等，这一切，在此生同志的《我的自述》和他的所有诗文中，都是“语焉不详”或者一笔带过的，因此，即使在那个困难时期和他一起工作过的人，对于他为人民，为革命事业作出贡献，也是很难找到文字记录的。他的那种不求闻达、默默奉献的精神，他对新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作出的业绩，历史是不会忘记，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我非常高兴地知道《陈此生诗文选》即将出版，此生同志的夫人盛此君同志要我写一篇序，我因病拖延了好久，今年八月十七日，是此生同志逝世十周年，我就写一点对此生同志的追慕和悼念之情，把这本选集介绍给广大的读者。
一九九一年七月五日
（原载《陈此生诗文选》，广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