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当你看到这些文字的时候，我应该首先告诉你，那件事都快过去100年了。所以，这也让我常常在想，老天之所以让我活成老古董一样，就是要我把这件事说出来。不，现在，我是要把它写下来，尽管仍有许多连我都解不开的谜团在里面。
那时候，还是民国18年，刚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回来的我，回到了我早已不大习惯的乡下老家。记得当时我在乡下当着大财主的爹，不紧不慢地抽着一根烟杆极长的烟袋锅，且埋着眼问我：
“这回回来，不会再走了吧？”
记得当年我离开乡下老家，到京城读书，毕业回来，我爹也是这样问过我的。我想，当时我正仰头望被各种烟气熏黑的屋顶，耳朵也拉得很长，正听院里管家老徐训斥奶娘刘妈的那些话，心里一阵厌恶感不由生起。所以，听爹问我再不走的话，于是，我先用摇头回答了他，接着又开口回答了他，我说：
“走！”
爹便急切道：
“怎么，还要读？”
我又点头。
我爹便更加急切道：
“京城的书都读过了，哪里还有书让你读？！”
我便说出了一个地方。我说：
“我想与表哥一起去美利坚。”
美利坚这个名字，在民国18年的我们乡下老家，还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名字。或者说，他们从来没有听过世界上还有一个叫美利坚的地方，更无从知道美利坚在我们乡下什么方位，距离又有多远。我爹一听，当然也同样感到陌生。其实对于我，那同样是一个陌生的地方。
所以，一向在乡下以老大自居的我爹，当时一脸吃惊的表情，让我后来每次想起，都忍俊不禁。
但我爹从小喜欢表哥。表哥全名李文轩，是城里我舅家的儿子，比我大一岁。在我的记忆中，几乎是文轩做什么，我爹就让我做什么。
当然，我爹之所以喜欢这么干，我也清楚，也不完全是因为他喜欢这个表哥，关键还是，我爹凡事，都习惯让我那个在县公署当知事的舅舅拿主意。
所以，听说文轩要去美利坚读书。爹最后也哀叹一声，只好由着我，随表哥去了美国，先去了一个叫伯朗的大学继续读书。
其实，说心里话，我也并不想再读书，尤其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再读书。但我又厌恶呆在家里。关于这儿，我也说不清为什么。但后来，我还是很认真地想过，我觉得首先是管家老徐那副嘴脸最让我受不了。
管家老徐，在我的印象里，又是这样一个人，虽然年岁不是很大，但却老奸巨滑。他在我爹面前是一副嘴脸，在他人面前又是一副嘴脸。或者说，当着我爹的面，他是一只格外听话的哈巴狗，使唤起我家长工短工丫环婆子来，也是格外地荷刻。我就见过，我爹就曾当着他的面，对他竖过大拇指。但我爹不知道，一旦他不在跟前，管家老徐又是另一副嘴脸，甚至对爹都敢大不敬。
有一次，我就亲眼见到，管家老徐对我爹那个最小的老婆动手动脚过，那个不要脸的小老婆也看不出有任何反感，两人又打又闹。我一点办法都没有，话又没法说。关键还是，爹对他是那么地信任和依赖。
还有，就是爹的那几房姨太太了，他们在爹面前的那副丑态，谁见了都会觉得恶心。
当然，这并不是我不愿呆在这个家的全部理由。我的全部理由就是想独自一个人，或与表哥李文轩一起，过一种没人管束的自由自在的日子。也正是因为此，在当时，除了读书，我还真想不出还有其他离开这个家的借口。
在位于美国罗德岛州的伯朗大学，我们选修的主要还是地质和考古。关键还是李文轩对这两个专业感兴趣。所以，在伯朗两年多，我都不记得自己都学过一些什么。
但我知道，表哥李文轩却在这里如鱼得水。他不但学习上刻苦，还经常参加由美国佬组织的各种业余地质勘测活动。
如果不是毕业那年，表哥文轩在一次业余地质勘测活动中，结识了一个叫安特生·泰勒的同样是狂热地质勘测美国佬，我和表哥李文轩还是准备转到曼哈顿的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深造教育学的。
因为从陆续到美的中国留学生那里，我们听说，当时要回国，能够谋到的最好职位恐怕就是到大学教书了。但这一职位，又不是那么容易谋到的，最好要有教育学历才能顺利进到国内的大学。
所以，我们又临时决定，待转到中国留学生较多的哥伦比亚大学进修完教育学，再回国。
但也就是在这时，这个叫安特生·泰勒的美国佬，告诉了我们一个当时在我们中国国内，应该称得上绝对机密的秘密。后来，表哥文轩也正是想揭开这个秘密，才最终放弃了在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深造回国的。当然我也是。
但当时我们并不清楚，安特生说出的那个秘密，会让我们从一条很安逸的生活轨道上迈出，从此走上一条生死未卜的不归路，进而有了我现在要准备写下的这些文字。
安特生告诉我们的那个秘密是这样的。安特生说他父亲活着的时候，曾是一个长期在中国工作的铁路工程师。他说他父亲不但是个铁路工程师，也是一位狂热的矿藏勘测爱好者。活着的时候，不但帮着中国建铁路。空余时间，便到山里去找矿。一次，他就在太行深山发现了一处金矿床。
后来，他父亲就把这一发现告诉了当时的直隶总督袁世凯，要求协助开采金矿，并从中得到分成。袁世凯也满口答应了他父亲的要求。
可待袁世凯奏请慈禧太后，要求开采这处金矿床，以填补国库之需。万没想到，却遭到了慈禧的坚决反对。理由是发现的此处金矿床，距清陵园清西陵近，一旦开采起来，恐会破坏大清皇祖坟地风水。最后不但不准开采，要严密封锁消息，还秘密下令袁世凯，要设法除掉那个发现金矿床的美国人。
安特生说，他父亲后来就是在中国铁路施工现场，被几根滚下的枕木砸死的。
安特生说，他父亲死在中国的消息传回美国那年，他才几岁，所以，他并不清楚他父亲曾在中国发现过金矿，或者知道，他父亲的死可能是出于一场阴谋。但他母亲后来告诉他，就在母亲听到丈夫在中国突遭意外身亡消息之后不久，也恰恰收到父亲生前托人从中国捎回的一个包裹。
在包裹里，母亲不但见到了一块金矿石。还在包裹里一件衣服的夹层里，找到了丈夫写给她的一封长信，和一处金矿床的详细地图。
当时，为了让我们相信他的话不是谎言，安特生还特意拿出那块金矿石让我们看。我们看到，那块足有两个拳头大小的金矿石表岐，天女散花一般，布着很多金色的黄金小颗粒。用我们不大老道的眼光看，那应该算是金矿石中的上品。
不过很快，我们也明白了安特生告诉我们这个秘密的目的，他是想让我们帮助他去中国，寻找他父亲曾经发现的那个金矿床，进而开采那个金矿。因为他的经济能力还不能够让他去中国，更不用说去开采金矿了。
当然，后来我们也很快清楚了，安特生在把这个秘密告诉我们之前，他当然已经设法弄清楚了我们身份，他知道我们一个是地方官员的儿子，一个是有钱人家的儿子。
但我们再清楚不过，我们并没有能力帮助他去中国，去实现他的发财梦。好在，当我们学着美国人的样子，向他摊着双手耸耸肩，告诉他，我们没有钱，我们花的每一分钱，都是从家长那里讨来的。同时，我们还告诉他，我们的家长都是老顽固，也不会帮助他去中国。
安特生听过，倒也耸耸肩，表示他并不在意，他相信一定会有机会的。
果然，机会就在随后不久出现了。那时我们已到哥伦比亚大学，也正是在那里，让我们结识了也是后来一同去寻找金矿的那几位中国留学生。应该说，他们的名字早像一枚枚钢针，深深地剌进了我的心里，现在一想起他们，都令我心绞一般疼。
他们分别叫杨赞、陈鹤江、辛向学和连墨林。
后来想想，认识他们也属必然。因为我们租住的地方，与他们居住的地方是在同一栋小楼里。他们住二层，我们住一层，又都是中国留学生，相互打过几回招呼，也就熟起来。
据他们讲，他们来美国比我们还要早两年，但他们总如蜻蜒点水一般，很少能够在一个学校里呆住。也是不久前，他们才来到哥伦比亚。
不过，重提安特生和他想去中国做发财梦，还是后来，在我们一起的一次聚餐中。
当然每次聚餐，扯来扯去，扯得最多的当然还是在国内发生的事。那一次，不知为何，就扯到了袁世凯身上。这当中，被他们称为老大的杨赞，便又说出了一件发生在袁世凯身上的事。也可以称作是安特生父亲发现金矿床的另一个版本。
杨赞说，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时候，慈禧太后曾责令他修西陵铁路。这期间，也有人在西面大山发现了铁矿，袁世凯得知后，力主开采，以所得费用，填补北洋军扩军之需，。
待袁世凯奏请慈禧太后，没想到，却遭到慈禧太后的坚决反对，理由是发现的此处铁矿，距清朝陵园清西陵太近，一旦开采起来，担心会破坏了大清皇祖坟地风水。最后不但不准开采，还要袁世凯严密封锁消息，并对矿藏所在想法加以掩盖。
但袁世凯阳奉阴违。修西陵铁路，预算资金为80万两白银，朝廷拨60万两，由直隶省筹集20万两。但最后修成西陵铁路，只用了朝廷拨下的60万两白银，而地方募集到的20万两白银却不知了去向。
一时间，人们纷纷猜测，是袁世凯就把那20万两白银秘密藏在了发现的那座铁矿附近，准备日后买开矿设备之用。只是后来袁世凯不断得到得到慈禧重用，也就慢慢将此事搁置了下来。
杨赞说，这事他是无意间从他爷爷哪里听到的。
杨赞说，袁世凯活着的时候，他爷爷曾是袁世凯身边的重要谋士，一直跟随袁世凯多年。
于是，也是在醉酒中，表哥文轩便向他提到了那个美国人安特生，和他父亲生前在清西陵附近发现金矿床一事，并把安特生准备去中国寻找那座金矿的事也说了。
没想到，杨赞听完，当即就兴奋拍了一下桌子，
杨赞说：
“这么一说，这事一定就是真的了！”
又说：
“如果是这样，那还等什么，用钱也好说，我能提供呀！”
又说：
“我爹经常说我干不了大事！这便是一件大事！”
说完又说：
“即便找不到一座金矿，和传说中的那20万两白银，能够找到一座铁矿，也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也比在美国干呆着强上千倍万倍！”
这时我们也才清楚，这位杨赞的父亲，当时正在中国军队任职，说来还是蒋系军中一位不小的头目，也正是要钱有钱，要枪有枪，要权也有权的好时候。
于是，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不但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所有的勘测设备和户外设备，也立即由杨赞去筹集，并先期运回了国内。
接着，杨赞又提议，要所有知道这件事的人都参与到此次勘测中来。而且还提出，若果真找到袁世凯藏匿的那20万两白银，由他分大头，其他人拿小头；若找到安特生说的金矿，或开采或卖出，都由安特生拿大头，其他人拿小头；若两样都能找到，就用找到的白银买设备采矿，杨赞与安特生一起拿大头，其他人拿小头。
也正因为所有一切都由杨赞出钱筹集，看他那样子又算得上一个仗义之人，说话又公正。所以，他怎么说，大家也便怎么做了。
文轩一开始还犹豫，在继续深造和回国跟大家一起发财之间举棋不定。但无论如何权衡，回国发财那都是一个无比巨大的**，最后，便也决定要跟着大家一起回国发这笔横财。我当然也是。
于是，在民国18年那个夏天，我们从遥远的美利坚回到了中国。因为杨赞只负责设备和户外用具，并不负责每个人在此期间的用度。所以，在进山之前，我们又不得不各自回了一趟家，向家中讨足用度，再到天津聚齐。
不过，几年过去，家似乎也没有什么大变化，大家仍是一板一眼地过日子。爹呢，仍是喜欢不紧不慢地抽他那根烟杆过于长的烟袋锅，且仍喜欢埋着眼说话。当时，爹就是埋着眼问我的。
爹问：
“这次回来，不会再走了吧？”
爹这么问，我知道，他真的是想把乡下这个家交给我管理了。当然，他更希望儿子最终能够回到他身边来。所以，我想，我当时的回答，一定让爹伤心透了。
我说：
“要走！”
爹问：
“这回还能去哪儿？”
我说：
“准备到京城教书！”
这也是杨赞要求文轩回国的条件。他说，无论这次找得到找不到所要的东西，完事之后，他都想办法将文轩和我安排在京城大学教书。所以，这也是我与表哥回家前共同要说的瞎话。
但爹听罢，也只是哀叹一声，我知道，他老人家虽然识字不多，却是一个极崇尚有知识的人。所以，那次他仍没有阻止我。
于是，我匆匆离家。本想着几个月后，我能够给爹一个大惊喜，然后再像我们瞎话中说的那样，到京城去教书。
可谁知，这一走，竟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