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散会后我却受到了中国人的批评，有我的同胞，也有美藉华人学者，说我太硬了，太厉害了，叫美方的主席下不了台啦，等等。他们有的直接跟我提，有的到团长跟前“捅棒槌”。金斯伯格对中囯作家提出了那么多虽然不一定出自恶意，却不无嘲弄意味的问题，他们似乎没有什么反感。我的回答稍微锋利一些，他们先受不了啦！有些并无多少真本事，在美国混碗饭吃的人，他们要迎合美国人，无论说怎样的话，我都可以理解。使我深深感到悲哀的是我的某些同胞。看来应付美国人倒不困难，困难的倒是怎样难取得自己人的谅解和配合。
因此，在这一部《过海日记》中，我决定不惜冒各种嫌疑，如实地公布我在美国各个不同的场合讲的每一段话以及美国人和中国人对我这些讲话的反应。读者从中不难看出，一个中国人出国访问，其艰难之处在什么地方。特别是到美国这样一个特殊的国家，各大城市都有中国城、唐人街，你每到一地都不难碰到一群的中国人，他们可以成为你了解美国的桥梁，也可以成为一堵墙，妨碍你接触真正的美国。
写到这儿感情激动，手中的笔跑题了。现在书归正传。我不能说喜欢金斯伯格，但也不讨厌他。晚上我们一起去赴一位剧作家举办的宴会。在旅馆的门口他看见了我，急急忙忙从兜子里掏出两本他的诗集，右脚蹬在花坛上，垫着膝盖签上他的大名，送给我。其中一本就是他的成名作《狂笑及其它诗篇》。金斯伯格的手里仍然提着他那个风琴，不论到哪里参观或吃饭，他必带此物，有请就唱，有时不请也唱，甚至在汽车里也一路唱个不停。今天晚宴的主人是个50多岁的单身汉，自己住一幢楼，褛内陈设相当豪华。他外表诚恳善良，也是个同性恋者，借来和他相恋的男朋友的妻子作今天的女主人。两个朋友一个妻子，这是最现代的“三角恋爱”。然而3个人却相处得极其友好，殷勤好客，亲如一家。只可惜晚饭吃的时间太长，结束时巳近半夜，没有唱歌的时间了。今天晚上却是我们对搞文艺晚会最有恃无恐的一天。因为吃饭的时候我看见电影演员陈冲也来了，有这位姑娘在场，中国人还怕出节目吗？我们可以只管吃饭谈笑了。谁知却没有机会让陈冲在异国他乡又当着这么多中美作家表现她的演员才能。吃过饭她高声叫喊着一个中国留学生的名字，乘车走了。我也陪着金斯伯格提着他的风琴，悻悻地坐进汽车。在路上我鼓动他放开了喉咙。
作家们喝足了酒之后
为期3天的中美作家会议只剩下最后一天了。卡曾斯十分谨慎，冯牧有大家风度，作为出色的作家，两人都不缺乏应有的才气，他们小心翼翼地掌握着会议的方向盘，寻找共同的目标，向友好的彼岸行驶。会议平静地进行着，大家发言很踊跃，却不失儒士风度，没有热烈的争论，没有激动人心的场面。真正关于文学的问题讨论并不是很多，更谈不上深刻，可以叫做“外交场合的文学讨论会”吧，文学一有了前提——不论是为外交政策服务，还是为政治服务，就失去它应有的魅力了。生活在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社会制度下的作家们，要想聚在一起深刻地讨论纯文学的问题，显然是不大容易的。
米勒提出了“工具论”的问题，他主张不要把戏剧变成宣传的工具，应该变为莎士比亚的剧场。
格雷提出了“人性论”的问题。人类所具有的好的品质是动物中最高尚的秉赋；人类身上丑恶的东西也是动物性中最丑恶的。然而，人性——是各民族所共有的，也各有区别，内容和表达的形式也不尽一样。这位女士最后的两句话打动了我，她说：“写作是很痛苦的，有时要哭三四次。但作家不写的痛苦会更大，我们所以要写，是因为我们有良心。”
赫西重申自己的主张：作家在自己的土地上总感到是局外人，因为他们身上都有一种叛逆性。
金斯伯格坚决反对李瑛在发言中提到的文学要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他说，文学为人民服务，人民犯了错误怎么办？难道要文学为错误服务吗？事实也是人民经常犯错误。“为人民服务”的理论没有把天和地连接在一块。
遗憾的是这些问题都未能展开深入的讨论，时间不允许了。
中午在凯蒂博物馆的餐厅里用饭，我同梅缵月和一对年老的美国夫妇坐在一个餐桌上。几天来，这对形影不离的老夫妇引起了我的注意，开会的时候他们坐在台下旁听，吃饭的时候（任何一个宴席）都少不了他们。他们总是默默地或吃或听，很少说话。他们是什么人呢？和这个会议有什么关系？
今天坐在一张小饭桌上，要想不说话是不可能的，那显得太无礼了。然而美国女人比男人更热情，老太太首先打破沉默：“你的发言很精采，想不到中国作家讲话这样幽默，有风趣，有自己的个性。”
她以前可能以为中国人都是千部一腔的，千人一面了。
在交谈中我才知道这位老先生叫瑞德，是联合国难民基金委员会的副主席，是这次会议的赞助单位，也就是出钱的。难怪大小宴会必须请他们到场哩。
在美国进行各种各样的募捐是很平常的事情，团体也好，私人也好，只要想出个名堂，写出详细的报告，就可以找资本家和有钱的单位捐款。资本家为什么愿意“出血”呢？他们捐了款就可以少上税或不上税，经济上并不吃亏，还落个好名声，何乐而不为！
饭后花两个小时参观了凯蒂博物馆，没有什么值得一记的地方。建筑格局造作而粗俗，收藏的东西真正有价值的也不多。博物馆的主人当过加利福尼亚州的州长，每年他只是拿基金的利息就有两千多万美元，可想而知他是什么样的富翁了。钱多得无处花，于是便建造了这样一个附庸风雅的产物——凯蒂博物馆。话说回来，有钱人搞这样的附庸风雅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当我们回到那个可爱的礼堂，离闭会的时间还有一个多小时了。出于礼节，冯牧和卡曾斯让三位列席代表每人都做了一个简短的发言。聂华苓讲了还不到5分钟，都是很得体又很合时宜的客气话，也符合她的身份。这是个撒得开、收得拢、能交际、善应对，具有相当活动能力的女人。从她能冷静地估计自己的写作前途，毅然把大部精力放声操办国际写作中心上，广交天下作家，可以看出她的精明和干练。她的《桑青与祧红》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时，她做了很大的删节，当我对照原文知道她删去了哪些内容时，佩服她的气魄和果断。她也是“政治第一”的，了解美国读者，也了解中国读者，知道写哪些内容可以在海外赢得读者，或可以赚点钱；而哪些内容决不应让国内读者看到。1980年我在北京和她及她的丈夫保罗安格儿有过接触，但要了解她们这样的人，却不象在国内了解一个普通的女同志那样容易。
陈若曦的发言配合了卡曾斯先生的题目，说作家为禁止核武器服务不是政治问题，而是拯救人类的问题。作家应该凭良心写作。她在这儿大谈良心，却没有谈怎样证明自己的良心。她可能以为良心是空洞的，是看不见摸不到的，是可以由自己做出各种解释的。殊不知，良心藏着，良心的尾巴是露着的，语言，行动，作品，对自己、对朋友、对民族的态度，都是可以把良心合盘托出的，一个没有祖国，不要民族的人，还谈什么拯救人类！她给自己选择了一个最困难的题目。此人40岁上下的年纪，却带着一股泼辣能干的劲头。
李欧梵讲了些什么，当时就没留下印象。他说一口流利的北京话，长发，小胡子，戴副眼镜。前年回中国一趟，拜访了茅盾、巴金和一些中青年作家，回到美国写文章、讲话，逐一挖苦一顿。出访前，朋友在向我介绍他们这一批人时，称他们是“二道贩子”。到美国卖中国，到中国卖美国，两面都吃。这未免也太口冷了！
两位主席最后都发表了才气洋溢的结束语，给这次中美作家会议一个十分圆满的结局。卡曾斯最后的一句话非常准确地道出了大多数人的心情。他说：“……好象会议刚刚开始，却不得不结束；我们大家相处得有了感情，又不得不分手了。”
会议闭幕以后，一直不大肯多讲话、讲究衣着举止、文人风度十足的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却动了感情，他说这是他参加过许多作家会议中最成功的一次会议。他的观点和卡曾斯的主张是很接近的，这和索尔兹伯里的经历有关，他是个著名的新闻记者，在苏联工作了很长时间，出版过关于苏联的畅销书，是美国首屈一指的苏联观察家和《纽约时报》客座社论撰稿人，也貧当过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的主席。他的文学主张很明确：“笔比剑更有力量！”
晚上，一个电视剧作家在家里举行宴会，庆祝中美作家会议胜利结束。主人准备了茅台酒，几杯酒下肚，作家们都微带醉意，纷纷站起来祝酒。祝酒辞也花样百出，有的说故事，有的讲笑话，有的发表精辟的言论。金斯伯格拉着女翻译余珍珠一定要叫我猜个谜语，他吹嘘说这个谜语讲了20年了，没有一个人猜得破。我也跟他吹牛，说从3岁起就猜谜语，还没有碰到过猜不破的。他说，把一只5斤重的鸡装进了一个只能装1斤水的瓶子里，你用什么办法把它拿出来。我想了想，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就说：“你能把鸡装进去，我就能把它拿出来，你用什么办法装进去，我就用什么办法拿出来。你显然是用嘴皮子装进去的，那我就用语言这个工具把它拿出来。”
金斯伯格哈哈笑了，伸出大拇指。论幽默，讲笑话，猜谜语，这在中国人来说是拿手的，岂能被他难住。
但最精采的还数汪纳古特的祝酒辞，他说：“因为我们会议的成功，我得到最新情报一一第三次世界大战不会再发生了！”
大家都笑了。这个人真厉害，要散场了，借着酒意，还不忘刺一下主张用文学反战的卡曾斯先生。可是他对茅台酒说了一句不大恭敬的话，却遭到了主人的一顿臭骂。主人高声说：“汪纳古特对于喝酒简直是狗屁不通！”大家又是一阵哄笑。
几天来，任何场合都没有出现过这样热烈欢快的局面。在回来的路上，梅缵月对我说：“看来不给作家喝茅台洒是不行的，作家一喝茅台就放松了，才气就出来了。”
当我们向汪纳古特告别时，送给了他一点纪念品。他显得很激动，顺手抓过一瓶酒塞给了一个朋友，打开抽屉拿出一件没有拆封的上衣给了我，然后又从床上抓起一件穿脏的衬衣塞到吴强的怀里。象运动员在球场上交换运动衣一样，贴肉的衣服只能送给最亲近的朋友。这时候，汪纳古特显得天真而可爱了。而金斯伯格则用紧紧的、长久的拥抱来告别，伹他那乱草似的大胡子可真叫人受不了。
娱乐的天才，天才的娱乐
迪斯尼乐园——真假颠例的世界
昨天晚上回到旅馆，急急忙忙打开电视机，调好频道，报纸上预告要播放电影《愤怒的葡萄》。不假，确实是《愤怒的葡萄》，但演不了几分钟便插进一大堆广告，不仅把电影内容切割得七零八碎，而且如果照这样的速度播放下去，一个半小时的电影，5个小时也放不完。我实在忍无可忍，看着手表做了一下统计。在半个小时内，电影只播了13分钟，广告倒播了口分钟。
美国是一个商业化的社会，任何事业只要能赚钱就能发展。资本家要求文学艺术为商业服务，用金钱收买艺术，又把艺术变为赚钱的工具。
格雷嘲笑赫尔曼沃克（《战争风云》和《战争与回忆》的作者）的作品是粗劣的、没有文学价值、是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时候，顺便向我讲了这样一种情况：美国的出版商可以用广告把一部质量低劣的书哄抬成畅销书，他们象推销物质产品一样，揣摩读者心理，迸行市场预测、市场调查，由他们定主题，甚至把情节都规定好，然后指派作家去写。作家不跟出版商签订这样的合同，他就不出你的书。把文学变成了一种买卖，一种工业。
我在会议上曾向美国作家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到美国好几天了，参观游览、看电影、看电视、开会讨论文学问题，稀奇古怪的事见到不少，就是没有看到不受任何干扰的真正的文学艺术，美国的文学艺术面临着完全被商业化的危险。美国作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相反倒勾起他们的一肚子牢骚。
今天，我们游迪斯尼乐园，我忽然对这个问题有了新的理解。
乐园对赫鲁晓夫关门
正象有人知道美国有个好莱坞，而不大知道有个洛杉矶一样，迪斯尼乐园的名声越来越大，甚至大过了好莱坞。每天参观迪斯尼乐园的人远远超过了参观好莱坞的人。洛杉矶因为有了它，正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在国内尚未动身的时候，一些到过美国的朋友曾跟我谈起过这个迪斯尼乐园，建议此处不可不看。来到了洛杉矶，向我推荐这个乐园的人就更多了，有些美国人很有点以此为荣。这当然不是没有道理的，其中很有说服力的一条就是一一凡到美国来访问的各种重要人物，大多数都要看一看迪斯尼乐园。而且有的人是某一些国家的首脑人物，他们提出了要求，还不一定准能看得上。
这真有点故弄玄虚，给迪斯尼乐园又披上了一层神秘色彩。信不信由你，梅缵月博士向我讲了一个故事——世界上曾经出现过一个几乎是比迪斯尼乐园还要出名的人物，叫：赫鲁哓夫。他在演说时据说是用皮鞋当惊堂木敲击讲台，震惊了世界。他在访美的计划中有一项是游玩迪斯尼乐园。美国政府的官员到迪斯尼去联系（这个乐园是私人的，政府无权下命令叫他们非接待不可，所以只能用“联系”这个词），想不到迪斯尼乐园的负责人对赫鲁晓夫不感兴趣，拒绝接待。也就是说，他们拒绝按接待闰家元首的特殊规格接待赫鲁晓夫。美方官员不好对赫鲁晓夫实话实说，只好找一个能说得过去的理由，希望他放弃游览迪斯尼乐园的打算。赫鲁晓夫的气魄世人都有所闻，越是不让他看越发逗起了他的兴趣，他坚持一定要看看这个迪斯尼。
无奈，美方官员第二次去找迪斯尼的负责人谈判。乐园是自由开放的，人家花钱买票，你没有道理拒绝。迪斯尼的负责人回答的更妙：“你们要领他排队买票入园，请只管进好了，何必找我？但迪斯尼游客如云，乐园里不负责他的安全保卫工作，出了问题由谁承担？”
这一板把美国国务院叫住了，最后只好叫赫鲁晓夫坐上直升飞机，在迪斯尼乐园的上空兜了一圈儿。看看，乐园里不光有“乐”，这里还受世界政治气候的影响。这下倒非去看看不可了！
走后门有方。
见惯了北京王府井和天津劝业场的人，乍一到洛杉矶简直觉得是“如入无人之境”。大街上闲逛的人很少，偶然碰上个把人也都是行色匆忙；一个个偌大的超级市场里也没有多少顾客光顾；饭店里更是清静安闲，人们随去随吃，都是招待员等顾客，决用不着顾客等座位……我就纳闷：美国的人都到哪儿去了？他们也有两亿多人，洛杉矶又是美国西部大城，难道就没有那种万头攒动、摩肩檫背的场面吗？
要看这样的场面就得去迪斯尼乐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