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象他们的作家很富，作家协会很穷一样，南斯拉夫的人民很富，国家却欠了一笔相当可观的外债，政府正紧缩开支，可是贝尔格莱德的大街上却时有大块大块的面包拋向鸽子群。供群鸟争食，博取一笑。有好多事情我还不理解，留待以后慢慢考察。时间太晚了，就此停住。
1981年X月1日于贝尔格莱德
贝尔格莱德的“北京饭馆”
中国人生活在国外，常常渴望能吃上一顿热乎乎的中国饭莱。在南斯拉夫刚度过了一个星期，我也得了这种“馋猫症”，从伏依伏丁那一返回贝尔格莱德，就急不可耐地来到“北京饭馆”。
北京饭馆地处南斯拉夫首都的闹市区，门口宫灯高挑，古老的北京式的木窗木门，漆得彤红。在到处都是玻璃的南斯拉夫，木窗木门的门脸，就格外招眼了。
尚未进门，我就听到一阵熟悉的二胡独奏曲《二泉映月》，心里象吹过一阵清风，恍若回到了袓国。饭馆里面的布置完全仿照中国的格式，而且尽量地“复古”，似乎越古老就越象中国。看吧，塘角摆着琉璃瓦的狮子狗；窗前竖着铜雕、贝雕；墙上挂着中国画，有山水，也有花鸟虫鱼。但古色古香中又透出一点洋气，其风格正如饭馆里的女服务员一样。她们明明是身材挺拔、面孔粉色的南斯拉夫姑娘，却按中国姑娘的样子打扮起来，不中不西，令我们中国人感到亲切而又可乐。她们能到北京饭馆来当服务员是经过一番“选美”比赛的，美与不美的标准是象不象中国姑娘。这些中选的漂亮姑娘，成了中南两国人民深情厚意的象征，北京饭馆便是友谊的桥梁。
1977年，铁托总统访问中国，非常喜欢中国的饭莱，决心要在南斯拉夫开办中国菜馆，引进中国的烹调技术。先在诺维萨德办起了“四川餐厅”，去年夏天又在贝尔格莱德办起了这座北京饭馆。这两个餐馆，都由中国厨师掌灶：中国式的南斯拉夫姑娘，一见我们非常高兴，用中国话向我们问候，替我们脱掉外衣。按中国饭馆的习惯，递上菜单，请我们点菜。厨师小刘、小张听见乡音，急急忙忙奔了出来。两个小伙子还不到30岁，就在这里独挡一面，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专家。前不久，有几个日本人到南斯拉夫来，见到有北京饭馆，就提出要吃北京烤鸭。可是，开办北京饭馆时，合同规定只做120种炒菜，没有烤鸭这一项，因此也就没有从国内运来烤鸭的设备和材料。现在日本人叫短儿，倘若做不出烤鸭，岂不有溽北京饭馆的名声，有拫中南两国人民的脸面？！小刘选了一只肥大的本地鸭子，用手工在电炉上烤，自己制做甜面酱。日本人吃后非常满意，放下5千第纳尔（南斯拉夫货币名称，20第纳尔相当人民币1元）做为酬谢费：他们是来参加联合囯科教文组织会议的，联合国已经付钱替他们在旅馆包好了伙食，他们不吃，宁肯自己花钱每天到北京饭馆来吃。小刘刻的“西瓜灯”，在南斯拉夫的厨师比赛大会上引起轰动，被当做艺术品到处宣传。
国外见同胞，觉得格外亲。我问小刘和小张，想不想家？他们老老实实地说：“能不想吗？非常想！”
可是，他们平时工作很紧张，南斯拉夫的饭店营业时间很长，从清晨到深夜，中间不停，只有他们两个厨师，分成两班，一忙一累就把想家的事忘了。
这一天，我们吃了一顿地道的中国饭菜，菜的味道很正，饭馆的陈设也更有中国味。这个饭馆里所需用的一切主料和辅料（包括花椒、大料、酱油、醋等一些小佐料），都是从北京用飞机运来南斯拉夫的。
别致的大会和能干的米娜
10月贝尔格莱德国际作家会议于10月19日在塞尔维亚共和国图书馆正式开幕，有31个国家的共55名代表参加，中心议题是20世纪末的文学向何处发展。会议不能说不重要，规模也不能算小，提前几个月就发出了通知，各国代表都认真地做了准备。开会前一天每个代表接到一张路线图，供步行去开会的时候使用，到会场才知道会议期间并没有专车接送，谁有钱就自己雇出租汽车，不想花钱的就步行或乘公共汽车。虽然是隆重的国际会议，伹一切从简。开会那一天，并无一人迟到，雇出租汽车的也不多，大多数人是步行去的。大会开始以后，可以自由报名发言，但是谁的发言一超过半小时，大会主席就站起来提醒他快点结束。聪明人可以多发几次言，每次都要讲的简短。从第一个发言一结束，就有人退场，这可不叫“溜号”，大大方方地走出去，连主席台上的人也一个一个往外溜。大会开到最后，会场上剩下的人不到二分之一，主席台上只剩下主持会议的主席。走出去的人，大多数都在外面喝咖啡，聊闲天。开圆桌会议时更是随便，愿来就来，愿走就走，想说什么都行，不说也没有人管。有议题，无中心，不做结论，不形成文件。共和国的领导人接见也是这样的不拘形式，作协租了一辆大轿车，足可以坐下55个代表，把大家送到会议大厦，由女秘书把代表们领进门，门口站着3个中年人，想必就是共和国的领导人。没有人引见，没有人介绍，他们依次和大家握手。握完手就不见了，一定又去忙自己的工作了。代表们挤在一间大厅里，先进去的坐着，后进去的捞不着沙发只好站着，服务员送上几杯饮料，桌上有两盘小吃，每人拿上一块盘子里就光了。各自寻找谈话的对攀，闲扯了一个多小时，肚子咕咕叫，想找地方去吃饭，出门一看，出租汽车也不在了，女秘书早把它打发走了，她考虑的是代表们有人走的早，有人走的晚，让出租汽车等着白花钱，太不合算。
这位女秘书名叫米娜，长的奇胖，动作却极其灵活，头脑敏捷，是这次国际作家会议的真正组织者。直到散会代表们也分不清塞尔维亚作家协会的领导是谁，却人人都认得米娜。作协的领导可以不来，来了也可以溜号，她自始至终陪到底。她会说英语和法语，什么人全能应付。她指挥一切，调动一切，手里有财权和人权，雇车或雇人全由她说了算。她领导着两个临时雇来的女大学生，三员女将，就把一个国际会议给包下来了。难怪一位作协的领导人对我们说“没有米娜，就没有我们作家协会”。南斯拉夫全国作协女秘书布芭，也是这样一位能踢能打的人物。原来他们的作协的领导都是兼职的，作家协会只有秘书一个人是脱产的专职干部。秘书不仅对内一把抓，上到召集主席团会议；下至一切日常的事务性工作，全由她大权独揽。而且负责对外谈判，起草同外国作家交往的文件。
当我了解到这一情况，不觉对米娜肃然起敬。而且赞同作协这种精兵简政的做法。
米娜使我想起了我们国内对外宾的接待工作，计划排得满满的，时间算得死死的，象管幼儿园的小朋友那样一切全包下来，投入惊人的人力和钱力，有时反而惹得外宾不高兴。
南斯拉夫只有2千多万人口，每年要在这里召开几十个国际会议，光是接待从中国来的代表团就近百个，如果都象中国那样接待法，恐怕全国的人都投进去也不够！
贝尔格菜德的早晨
几天来，晚上我从未在12点钟之前睡过觉，但早晨一到3点必醒，这是时差造成的影响尚未消除的缘故。5点多钟，我走出斯洛维亚旅馆，想呼吸一下贝尔格莱德的新鲜空气，便信步来到旅馆附近的一个街心公园。不想，偌大一个公园里却是空荡荡，没有一个人，只有一群群的鸽子在草地上觅食，这样一个好地方竟没有人跑步，没有人练拳，以我们中国人的眼光看未免太可惜了。
一位强健的农村老太太，挑着两筐辣椒、圆白菜之类的农产品走进了公园。她放下肩上的担子，坐在椅子上，从怀里掏出一块夹着香肠的面包，大口嚼起来。这可不得了，立刻有几百只鸽子，飞到老太太面前，有的落在她的脚上和膝盖上，等着分食她的面包。老太太十分高兴，把手里的面包撕成碎块抛到地上，然后又把膝头肩头的鸽子赶开。有两只小松鼠也来凑热闹，它们从树上跳到椅子上，又从椅子上爬到老太太身上，跳上跳下，与鸽子争着面包屑。
贝尔格莱德的大街上到处都是一群群鸽子，它们不但不怕人，也不怕汽车，有时汽车都不得不给鸽子让路。鸽子受到法律的保护，不准捕杀，它们给这个现代化的城市增添了许多生气。一面是：超给市场一个接一个，摩天大褛一幢连一幢，高度的消费，现代的文化；一面是：不加修饰的参天大树，各种各样的花草，胆大妄为的小动物；看似不协调，实则很协调，生态的平衡——人和自然界的平衡，它能使人的心灵得到一种新奇的慰籍。
老太太赶走身上的鸽子和松鼠，挑起担子走出了公园。莫非南斯拉夫也有自由市场？反正时间还早，我便尾随而去。穿过两条街，果然看见了一个十分繁华的闹市，买和卖的多半都是农副产品，和我们北京、天津的自由市场差不多。然而，最使我感兴趣的是“劳动力自由市场”。劳动力自由市场设在农副产品市场附近的另一条街上，我去的时候，已有一些男女中、青年吸着烟在等待雇主。后来，问了一下，这些人有的是没有工作；有的是工作比较轻闲，上中班或上夜班，用上午的时间做做短工；也有的对自己的职业不满意，出来自找工作。有的单位或个人，临时有什么工作需要找人帮忙，就到这个市场来找，需要几个人，双方谈妥条件，签订合同，就高高兴兴地走了。
我想起塞尔维亚作协组织这次国际作家会议，就雇了两个女青年：一个是贝尔格莱德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一个是大学毕业后没有固定职业的妇女，她们既是导游，又是服务员，还可以到讲台上替其他国家的作家宣读讲稿。她们是不是也从劳动力自由市场上雇请来的呢？
身带磷光的儿童
在南斯拉夫城市的大街上，孩子很少，更看不见一群群的半大小子斜叼着烟卷，歪戴着帽子，站在马路边上打打闹闹。我们常常外出活动，从未碰到过一起打架骂街的事情。社会秩序井然，人人都表现得文明而有礼貌。据说，青少年成为“流氓”或罪犯的很少。我纳闷：论消费水平，南斯拉夫在东欧也算是较高的，平均每个人年收入达到2400多美元，这样一个比较发达的国家的青年，竟还能常常参加传统教育报告会，共青团举办义务劳动时大多数青年也都积极参加。那么，“迪斯科”和共产主义义务劳动怎么能结合呢？现代化和传统教育又怎么能统一到一起呢？
我就是带着这些问题，怀着极大的兴趣，去克鲁涅瓦斯城参加了有五六万人参加的“忆苦大会”。在克鲁涅瓦斯市郊的山坡上，鼉立着一个巨大的“V”字纪念碑。当年法西斯匪徒曾在这儿杀害了7千南斯拉夫人，其中包括五年级一个班的学生和他们的老师。开枪前，匪徒问老师：“你是走开，还是留下？”老师回答：“我不走，要和孩子在一起，你们开枪吧，你们的枪声就是我给孩子上的课，我们的后代也永远不会忘记这一枪的！”
每年10月21日这个克鲁涅瓦斯解放的日子，群众都自愿到这里集会纪念被屠杀的7000名烈士。人们把这个集会叫做“大课”。全市共有10万人口，在这一天，有五六万人来上大课，少年儿童一个不落，很多都是全家集体来。从山底到半山腰，人山人海，气氛非常庄严肃穆。有奏乐、唱歌、朗诵、连我都受到了深深的教育。几万少年儿童极其安静，没有人大声喧哗和嬉笑喊叫，没有人随地吐痰和乱扔东西……10月，是南斯拉夫解放的日子，我们又参加了一系列这样的纪念活动。南斯拉夫人是个注重历史和喜欢纪念过去的民族，每个工厂、每个农村都有自己值得纪念的人物和事件。有的村庄在战争中死了一两个人，也竖起一块纪念碑。村村有英雄，村村有值得骄傲的光荣历史。值得深思的是，青少年们年年参加这样的纪念活动，为烈士扫墓献花，而从来又是这样认真严肃。
晚上，我在克鲁涅瓦斯广场散步，猛然看见一叭小学生没有注意信号就横过马路。南斯拉夫的车辆极多，这时有十几辆小汽车飞一祥冲来，车灯一照，前面小学生的身上突然发出一种鲜红色的光芒，汽车立刻停住了，先让孩子们过去。我十分好奇，不知孩子身上为何能够发出红光，走过去一瞧，原来孩子的衣领，鞋跟和书包上全缀有磷光片，平时看不见，车灯一照就反光，这对孩子们的安全很有好处。南斯拉夫朋友为他们后代的身心健康，想得何等周到啊！
我前面说过，平时在大街上看不见儿童，在传统教育的大会上，大多数是儿童。正象他们身上的磷光一样，平时看不见，紧急时候就发光。我们还没有磷光片缀到自己孩子的身上，但愿能给他们的思想以“磷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